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菜单
首页 > 热门资讯 > 党政 » 正文

“彭习军”解放大西北

冷波++汤家玉++樊敏涛++李明

1947年8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亲临西北野战军祝贺“沙家店大捷”。毛泽东问大家:“你们晓得这一仗打出么子形势来了吗?”他激动地说:“你们打了一个翻身仗,打出了一派大好形势。用我们湖南话来说,打了这一仗,就过峁了。”他指出:“沙家店一仗以后,我们就要从内线作战转入到外线作战,从被动的守势变为主动的攻势。”遵照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我西北野战军开始对敌展开战略进攻,从军事上歼敌胡宗南部、西北悍匪“马家军”之主力之外,还开展和平统战的政治斗争,解放约占我国陆地面积三分之一的西北全境。

“新式整军”提战力:

宜川大捷 光复延安

沙家店一战之后,“西野”前委决定:一、三纵队和教导旅继续在陕北内线作战,歼灭延安之东北的延川、延长和清涧孤立据点之敌,并筹集物资,为尔后外线作战准备条件。二、四纵队大军南下,绕过延安,从大小劳山经南泥湾、九龙泉、旧县等地向南进军,开辟黄龙根据地,威逼国民党战略重心西安,以吸引胡宗南部主力南下,调动和分散国民党军,为我内线作战创造条件。

其时,粮食极度紧张,我“西野”官兵将米糠、秕谷、瓜菜和几把碾压成片状的黑豆,加水熬煮,制成当地叫“糠菜糊糊”的粥状食品,连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也依靠这种食品充饥。加之1947年夏秋以来,陕北先旱后涝,庄稼严重歉收,粮食问题严重困扰人民解放军。党中央和西北野战军,把粮食作为重要问题考虑,遂决定贺龙、习仲勋回后方工作,搞好后勤保障。8月24日毛泽东电令贺龙、习仲勋做好粮食保障,以完成作战计划。

经我“彭习军”的连续打击,敌胡宗南部已没有力量发起进攻,被迫改为守势:令其整三十六师一部守绥德,整七十六师一部守清涧、一部守瓦窑堡,其余部队由董钊统一指挥,迅速从绥德经清涧,沿咸榆公路南撤延安。

我军抓住战机,不断打击南撤之敌。9月21日,二纵、四纵一举攻占宜川,歼敌7000多人。10月1日,一纵、三纵、教导旅等部在延长、清涧之间发起进攻。4日,我军包围清涧县城。清涧是榆林至延安公路上的要点,守军为敌整编七十六师。敌占延安后,该师奉命驻守延长、延川和清涧一线。敌七十六师发现自己被围之后,师长廖昂急忙向胡宗南建议放弃清涧,转移至绥德,与整编三十六师一六五旅会合,被胡拒绝。孤立无援的廖师致电说:“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守,不能守则走。既不能战,又不能守,又不能走,唯死与降耳。”胡拒廖师之意图:是以清涧的坚固工事吸引和消耗我军,再出援军,将我包围起来,内外夹击。胡宗南将这一战术美其名曰“钓鱼战术”。

我军进攻清涧之时,敌名将刘戡亲率5个旅火速增援。9日,刘戡到达距清涧不足30公里的永坪,遭到我军阻击。11日拂晓,我军拿下清涧。清涧一战,我“西野”歼敌8000多人。至此,胡宗南在延安以北占领区全部丢失,无力北犯。10月底、11月初,“西野”第二次围攻榆林,胡宗南已无力支援,蒋介石只得调动宁夏马鸿逵部与绥远傅作义部增援,才解榆林之围。

一个多个月的时间,“西野”相继攻占劳山、石堡、白水、延川、延长、清涧等地,继续挥师南下。面对如此战绩,习仲勋保持清醒头脑,他发现部队中存在突出问题:少数干部和老战士厌倦战斗生活,有的想到后方工作,有的想到环境好的地区,致使政策观念淡薄,纪律松弛。特别是部队俘虏兵的增加,给部队教育带来新的困难。多数单位俘虏兵占了一半,有的连队甚至占到80%以上。这些被称为“解放战士”的俘虏兵阶级觉悟很低,不知道为谁当兵、为谁打仗,当兵“吃粮”的雇佣思想严重;还有一部分“解放战士”兵痞流氓习气严重,常有违纪现象发生。习仲勋认为,这些问题必须及时解决,否则会严重影响部队的战斗力。

彭德怀支持习仲勋的建议,决定利用冬季战斗间隙,于11月下旬至次年2月上旬,在清涧、绥德、米脂、靖边等地开展军队整训。整训以土改教育入手,开展“一诉三查”运动。

首先是轮训各级干部。营以上干部由纵队负责,连、排级干部由旅负责,班长由团负责。主要学习党的土改政策,以阶级教育为中心,检查整顿纪律,提高阶级觉悟,增强组织纪律观念。

其后是組织战士“诉苦”,诉地主压迫之苦,诉穷困人民之难,诉阶级兄弟之恨,教育广大战士认清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和穷人受苦受难的根源。经过“诉苦”教育,战士们说:“这回我真正懂得了我手中的枪该瞄准谁了。”

之后的“三查”,就是查清每个人的阶级成分和态度,查出并坚决清除一批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坏分子,发现并处理一批违纪分子,纯洁队伍,增强团结,加强纪律。

“诉苦”“三查”教育运动,激发广大指战员的参战热情。他们纷纷写请战书、订立功计划,掀起群众性的练兵热潮,提高战术和技术水平,整个军队面貌焕然一新,为即将开始的战略进攻做好了充分准备。

此次整军运动是我军建设史上的一大创举,创新我军政治工作的形式与方法,被中央军委誉为“新式整军运动”。习仲勋作为运动的领导者和实施者,多次深入部队、深入基层摸情况、搞调研,亲自听取部队领导汇报,找干部战士座谈,参加诉苦大会,总结推广经验,纠正偏差和错误。运动中一度出现片面强调群众路线,忽视党的领导,任凭“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一些干部战士不经批准,擅自批判自认为“有问题”的党员干部;甚至出现“唯成分论”,乱斗乱批所谓的“坏人”。习仲勋发现这些情况后,及时予以制止,要求严格执行党的政策,保证教育活动正确开展。

1948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出席西北野战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在听取整军情况汇报后,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周恩来赞扬说:“壮大军队,我们有两大法宝,一是扩兵、爱兵,一是放手发扬民主,实行诉苦运动,放手发动群众。高度发扬民主的‘诉苦‘三查运动是有成绩的,是整军与土改结合起来的一种群众性的政治工作,应该受到称赞。”

鉴于兵力不足,胡宗南部决定收缩战线,实行“重点机动防御”。由刘戡的整二十九军防守陕北,以整十七师两个整编旅及一个保安团守备延安;以新组建的整七十六师一旅防守宜川等地,防堵我晋南解放军西渡黄河;刘戡亲率主力整二十七师、整九十师集结于洛川中部、宜君和临真镇一带,居中策应,机动防御,随时北上增援延安、南下增援西安、东进增援宜川、西进增援洛川。其核心,就是阻我军南下,屏障关中,确保西北的政治中心——西安的安全。

“西野”前委经分析敌情之后,决定首先拿下宜川,威逼延安和西安。胡宗南知道宜川之地位,故在宜川城外修建一道三四丈高的城墙,并在城内一再强固工事。

我“西野”部队采取“围城打援”战术,先以一部包围宜川,以调动黄陵、洛川等地敌军增援,而我则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消灭援敌。1948年2月,西北野战军从保安、米脂、绥德、清涧等地南下,以一部迅速包围宜川,其他各部担任伏击。

2月26日,胡宗南严令,刘戡率整二十九军出发,按整编第二十七师、军部和整编第九十师的次序,沿洛宜公路向宜川前进。28日,进入我预先埋伏的瓦子街。瓦子街是从洛川到宜川公路中间的咽喉,此处到宜川西南的铁笼湾,有一条长约15公里的狭窄公路,两侧山高坡陡,沟深谷狭,遍布梢林。

刘戡令整二十七师负责公路以北,整九十师负责公路以南。待我军将敌包围之后,发起猛烈进攻,敌先头部队多次冲击,都没有突破我军的封锁线。而敌退回洛川的道路,已于2月29日晨因我一纵占领瓦子街而切断。公路北侧,又有四纵压下来。经激战至3月1日下午5时,敌军伤亡3000多人,其余2万人全被俘虏,军长刘戡自杀。2日,“西野”发起总攻,次日解放宜川。

7日,毛泽东挥笔写下《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高度评价宜川大捷。他称赞说:“这次胜利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这次胜利,证明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他还称赞说:“西北野战军的战斗力,比之去年是空前地提高了。西北野战军在去年作战中,还只能一次最多歼灭敌人两个旅,此次宜川战役,则已能一次歼灭敌人五个旅。”

毛泽东指出:“此次胜利如此显著,原因甚多,前线领导同志们的坚决的、灵活的指挥,后方领导同志们和广大人民的努力协助,以及敌军比较孤立,地形有利于我等项,都是应当指出的。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两个多月中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他最后强调:“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毛泽东高度赞扬彭德怀卓越的领导与指挥艺术,充分肯定習仲勋在政治工作、后勤工作方面的重要贡献。

宜川战役之后,我“西野”指战员从4月16日至5月16日又发起西府战役。此时此刻,敌人处境艰难,胡宗南部在陕北,只剩下延安和洛川两个孤立的据点,其他地区已被我军控制,西安成为危城,城内人心惶惶。4月18日,胡宗南下令放弃延安和洛川。贺、习指挥地方部队收复失地,我军主动放弃一年一个月零三天后的延安重回人民手中。

坐镇后方支前线:

突敌渭河 攻占西安

早在“西野”转入战略进攻之际,党中央、毛泽东就做出加强西北战场的重大决定:划分战场前线与后方,由习仲勋协同前线的彭德怀与后方的贺龙两位将帅战斗;将西北野战兵团改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由彭德怀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担任副政治委员,组建由彭德怀、习仲勋、王震、张宗逊、徐立清、刘景范、张德生同志组成“西野”前委,以彭德怀为书记;同时将晋绥军区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由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习仲勋同时担任前线之主力部队与后方之地方部队的政治工作;同时中央令习仲勋率中共中央西北局,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陕甘宁边区政府,回后方坐镇。

土地改革,是人民解放的重要内容。习仲勋回后方后,满怀热情投入土改工作。1947年11月1日,中共西北局在绥德县义合镇召开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传达全国土地会议精神,部署土改和整党工作,史称“义合会议”。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各种妨碍争取战争胜利的、离开党的路线的严重现象”,批判“阶级观点模糊,敌我不分,不相信革命力量,不坚持对敌斗争,不做群众工作,不关心解决群众问题等右的倾向”, 检讨“对党的政策、对党统一领导的不严肃态度”, 反对“工作不负责任、失职、违法、腐化以至贪污和部队中军阀主义毛病”。会议期间,一些不正常的情绪露了出来,例如“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等“左”的想法,引起习仲勋的警惕和深思。会后,他通过调查发现,一些地方多是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都是少数群众(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最严重的佳县,有好几个村庄,连中农、贫家的东西也一律没收,有的烈属也被扫地出门。甚至发生马夫起来斗争马夫班长,称之为贫雇农翻身。这些事情,闹得农村极度紧张,弄得大家都有顾虑。特别是将边区参议会副议长、民主人士安文钦先生也“扫地出门”。习仲勋对此等错误做法进行严肃批评。

12月份,习仲勋参加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在预备会议上,毛泽东点名要他就土改问题发言。他就自己掌握的情况说了3个小时。毛泽东的表情越来越凝重,后来干脆就搬了把椅子坐到他对面,十分认真地听他发言。土改以来,毛泽东还是第一次听到如此之多的真实情况。就在大家都认为习仲勋的发言太过于大胆时,毛泽东突然站起来大声说:“好,把西北交给你!我放心!”

会后,习仲勋带队到绥德、佳县等地,传达会议精神,检查土改工作。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他在一个多个月的时间里3次致信(电)党中央、毛泽东,直言不讳地反对“左”倾情绪,提出及时纠正“左”的偏向。1948年1月4日,他致信中央:“如果在老区再沿用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百分之八的做法,必然会导致错误”,他直言“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左倾形式主义”,并指出:“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要将运动引向正确的方向,这还是一件艰苦的工作。”毛泽东复电:“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习仲勋向党中央、毛泽东反映土改的真实情况,提出应区分新老解放区、注意纠正“左”的偏向等思想和意见,受到毛泽东和中央的高度重视。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努力纠正土改中“左”的错误,提出不得使用肉刑、不能侵犯中农利益、不搞查三代挖底财,保护开明绅士和工商业等措施,使边区的土改取得很大成绩,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制度,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边区的经济,赢得民心,调动广大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

1948年2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贺龙、习仲勋:“联防军的全名应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简称‘联防军区,下辖晋绥军区及陕甘宁各直辖军分区。”贺龙任联防军区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此时,解放大西北的历史画卷已经徐徐展开。

“虽分不见分,比合还要新”。为争取前方作战的胜利,坐镇后方的贺龙、习仲勋、林伯渠或指挥地方部队和民兵开展游击战争,袭扰敌人,配合野战军;或动员群众坚壁清野,破坏敌人的军用设施;或抬担架,搞运输,担负战争勤务;或送军粮,开展扩军,筹措军费,为野战军提供坚实的后方依靠。每当野战军进入一个新的地区作战,习仲勋就指示当地地下党组织全力配合,尽最大可能收集情报,瓦解敌军和敌政权,宣传我党我军的政治主张,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反对蒋介石的黑暗统治。

1947年至1948年春,中央军委、毛泽东、彭德怀给习仲勋、贺龙关于筹运军粮的急电就多达20余件。中共西北局制定《陕甘宁边区组织运粮救灾工作大纲》,成立指挥部,习仲勋亲任政委,各地成立兵站,使野战军所到之处能及时补充军粮。据不完全统计,仅1947年陕甘宁边区缴纳公粮21.6万石,比上年增加8.3万石;在一年时间,筹运军粮120多万石,柴草1.2亿斤,做军鞋92万双。贺、习在联防军区内部实行精简机构,以充实作战部队,并多次发布参战动员令,先后动员4.2万名青年参军。与此同时,习仲勋还要参与西北野战军重要的作战决策,出席“西野”前委会议,协助彭德怀做好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

当“西野”发动西府战役时,贺龙、习仲勋就以“联防军区”首长名义向各军分区发出指示,配合主力作战。我野战部队转战1500多公里,歼敌胡、马集团2万多人。5月26日,习仲勋出席“西野”前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史称土基会议),认真听取了战役之经过,广泛同纵、旅的军政领导进行交谈,对部队存在的问题有了基本了解。在会上,他发表讲话,总结战役存在的问题和经验教训,对此次作战中存在的严重自由主义,对干部放任迁就,执行命令不积极、不坚决,甚至贻误战机的纵队领导提出严厉批评。会议期间,他还出席黄龙分区干部会议,提出要做好群众工作和合理负擔、武装、财贸、支前等项工作。

随着“西野”深入“国统区”作战,我解放区不断扩大,如何恢复建立党的组织和民主政权,巩固维护新区的社会秩序,组织指挥地方军队、民兵配合作战,支援前线等诸多新的问题,提上习仲勋等领导人的议事日程。

他在西北局会议上提出当前的方针:“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开展新区”。1948年春夏,连续三次召开会议,研究新区工作。7月19日至8月4日,召开陕甘宁边区地委书记会议,习仲勋作主题报告,提出基本区、接敌区和新区三个新概念,指出接敌区和新区以对敌军事斗争为中心,暂不土改;基本区包括老区和半老区的大部分,不再提土改,以确定地权、发放土地证为中心,以大生产运动为基本任务。他要求:秋冬两季,必须在基本区完成党支部整顿,以纯洁党的组织,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提高党在农村的领导作用,把农村工作推向前进。他把今后一个时期的基本任务概括为生产和支前。

赞一个 ( )

如果本文对你有所帮助请打赏本站

  • 打赏方法如下:
  • 支付宝打赏
    支付宝扫描打赏
    微信打赏
    微信扫描打赏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验证码:
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