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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对敌工作在长征中的实践

刘永利

[摘要]红军长征中加强对敌军的宣传,争取俘虏参加红军,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争取敌军上层人士,发挥了敌军工作应有的威力,有力地配合了红军打破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军事行动,对红军完成战略转移任务起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红军 长征 敌军工作

敌军工作(亦称白军工作)是红军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其任务是开展对敌军的宣传工作,争取敌军放下武器;在敌军内部开展兵运工作,争取敌军哗变、起义;做好俘虏兵的工作,争取其掉转枪口,参加革命战争。敌军工作是从政治上动摇敌人军心,破坏敌军战斗力的策略和手段。红军长征中先后遭遇国民党中央军和粤军、湘军、桂军、黔军、滇军、川军、西北军、东北军等地方实力派的围追堵截。因此敌军工作的结果直接关系到红军能否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完成战略转移任务。故红军长征中非常重视敌军工作,并为此做了大量工作。

一、加强对敌军的宣传

红军长征中先后遭遇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实力派的围追堵截。红军通过调查当面敌军的政治状况,然后针对其实际情况有的放矢地进行宣传和争取工作。

1934年11月20日,总政治部《关于目前瓦解敌军工作指示》,针对国民党湘军何健部的特点提出瓦解该部的口号。例如:“不替豪绅地主军阀当兵,大家起来打土豪分田地,赤化湖南”;“参加过大革命时代农民运动与湖南暴动的兄弟大家到红军中去”;“自动派代表到红军中来,共同组织停战抗日同盟”;等等。总政治部还要求各部队在运动战中对于敌军士兵的喊话“应该更简短,富有鼓动性”,“在运动战中应更多注意散发宣传品工作”[1]p174-175。1935年1月1日,总政治部发布《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提出“反对国民党军阀王家烈强迫苗、瑶当兵”“苗、瑶兄弟不替压迫苗、瑶民族的国民党军阀当兵,哗变拖枪到红军中来”“不打抗日红军,哗变拖枪当红军打日本”等10条口号。总政治部还强调:“贵州白军极大多数是贵州人及苗瑶人,更须我们加强地方居民及苗瑶民族中的工作,发动他们特别是白军士兵家属给白军士兵写信散发宣传品等,以散布红军影响。”[1]p2372月20日,总政治部《关于目前瓦解敌军工作的几项重要指示》指出:“目前对贵州白军的宣传鼓动应特别抓住贵州军阀苛捐杂税和种种压迫剥削之事实,以及他们在部队中生活上的痛苦(三年来不发饷)这两方面联系起来进行有力的煽动,指出只有当红军才是他们的出路。”要求“各个兵团应估计到自己行动中将要遭到的敌人(云南、贵州、四川或蒋介石的中央军),事先进行调查……随时提出适当的宣传鼓动口号,进行瓦解工作”[1]p266。红一方面军按照总政治部的指示,加强对敌军宣传。3月10日《红星》报登载的《大家学习写标语的模范连队》一文,表扬红一方面军“赤”直属队三天内共写了对白军士兵标语600多条。“化”团机关连到宿营地时天已黑打着火把写瓦解敌人的标语。

长征中,红二十五军积极开展对敌军的宣传工作,沿途书写争取敌军士兵的标语和口号,争取国民党军队士兵哗变当红军。3月10日,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发布的《告国民党士兵书》指出:“亲爱的士兵兄弟们,你们都是中国人,你们当然不愿意做亡国奴,请你们赶快起来和我们一路去打日本帝国主义。”“亲爱的士兵和下级官长兄弟们!赶快组织起来,枪决压迫士兵的上级官长,哗变到红军中来,我们十二万分的欢迎你们!”[2]p302-303红二十五军长征中注意争取敌军哗变。例如中共鄂豫陕省委《为完全打破敌人进攻,争取春荒斗争的彻底胜利,创造新苏区的决议案》记述:“由于红军政治影响的扩大,对白色士兵宣传工作相当进步的结果,开始了国民党杨虎臣(城)警备一旅一连人的哗变。”[2]p296

8月20日,总政治部《夏洮战役政治保障计划》要求各部队“利用一切方法散发宣传品。张贴各种告敌军士兵的宣传品标语传单。宣传品的基本内容应是指明士兵生活的痛苦,国民党的卖国,断送华北,号召士兵不打红军,北上抗日,及哗变到红军中来”,“利用一切可能进行火线上的喊话,并揭破敌人的武断宣传”[3]p102。红一、红四方面军按照总政治部的要求,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对敌军的宣传工作,以争取瓦解敌军。

瓦窑堡会议后,敌军工作逐步转变成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部分。1936年6月27日,总政治部《关于瓦解与争取白军官兵工作决议(草案)》指出:“现在中心问题是民族革命实行统一联合战线,必须确定兵运的基本任务,是利用发展团结与组织敌军中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3]p547决议还明确了对东北军、西北军、甘肃“五马”军阀、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策略。红军各部队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和总政治部的指示,积极开展瓦解和争取敌军官兵的工作。红二、红六军团各部队在沿途书写号召敌军官兵与红军一致抗日救国的标语口号,张贴和散发各种对敌军的传单及宣传品。在城市中洗刷各种反革命标语,对各地敌军印发专门的传单、标语。在湖南辰溪、溆浦和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印发了不少布告,经过白区邮局邮寄给各地的敌军。

长征中,红军各級政治机关在对当面敌军调查了解的基础上,指导红军各部队有针对性地开展对当面敌军的宣传、瓦解和争取工作,拨动了敌军官兵的心弦,传播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二、争取俘虏参加红军

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大多数是穷苦出生。他们中有的是因生活所迫当兵,有的是受欺骗蒙蔽当兵,有的是被强迫来当兵,有的甚至是被抓来的壮丁。因而俘虏的敌军士兵经过教育后,有掉转枪口,参加红军的可能。而这种可能要转变为现实,则要靠红军的争取工作。长征中,红军各部队注意做好俘虏兵的工作,争取其参加红军,以使部队得到及时补充。

1935年1月1日,总政治部《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在原则上尽可能的争取俘虏兵当红军,吸鸦片只要瘾不深能限期戒去的亦应争取”,“俘虏兵中坚决不愿当红军的应给他们深入的宣传鼓动遣散,使他们出去在白军士兵及广大群众中散布红军的政治影响”[1]p237-238。2月20日,总政治部《关于目前瓦解敌军工作的几项重要指示》强调:“关于俘虏兵的工作应注意争取他们当红军”,“此外还应选择他们中间一部分积极分子加以简单的训练,派到白军中去进行瓦解工作”[1]p266。

长征中,红军各部队按照总政治部的要求,开展争取俘虏的工作。一般都将俘虏集中到各军或军团,由政治机关抽调干部负责管理。红军在政治上对俘虏均能平等对待,生活上关心照顾。不准搜俘虏的腰包,不准谩骂虐待俘虏。俘虏工作大致上可分为三步:一是进行审查。弄清俘虏身份,将军官与士兵分别集中,使长官不能再影响士兵。弄清他们的政治思想状况及身体和技术状况。二是进行宣传教育。采用讲课、谈话、参观等方法,教育他们认清革命形势,提高阶级觉悟。三是分别处理。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训练后,将一部分提高了觉悟、自愿当红军的编入部队;对年纪大且身体弱的,或者不愿当红军的,发给路费遣返回家,让他们到白军中或群众中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起瓦解敌军的作用。

长征中,红军各部队争取俘虏参加红军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35年2月,遵义战役中,红一方面军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缴枪2000多支。战役结束后,红军将俘虏组成新编师,每人发缴枪费3元,专门派人进行教育训练,这批俘虏中有十分之八被争取加入红军,不愿当红军者则每人发路费送出紅军警戒线。8月底,红三十军和红四军一部发起四川若尔盖县包座之战,歼敌4000余人,俘敌800余人。经过红军的争取工作,这批俘虏中有70%愿当红军,编为3个连。据不完全统计,红二、红六军团在长征中捉了1145名俘虏,争取了889人加入红军[1]p638。

三、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争取敌军上层人士

长征中,参加围追堵截红军的有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实力派。蒋介石想乘追堵红军的机会,完全掌握西南各省。西南各省地方军阀则力图保存地盘。这样追击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与堵截红军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利益发生冲突,矛盾重重。当时国民党地方军阀深知有兵就有权,他们知道红军的厉害,也清楚蒋介石想除掉他们的打算。因此,国民党地方军阀在堵截红军的过程中都想保存实力,同时又要应付蒋介石的差事,防止红军入境。长征中,红军分析和研究当时国民党军队内部矛盾,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灵活的策略和方法,做敌军上层人士的工作,以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在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中,国民党广东军阀陈济棠只愿意防堵红一方面军入粤,不愿意被蒋介石用来“借刀杀人”,更不愿国民党中央军乘机由赣入粤。1934年9月,陈济棠秘密派人到瑞金,联络停战谈判事宜。同月,红军总司令朱德复函陈济棠,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蒋介石卖国内战的罪行,并建议就双方停止内战、恢复贸易、代购军火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等问题进行秘密谈判[5]p17-19。陈济棠收到朱德复函后,即复电同意双方进行秘密谈判。10月5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委派潘汉年、何长工为谈判代表,在寻乌与陈济棠的代表进行谈判。双方达成了就地停战、解除封锁、互通情报、红军可以在粤北设后方医院和互借道路等“五项协议”。10月26日,中革军委《关于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西进道路,如粤军自愿撤退我军应勿追击的指示》告诫各军团:“现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我军西进道路,敌方已有某种允诺。故当粤军自愿的撤退时,我军应勿追击及俘其官兵;但这仅限于当其自愿撤退时,并绝不能因此而消弱警觉性及经常的战斗准备。”[4]p108由于红一方面军认真执行协议,不入广东腹地,只沿粤北西进。因此,红一方面军一路未遇粤军顽强阻截,并于10月25日、11月8日和11月15日先后突破敌人的第一、第二、第三道封锁线。

1935年5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向四川德昌前进。四川军阀刘元璋派第十六旅旅长许剑霜率部驻防德昌。当红军开到德昌之前,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派人给许剑霜送去一封信,利用许剑霜和刘元璋兄弟的矛盾以及和自己的老关系,追述旧谊,晓以大义,希望他不要阻止红军北上抗日,不要以红军为敌,使蒋介石坐收渔利。许剑霜接信后,自量不是红军的对手,为保存实力,即把信转交在西昌的刘元璋,主张给红军让路。刘元璋接信后,不置可否,未予答复。许剑霜认为这是默许。5月16日傍晚,许剑霜部与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一接触即撤退下来,连夜退至西昌。5月17日,中革军委发出一军团占领德昌的捷报:“火急——捷报:刘敌二十九、三十、三十二各团扼守半站营八斗冲隘口于昨十六日被我一军团部队完全击溃跟追占领德昌缴获枪千支、俘虏数百。”[4]p339

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经德昌稍事休息后,继续北进。当行至黄水塘时,四川军阀刘元璋属下第二十旅旅长邓秀廷奉命率部到西(昌)、会(理)道上的黄联关附近阻击红军。刘伯承了解邓秀廷部的情况后,即派人致函邓秀廷,大意是:红军此系借路北进,无交战之意,彝兵若要开枪,红军不还击,但路是一定要过的,请邓先生明大义慎考虑。邓秀廷部慑于红军的声威,不敢出击,只好率部撤往冕宁。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顺利通过黄水塘,控制了西昌南北交往的主要通道,保证了大部队顺利通过。

6月,红一方面军飞夺泸定桥后,蒋介石命令四川军阀杨森在荥经、天全、芦山一带防堵红军北上。杨森与朱德早年曾有过旧交。杨森看到红一方面军势不可当,害怕在堵截红军时把老本拼光,为保存实力,便利用与朱德的这一层关系,命其第五旅旅长杨汉忠与朱德联系。杨汉忠派人送来信函、部队番号和联络信号,提出互不侵犯的要求。朱德复信说:“来函悉,吾侄深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殊堪嘉许,已按来意饬敝部先头与贵军切取联系,专复并颂勋绥!”这样,红一方面军途经荥经县时,杨汉忠的部队朝天放枪,红一方面军也尽量避免同其接触,部队顺利通过。

长征中,红军各部队巧妙地利用国民党中央军与沿途国民党地方军之间的矛盾,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通过写信等方式向国民党地方军阀晓之以理,切中其心病,在红军各部队强大力量的压迫下,使有些国民党地方军阀让道或者互不侵犯,以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这反映了红军掌握了高超的斗争艺术,可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

红军长征中能根据当时敌军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加强对敌军的宣传与争取工作,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争取俘虏参加红军,及时补充了兵员。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争取敌军上层人士。发挥了敌军工作应有的威力,有力地配合了红军打破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军事行动,对红军完成战略转移任务起了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3册)[M].北京:战士出版社,1982.

[2]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

[3]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4]红军长征·文献[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5]朱德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责任编辑/彭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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