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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的军队政治教育思想

胡正兵

[摘 要]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创建了以工农为主体的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毛泽东是这支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领导这支军队打败了内外敌人,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亲自组织下,这支军队的政治教育也有了许多重大的发展。在这支军队的发展壮大过程中,毛泽东的军队政治教育思想也逐渐孕育、形成。

[关键词] 毛泽东 军队 政治教育思想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缔造了一支以工农为主体的新型人民军队,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成功推翻了“三座大山”,最终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在毛泽东的宏观指导和直接组织下,军队政治教育逐步形成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经验做法、制度原则和科学思想。本文拟对毛泽东的军队政治教育作一简要梳理和分析。

一、把握思想领先的根本方针

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行动,总是在一定思想的支配下有目的地进行的。很显然,思想进步是一个人工作进步的先导。对于革命军人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显得尤其重要。毛泽东一贯重视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提倡和坚持思想领先原则,先后做出了军队政治教育是“最迫切的问题”、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是党在军队工作的“中心环节”等一系列相关论述。在1929年12月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毛泽东明确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1]p348后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和《论联合政府》中分别强调:“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2]p513;“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3]p1094。这些论述,均体现了毛泽东在军队政治教育方面始终注重思想领先原则。

二、夯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基

在毛泽东委托并亲自审阅修改的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有这样的著名论断:“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4]p420事实上正是这样。当有了实现某种目的的客观物质基础和可能性的时候,能不能通过政治灌输引导来改变人们的思想,影响个人主观努力的程度,其结果大不一样。显而易见,毛泽东学习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决定精神和精神对物质有反作用的基本原理,使其军队政治教育思想拥有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根基。而且,毛泽东还要求军队的政治教育必须坚持宣传正确的革命理论,着力提升广大官兵的理论素养和政治水平。为了深刻揭露和批判党内的机会主义错误,提升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他于1937年先后写出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全面而深刻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军队拥有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为军队政治教育奠定了厚实的哲学基础。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军队在政治训练中也有组织地对干部进行了系统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教育,对战士进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思想的常识教育,不断加强部队指战员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

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方法

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是军队进行政治教育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毛泽东一贯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对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做过深入浅出地阐述,他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通,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3]p815井冈山根据地建设时期,为了启发革命战士为工农而战的高度自觉和必胜信念,提高广大官兵的觉悟水平和政策水平,毛泽东通过亲自调查和缜密的理论研究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重要文章,极大地教育鼓舞了红色指战员建立和捍卫红色政权的革命信心和战斗热情。正是基于对革命实践的总结,他对理论联系实际的政治教育效果作了这样最简明的概括:“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5]p64解放战争初期,中国人民的斗争条件是极其困难的,毛泽东在详实分析敌我双方形势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对比分析的科学方法,教育引导广大官兵和群众充分认识蒋必败、我必胜的科学道理,很好地扭转了党内军内少数人产生的悲观和畏惧心理,为消灭反对派、建立新中国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四、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

这支由毛泽东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历来坚持在政治教育中以阶级教育为基础。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提出了进行阶级教育的重要命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4]p3旗帜鲜明地阐明了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明确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随着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得到解决,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内的部队都普遍地、持续不断地进行了阶级教育。其中最突出最成功最生动的例子,是1948年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利用战斗间隙开展的以“诉苦”“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3月7日,毛泽东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指出,西北野战军的战斗力之所以能空前提高,“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两个多月中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6]p1294。由此可见,如果军队指战员缺乏阶级觉悟,没有明确的阶级立场、阶级观点,一切政治教育都是没有根基的,是不巩固的。

五、保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人物的领导下,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毛泽东等党和军队的领导人经常教育干部战士,要坚持红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侵犯老百姓的利益,并将人民军队的“宗旨教育”贯彻在军队教育的始终。1928年初,在江西遂川分兵发动人民群众的时候,他专门为红军规定了上门板、捆铺草等“六项注意”。在教育实践中,毛泽东还总结出茶陵工作的经验教训,并给工农革命军制定了包含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内容的三大任务,指明了红军是党团结和带领劳苦大众推翻“三座大山”压迫的力量基础。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又进一步完整准确地阐述了建军宗旨:“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7]p769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军队的宗旨教育一直是军队拒腐防变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保证。

六、体现以人为本的深切关怀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特别强调,执行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必须要有“尊重”这个根本态度,“都必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2]p512。这一点,对于搞好政治教育也特别重要。有了尊重、关心教育对象的根本态度,教育的政策和方式方法才能正确,教育的效果才能好。毛泽东还一直强调,要重视把思想政治工作同关心群众生活和战友生命结合起来,从而巩固、提高政治教育的效果。比如,他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结论中,就专门讲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问题。其实,早在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实践中,毛泽东专门深入二纵队调查研究,总结了七条管理教育方面的经验,其中不少都是关系到政治教育要同关心群众生活相结合的内容。当时,他就要求干部一定要关心战士、体贴战士和解决战士的困难,并把这作为检验每个革命干部是否抓好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标准。再例如,在撤离延安前夕,毛泽东把保卫延安的新四旅的团以上干部请到王家坪,就保存革命力量、保护战友生命亲自进行思想教育,反复说明存人失地地终可得、存地失人必将人地皆失的道理,最终在放弃延安的一年一月零三天后我军就胜利重返了延安。

七、发挥正面疏导的引领作用

用耐心说服、正面疏导的方法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方针。所谓正面疏导,就是疏通和引导相结合,在疏通中引导,在引导中疏通,循循善诱地进行说服教育。毛泽东在领导军队和民众的政治教育中,不仅一贯坚持正面疏导的方法,而且做到防患于未然,有预见性地提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例如,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革命进入了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新时期。当时,“亡国论”和“速胜论”搅乱了人们的思想,毛泽东及时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2]p515。抗日战争胜利后,深受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切盼过上和平安定的日子,军队中也普遍存在着和平麻痹思想和惧怕内战的情绪。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对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非常关心的问题作了科学的分析和回答,通过耐心疏导,使大家正确认识形势、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毛泽东就是这样典范地贯彻正面疏导原则,使政治教育成为引导我军战士和地方群众前进的有力武器。

八、提倡群众主导的自我教育

政治教育必须充分体现群众路线的方法,形成极其生动的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这是毛泽东对军队政治教育极重要的要求。比如,以诉苦、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就是广泛的自我教育和相互教育的群众性运动。而且,这个办法开始也是群众自己创造的,经过领导机关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调研,在集中群众智慧、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最后由毛泽东亲自批示、转发、倡导而开展起来。新式整军运动是用民主的方法进行,是一项有秩序、有领导的民主运动,是一次生动的群众性自我教育。毛泽东还曾亲自规定延安大学的教育方针是“实行以自学为基础的集体互助,教员和学员互相学习,并使教学员中书本知识与实际经验互相交流,同时发挥教学上的民主,提倡质疑问难、热烈辩论的作风,以培养独立思考与批评能力”[8]p158。不难看出,通过大力提倡、启发和开展群众性的自我教育,加上各级领导者紧扣革命战士激发出的上进心理和革命正气来提高部队的觉悟,必然使军队政治教育收效更大、战斗力提升更为明显。

九、强化典型宣传的辐射效应

善于运用正面典型的先进事迹、反面典型的恶劣行径,使官兵们看清堕落分子咎由自取的下场,启发积极向先进分子学习和靠拢的革命自觉,形成军人思想觉悟普遍提高的局面,这是毛泽东关于开展军队政治教育的一种有效方法和手段。1963年春开展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运动,就是这种重要方法的体现。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亲自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随后,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纷纷题词。一个向雷锋同志学习的运动便在全军和全国人民群众中蓬勃开展起来,使政治教育出现了极为生动活泼的局面,也使雷锋精神在全国蔚然成风。当然,毛泽东还重视利用反面典型的“反面教员”作用。例如,抗大学员六队队长黄克功,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对革命有贡献,但在对女学生刘茜逼婚不成时开枪将其打死,最终被判死刑。群众中对此反映不一,不少人认为黄克功革命有功应减刑。1937年10月10日,毛泽东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了信,强调:“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9]p39毛泽东的这封信对官兵和群众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大家从黄克功这个由人民功臣堕落为人民罪人的“反面教员”身上,受到了深刻的法制教育、纪律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

十、注重言传身教的人格魅力

作为中国人民军队伟大统帅的毛泽东,一直非常重视军队的政治教育,并用相当精力亲自推动和躬身实践军队的政治教育。毛泽东在三湾改编过程中采取大会讲话、小会座谈、个别谈心等方式,在部队中广泛进行政治教育,讲明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与旧军队的本质区别,说服官兵克服灰心悲观情绪、坚定革命胜利的信心。据罗荣桓回忆,三湾改编后,在向井冈山进发前,毛泽东率团部特务连和收集的失散人员共40多人,吃饭时没有碗筷,毛泽东和大家一起用手抓饭吃。饭后,毛泽东站一块空地上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连长喊口令!”他的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有力地感染和号召战士们继续奋勇前进[10]p269。当年,美国作家斯诺到延安采访,从毛泽东住窑洞、穿打补丁衣服上教育课等平凡小事上,洞察出共产党人作风的伟大力量,并动情地把它称之为“东方魔力”“兴国之光”。尽管一家6位烈士,但是革命胜利后,他从不利用职权为自己亲属谋取私利,面对亲朋好友的请托,他坚持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抗美援朝开始后,他把心爱的儿子毛岸英送往前线,后来毛岸英牺牲在那里。党的领袖与群众一样,不搞任何特殊,充分彰显了一代伟人躬身践行、以身示教的巨大人格魅力。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1册)[G].北京:总政治部办公厅,2002.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7册)[G].北京:总政治部办公厅,2002.

[5]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8]毛主席论教育革命[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9]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2册)[G],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1982.

责任编辑 张荣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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