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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干将杨登瀛的“白皮红心”

马振犊++林建英

杨登瀛,真名鲍君甫,广东人。他是在1927年11月中央特科正式成立后不久,在周恩来的精心策划与陈赓的努力下,成功地成为国民党中统局上海特派员。

成为红色地下工作者

杨登瀛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高才生。他与时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采访股总干事的同乡杨剑虹是莫逆之交。杨剑虹为网罗人才,特邀请杨登瀛到上海共事。出于对国民党的黑暗深感失望,杨登瀛犹豫不决。这时,他身边的另一位朋友、中共中央特科成员陈养山帮了他的大忙。陈养山了解到杨登瀛想为共产党做事后,立即向党组织作了汇报。这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对于杨登瀛一旦用得好,可以为党组织带来许多便利。

1927年年底的一天,上海霞飞路一家咖啡馆内,中共特工史上的传奇人物陈赓与杨登瀛见面了。陈赓指示他到国民党特工内部潜伏下来,并设法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和租界情報机构,伺机为共产党获取情报,营救被捕同志。这次见面,催生了一位中国历史上虽不是共产党员却又为共产党做了许多有益事情的特殊地下工作者。杨登瀛获取的很多情报都是由他的秘书安娥和保镖连德生传送出来的。

为取得国民党的信任,杨登瀛可谓费尽心力,他千方百计处好与杨剑虹、陈立夫、张道藩等要人的关系。例如,在得知张道藩遇到政敌而愁眉不展时,杨登瀛想办法为张除掉了政敌,使得张对他感激不尽。后来张道藩一路扶摇直上,官至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在他的关照下,杨登瀛一直受到很好的保护。

作为国民党的特工人员,做不出成绩就难以为继,中共地下党经常帮他做出一些简单但又颇能迷惑人的事。例如,陈赓经常把一些共产党内公开发表的《红旗》《布尔什维克》等刊物,以及党的宣言、飞行集会的传单之类没有机密情报的东西交给杨,让他拿去交差;地下党布置一些空会场,让杨登瀛带人前去破获。就这样,杨登瀛在国民党内的地位逐渐牢固起来,从蒋介石到中统的各任长官都对他刮目相看、十分信任。蒋介石甚至亲自签署委任状:“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此令。”后来,陈赓在谈到这一时期的历史时说:“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实际上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借助天生的交际特长,杨登瀛很快同上海军警宪各界和巡捕房建立了关系,并得到他们的信任。杨登瀛在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市党部和宪兵系统都有眼线,甚至与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保持着非常好的私人关系。在巡捕房帮办谭绍良的帮助下,杨登瀛巧妙地利用他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特殊关系为巡捕房办事,让巡捕房的人感到杨登瀛虽不是警备司令部的人,但可以让警备司令部听他的话,于是他们在与国民党中统打交道时,只认杨登瀛。此外,他还利用留日经历帮助巡捕房。当时日本妄图独占中国,这便不可避免地与英美发生矛盾和冲突。上海公共租界英国巡捕房警务处督察长兰普逊,在听取了杨登瀛对日本情报机构的各种情况的分析后,对他佩服有加,力邀他就任巡捕房顾问,还特准他在公共租界紧急办案时,不必履行常规拘捕手续。后来,在兰普逊的介绍下,杨登瀛又担任了法租界巡捕房的顾问。这样,杨登瀛就对英法两个租界巡捕房的动静有了准确和深入的了解,甚至可以直接找关系救人,使中共避免了多次损失。

营救罗亦农

1928年4月15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原主任罗亦农约组织局秘书邓小平谈工作,结束后,为不被敌人注意,邓小平先走一步。邓小平出门后,习惯性地向不远处的暗哨看了一眼,惊讶地发现扮成鞋匠的暗哨向他做了个危险的动作。邓小平迅速回望身后,结果发现英国巡捕房的洋侦探已走进他刚刚走出的大门,罗亦农已无法脱身,被巡捕带走,邓小平幸运地逃过一劫。罗亦农被捕后,周恩来等中央特科的领导人万分焦急。根据当时罗亦农被捕的情况推断,一定是叛徒出卖。为营救罗亦农,也为避免革命进一步遭受损失,周恩来、陈赓等决定要找到告密者。陈赓想到了在调查科工作的内线杨登瀛,因杨跟兰普逊关系比较好,由他出面比较合适。

杨登瀛接到任务,立即行动起来。他仔细考虑之后,认为自己现在正式身份是调查科的人,利用这个身份出面既显得光明正大,又能借此实现自己的目的。于是,杨登瀛给陈立夫和张道藩发了电报,向他们汇报情况并请示下一步的工作。陈立夫得知消息后,异常兴奋,认为罗亦农在共产党内地位非常高,这次总算抓到了“大鱼”。陈立夫命令杨登瀛立即向英巡捕房提出请求,商谈引渡罗亦农事宜,由他来亲自处理。杨登瀛赶往英租界巡捕房,找到老朋友兰普逊,要求引渡罗亦农。兰普逊得知这是国民党上层的意思,对引渡之事并未阻挠,只是提出要钱,一方面是自己及属下弟兄们的辛苦费,一方面说是因为告密者要5万美金,还需提供两本赴德国的护照。

经过杨登瀛对兰普逊的大量工作,终于得知叛徒就是罗亦农的秘书霍家新和贺治华夫妇,而且还打听到贺治华之所以要价这么高,是因为她手中还握有一张300多人的共产党人名单。出卖罗亦农只是贺治华夫妇取信于巡捕房的一个筹码。为避免给革命造成更大的危害,必须尽快惩治叛徒,夺回名单。杨登瀛赶紧把调查的情况向陈赓作了汇报,他还告诉陈赓,经他与英巡捕房商议,决定于当月19日把罗亦农移交到国民政府手中,如不马上营救,罗可能会有性命之忧。中央特科得知这个消息后,很快策划营救方案,准备在押解罗亦农时进行劫狱。可到了关键时刻,陈立夫竟专门为处理罗亦农案亲自来到了上海。由于罗亦农坚决不招供,陈立夫担心夜长梦多,怕到手的大鱼又被共产党救走,于是突然命令立即就地处死罗亦农。杨登瀛知道这个决定时,已经太迟了。等他再设法通知共产党后,周恩来他们已经没有时间和机会进行营救了。

罗亦农牺牲后,中央特科决定尽快惩治叛徒,保护党组织。对于惩治叛徒的过程,1928年4月26日《新闻报》报道称,这日“上午七时许,其家所雇乳媪吴刘氏,因贺氏夫妇业将起床,正并坐床上阅报,乃手提水壶,开门出外,往附近老虎灶买水……迨乳媪买水归来,则见有四人已经入门,穿本国装者三人,直奔楼上;西装者一人,禁止其行动,初尚以为遇盗,不敢声张,维时只闻该屋后门忽大放鞭炮无数……无几何时,三人下楼,偕另一西装者出门扬长而去。吴刘氏惊魂甫定,遂上楼观看,见贺嘉兴(即霍家新,编者注)及其妻……均已倒卧于血泊之中”。《申报》《新闻报》均报道,事发地在霍家新和贺治华的新居,法租界蒲石路(今长乐路)178号。

惩治叛徒白鑫

1929年8月24日,法租界新闸巡捕房在上海沪西新闸路经远里613弄12号,将正在开会的中共重要人物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5人逮捕,周恩来因事缺席而幸免。杨登瀛立即打听到了这一绝密消息,并获悉告密者就是该处房东、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周恩来遂于当晚召集中央特委紧急会议,布置营救工作。

在海陆丰,白鑫一度出任彭湃属下的团长。后来,彭湃到上海担任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后,白又任彭的秘书。因此,白鑫夫妇的住所便成为党的一个重要联络点。26日,彭湃等5人经租界临时法院审讯后,当即判决,下午便引渡给上海警察局。陈赓通过杨登瀛获悉上述情况后,指示他利用陪审员的身份,与彭湃等取得联系,并决定在把他们解往淞沪警备司令部途中组织营救。8月27日晚,蒋介石亲自抵达上海处理此案。他在火车站意外遭到刺客的袭击,险些丧命。蒋介石一怒之下,决定立即处死共产党人。次日凌晨,特科营救成员在陈赓等指挥下,按计划埋伏到囚车必经地枫林桥准备救人,但行动时因枪械意外出了问题,致使行动失败。

30日午后1时,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被杀害于警备司令部大院内。按照周恩来及时惩治叛徒的指示,陈赓立即找到杨登瀛,要他设法打听白鑫的情况。白鑫知道自己势必性命难保。他找到上海市特别党部成员、中统特务范争波做掩护,住在范的公馆里不敢跨出大门一步,打算尽快办妥出国的手续。中央特科情报员在侦知这个情报后,计划在白鑫出国前将其正法。陈赓找到杨登瀛,杨利用跟范争波的关系,到范争波公馆探望白鑫,打听到他出国的具体时间。红队(隶属中央特科,亦称特三科、行动科)成员经过精心策划,终于在白鑫即将踏入送他出国的小轿车之时,将其击毙。

保护周恩来

1930年4月,在杨登瀛的帮助下,共产党成功挫败了一起出卖周恩来的案件。当时,蒋介石的侍从室收到一封写给蒋的信件。写信的人是黄埔一期生、刚从苏联学习回到上海的黄第洪。他向蒋校长诉苦说,在共产党内不得志,准备“改过自新”,投向国民党,请蒋介石亲自接见他一下。作为见面礼,他准备向蒋介石献出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他说,周恩来近期准备接见他,并把详细地址及时间等情况一并在信中作了交代。蒋介石喜出望外,责成陈立夫亲自督办此事,陈立夫则指派徐恩曾出手。为防止意外,尽快抓住周恩来,陈立夫和徐恩曾认真商量对策,经过慎重选择,决定派出他们眼中最可靠的人——杨登瀛来办理此事。

杨登瀛得到这个重要情报后,立即向共产党报警:务必设法确保周恩来的人身安全。按照黄第洪信中约好的接头暗号,杨登瀛跟黄见面了。黄第洪见蒋介石果然很重视自己,非常高兴,向杨登瀛提供了一些情报。周恩来对这个事情非常重视,亲自指挥,在确认黄第洪叛黨事实确凿后,为避免他对党造成进一步伤害,红队对他进行了处决。

营救关向应

1931年4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在其上海闸北的寓所被捕。入狱后,他化名李世珍,并未暴露身份。他被关在公共租界的英国巡捕房里,虽然一开始身份并未暴露,但他被捕时巡捕房在他的住所搜走了一大箱文件,这像颗定时炸弹一触即发。为防万一,周恩来指示陈赓布置杨登瀛尽快营救。

关向应被捕后,国民党宪兵队也听到风声,想把人引渡过来,但因他们跟巡捕房素有矛盾,一时没有办成功。杨登瀛找到兰普逊打探消息,兰普逊对关向应住所发现的文件材料很感兴趣,但苦于中文水平太低,读不懂,尚未发现线索。兰普逊见杨登瀛登门,立即请杨帮忙。杨推脱自己有要务缠身,答应替他另外想想办法。

杨登瀛把情况汇报给陈赓,陈赓设计将自己的助手、中央特科情报科副科长刘鼎介绍给杨登瀛,要他把刘鼎当成中统的“政治专家”介绍给兰普逊。杨登瀛和刘鼎在兰普逊面前上演双簧戏,装作很忙的样子鉴定文件,在兰普逊不注意的空当,刘鼎便趁机将极为机密的文件抽出来藏到身上。刘鼎边翻看材料,边不在意地随口说这只是些学术研究的材料,没有什么问题。傍晚时分,杨登瀛借口要回去加班鉴定材料,便提出把没看完的材料带回去看。兰普逊对杨登瀛没有丝毫疑心,一口答应了下来。杨登瀛和刘鼎回去后,把重要文件全部取出,又连夜将大量无关机密的学术文件放进去,再由杨登瀛交给兰普逊。次日,杨登瀛把文件交还兰普逊,并告诉他未发现什么问题。兰普逊一见文件没有少,便相信了。在杨登瀛的活动下,兰普逊把“李世珍”转到中方的龙华警备司令部。

1931年4月25日,顾顺章被捕叛变,杨登瀛受到连累入狱,营救工作暂停,关向应在狱中的危险加深了。幸好关向应被捕时顾顺章在汉口,尚不知道此事,所以他一时还不会向徐恩曾供出关向应。后来,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帮助下,被关了近半年的关向应终于被营救出狱。

因缺乏进一步的证据,加之张道藩的暗中活动及担保,杨登瀛很快出狱。遗憾的是,此后杨登瀛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失去联系。但是,他曾多次在职责范围内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人。

新中国成立后,杨登瀛受到周恩来、陈赓、安娥、陈养山等人的保护。临终前,他再三对子女说:“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总理是知道我的……”?

(本刊编辑部辑自《读书文摘》)

责任编辑 / 彭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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