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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前军队政治生活的历史探索及启示

刘茂平

[摘要]“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系统梳理军队党内政治生活的发展历史和进程,对于探寻党的建设的发展规律,尤其是对当前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加强党员党性锻炼,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改革开放前 军队 党内政治生活 从严治党

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1],这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科学论断和根本要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作为从严治党、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一项基本内容,其理论和实践既是党的建设史的重要内容,同时也伴随着党的建设一步一步发展。邓小平曾把我们党内政治生活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党到遵义会议前,党内生活总的说是不正常的。第二阶段,从遵义会议到八大,这个时期党内生活比较正常,但是没有形成严格的制度。第三阶段,是从1958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内生活逐渐不正常,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2]p303-304这一论述为探索军队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进程提供了依据。

一、军队政治生活的萌芽开创时期

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到遵义会议的召开,我们党借鉴苏联共产党的建党经验,建立各级组织,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摸索党的建设,尤其是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和建设,初步形成了党内政治生活的经验,是军队党内政治生活的萌芽开创时期。

1.三湾改编奠定军队基层党内政治生活的基础。党在建立初期即开始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探索。党的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在一大通过的《纲领》中,规定全党建立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地方组织必须接受中央的监督和指导。党的二大通过了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分别对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等单独分章节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3]p5-7,不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圆满完成,而且为党内政治生活的开展勾勒了总体框架,奠定了组织基础和理论基础。

南昌起义既开始了党独立领导人民军队建设的新时期,同时也有了军队党内政治生活的开端。党在起义军中建立了各级党的组织,并明确规定“一切党的政策均须拿到支部会议或小组会议中讨论,使每个党员都能表示意见”[4]p12。但由于党在军队的组织体系不健全,严重影响了基层党内组织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开展,影响了党的领导作用的发挥。

三湾改编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不仅建立健全了党在军队的各级组织,而且把基层党支部这一党内政治生活的组织实施者用制度固定下来,奠定了军队基层党内政治生活的组织基础。三湾改编之后,毛泽东十分重视并亲自抓工农红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他提出“要严格组织生活,每星期开一次小组会”,“要重视党的发展工作,严格入党条件和入党手续,强调所有入党同志都要宣誓,都要接受党的监督和教育。”[4]p17党内政治生活开始在军队基层逐步实行起来。

2.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党内政治生活的内容。古田会议决议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开展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决议》提出了18项党员教育的重要方法,阐述了党的组织建设问题,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党的纪律、实行党小组的混合编制法、所有党员包括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参加党的小组和支部会议的制度等一系列加强红军党的组织建设的重大措施。《决议》针对红四军党内开展批评的经验和教训,还详细提出了如何正确地开展党内批评的思想和理论[4]p43。

这些制度和理论从方法原则、工作细节上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开展进行了具体规范,使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在军队基层得以基本形成。古田会议决议和红四军党的建设经验被各地红军及革命根据地学习和仿效,不仅使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在军队基层得到了全面普及,而且有力地推动党和红军的迅速发展。

3.土地革命战争中后期党内政治生活曲折發展。1931年初,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开始在中央的统治,红军党的建设受到严重挫折,党内政治生活也遭到严重破坏。

以“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为标志,彻底改变了红军党委制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各地红军先后实行了政治委员全权代表制,党委制被取消。这种领导体制,不仅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助长了军阀主义倾向,而且在党内生活中,助长了宗派主义和肃反扩大化,对不同意见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伤害了红军中许多党的优秀干部。有的甚至干脆解散党团组织,“以致在某一时期红军中大部分陷于无党的状态”[4]p57,党内政治生活基本处于错误斗争的不正常状态。

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此后红军各个部队在团以上各级机构中逐步恢复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1935年5月,总政治部发布《关于支部工作的训令》,要求红军各部队对连队党支部普遍进行思想整顿、组织整顿,军队基层党内政治生活得到了恢复,并在党的建设中得到初步运用。

4.历史启示。这一时期,党内政治生活主要有以下经验启示。一是必须建立完善的组织体系保证党内政治生活的实施。各级党组织是党内政治生活的组织实施主体,离开了这一主体,党内政治生活就无法得到保证。“三湾改编”实行“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奠定了军队基层党内政治生活的组织基础,同时也保证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实施。二是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党内政治生活是否正常。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指导,红军党的建设受到严重挫折,党委制被取消,党内政治生活也遭到严重破坏,并最终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三是加强军队党的建设,必须把思想建设和思想领导的问题放在首位,确立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原则,把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作为思想建党的基本途径,不断克服和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军队党的思想的纯洁性,保证人民军队性质的先进性。

二、军队政治生活的发展成熟时期

从遵义会议到新中国成立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伴随着革命和建设不断发展,军队党员数量和党组织不断扩大,广大党员思想不纯、党性不强的问题比较突出。对此,我们党不仅在党内生活中加强了党员的党性教育,而且在全党整风基础上系统总结了军队党的建设经验,形成了完善的理论和方法手段,是军队党内政治生活的发展成熟时期。

1.加强党性教育作为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早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之前,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就作出《关于新阶段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把改善党的生活、充分发扬民主、加强党内教育以提高党员质量等作为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提出来。

“从1939年初至1940年底,全军分期分批地集中进行整军”[4]p110,着力解决了由于新党员和党的组织大量增加而出现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等党内政治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在整顿中,由于新党员觉悟普遍不高,党内政治生活的着力点主要放在通过教育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上,还很少通过党内斗争来锤炼党性觉悟。

1941年7月,总政治部作出了《关于贯彻“中央关于增强党性决定”的指示》,要求“在讨论此决定时要具体联系各部情况,检讨缺点,实行自我批评”[4]p114-115。从此,把加强党员教育、增强党员党性作为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始成为思想斗争的有力武器,有效纠正了军队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倾向。

2.延安整风运动中党内政治生活得以有效展开。从1942年起,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展开,它既是党的建设的伟大创举,也是党内政治生活基本成熟的标志。

在党内政治生活方面,各部队特别加强了党的民主集中制教育,以实现军队党内适度的民主生活。1942年,华中局提出了在军队党内实行民主的一般原则。9月,新四军政治部对支部运用民主的范围提出了6条规定。这些既是对军队党内政治生活的深入思考和总结,同时也为在整风中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奠定理论基础。

1943年10月,华中局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为全军提供了很多可资借鉴的经验,不仅明确了整风的重点内容和重点对象,而且还归纳了“领导重视,以身作则”“要充分发扬民主,反对自由主义,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4]p137等整风的方法和要求。这些经验由军委、总政治部向全军推广后,起了很好的示范指导作用,推动了军队党内政治生活的普遍展开。

1944年4月,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系统总结了军队党的建设的经验。《报告》阐述了进行党内思想教育的一系列原则,提出“对于犯有错误的人们改造其思想,是应该有步骤的”的“批评是为着启发自我批评”[4]p157-159的理论,并明确了批评的方法和要求。这为严肃党内生活提供了比较系统的理论依据,标志着党内政治生活的成熟。

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第一次从理论上高度概括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他指出:“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5]p1096这些思想和理论,对于军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保持优点、克服缺点,进一步端正作风,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时也开创了党内政治生活新的组织生活方式。

3.思想作风整顿成为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手段。1950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特别强调要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思想作风问题。从党内政治生活来说,以前主要是教育党员,提高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克服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但从这次全军大规模的思想作风整顿之后,作风建设成为党的建设必须正视的新课题,思想作风整顿也成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手段。

1951年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決定对全体党员进行共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教育,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整顿”[6]p126。根据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统一布置,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全军各部队普遍展开系统的党员教育,采取丰富多彩的形式,“形成了一套适合各种情况、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方法”[4]p260。这些做法成为以后部队党员教育的基本形式和方法,一直坚持了下来,使党内政治生活的形式方法得到了丰富发展。

1951年至1954年的整党,是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次整党。这次整党运动,由于事先反复强调了重点是教育党员,因而避免了采取追逼和过火斗争的方式,党内政治生活正常运转。“三反”运动和整党结束之后,进行了全军规模的整顿党支部工作。到1954年底,“全军已整顿6909个支部,参加整顿支部工作的干部先后达11610人”[4]p268。由于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把握了整顿的方向,党的生活活跃起来,改进了支部骨干之间的团结状况,改善了官兵关系和党群关系,建立了支部的集体领导,提高了支部工作的水平,加强了支部的作用,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起到了明显作用。

4.历史启示。从遵义会议到党的八大,党内政治生活是比较正常并获得充分发展而不断成熟的时期,经验启示主要有:一是必须把增强党员党性、发挥党员模范作用作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核心内容。在这一历史时期,全军由3万人发展到抗日战争结束时的127万人及解放战争后的540万人,各种成分不同的大量新党员尤其是大批解放战士的增加,为党的建设带来了突出问题。军队各级党组织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及时开展各种教育,抓好党内政治生活,不断增强党员的党性观念,有效保证了党的政治任务完成。二是必须把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有力武器,坚决同各种错误思想和错误行为作斗争。这一时期针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我们党先后进行了延安整风运动、新式整军运动及整风整党运动,取得了突出效果,成为军队党的思想建设最为成功的经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也成为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内容和方法手段。三是必须不断完善发展党的建设理论,确保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自身发展和实践效果。随着毛泽东建党学说的完整建立,军队党的建设理论也趋向成熟,尤其是谭政报告提出了党内思想教育的一系列原则以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和要求等理论,为军队党组织党内政治生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保证。

三、军队政治生活的严重干扰时期

从1957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开始,到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党的建设出现重大失误,这是军队党内政治生活遭受严重干扰的时期。

1.“左”的和极左思想严重干扰了党内政治生活。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刚开始时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一些正确做法都得到了坚持。1957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7月上、中旬,全军整风运动陆续改变原来部署,开始进行反右派斗争。由于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党内“左”倾错误思想开始抬头。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和“反右倾”斗争,不仅开了把党内不同意见与阶级斗争等同起来的先例,而且严重违背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助长了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发展[7]p97,越来越偏离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从1960年7月开始,总政治部在全军开展了历时7个月的整顿党支部工作。经过整顿,党内政治生活不仅得到改善,而且发挥了明显的作用。1962年11月,总政治部召开全军组织部长会议,对党支部的建设总结了10条经验,特别提出“要把积极地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克服各种不良倾向,列为党支部的经常任务”[4]p232,为正确开展党内政治生活提供了依据。

1966年1月,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着重研究如何贯彻执行林彪关于继续“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突出政治”在对军队党的建设造成严重危害的同时,也严重破坏了党内政治生活。它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放在了不适当的位置,大搞政治运动,既破坏了军队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也严重破坏了军队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使党内个人专断之风愈刮愈烈,党内生活的民主空气丧失殆尽,进而使军队党内的团结和党的优良作风受到严重破坏。

2.十年内乱使党内政治生活遭到破坏。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军队虽然与地方在范围和方法上有所区别,但其本质、基本步骤及目的都是一致的。从1966年9月起,全军军以上领导机关和院校、科研单位开始进入了“文化大革命”的运动阶段。从此,除野战部队外,军以上领导机关无法行使正常的职能,各级党委陷于瘫痪状态,党员不能过组织生活,正常的工作、学习、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1967年11月,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各级领导机关的运动逐渐冷却下来,恢复了较为平静和稳定的状态。

为了保持部队稳定,从运动一开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就在一系列决定、命令、指示等文件中反复指出师以下(1967年11月改为军以下)战斗部队要坚持“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与此同时,由于不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众多久经考验的老干部的极力抗争,由于军队党的建设所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部队中有深厚的基础,因此广大党员在实践中对“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有所抵制和斗争,一些符合军队党建优良传统的实际内容和做法仍然得到了坚持。

3.在揭批斗争和军队整顿中艰难前行。1970年9月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全党全军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1971年11月又开始了“批林整风”运动。这两次揭批斗争虽然并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对党的建设和党内民主生活的破坏,但它对军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是一次初步的思想整顿,为党内政治生活的好转奠定了思想基础。

1975年1月,邓小平发表了《军队要整顿》的重要讲话,他从整顿军队入手,狠抓全国各项工作的整顿,从而使军队党的建设乃至全面建设,又获得了新的重大转机。由于全面整顿触动了江青“四人帮”一伙的利益,遭到了“左”倾错误的抵制,于是形势再度逆转。1975年11月以后,在全党全军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标志着十年内乱的结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由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造成了党内政治生活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4.历史启示。党内政治生活在这一时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同时也有着深刻的教训。一是军队党的建设必须以全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任务为前提,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这一时期全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任务出现了重大失误,军队也相应出现了工作指导上的急躁冒进偏向,进而造成军队建设出现失误和挫折。二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定位好自身职能,紧紧围绕军队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具体任务来开展。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每个党员必须讲政治,但不是把政治工作夸大到不适当的地位。三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正确对待党内不同意见,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增强党的团结和战斗力。而不是在“左”的指导思想下,主观主义盛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把党内的不同意见上升为路线斗争,把党员的思想认识问题上升为政治原则问题,严重违背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致使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都遭受严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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