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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建设对青年知识分子赴延安的影响

杨军红

[摘要]抗战时期中国出现了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奔赴延安的潮流,他们到延安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而陕甘宁边区建设及其取得的显著成效,有力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和社会建设方面同样有能力有办法,这是吸引很多青年知识分子去延安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 建设 青年知识分子 延安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实施了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开辟巩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大力加强根据地建设,致力于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全国抗日民主示范区,也取得了显著成效。陕甘宁边区建设及取得的经验和成就,代表了中国发展进步的正确方向,强烈地吸引着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

一、根据地政权建设

中共为团结社会各界各阶层共同抗日,促进全国政治民主化,率先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首先是实行普选。在中共的领导下,从1938年起边区“开始实行直接、平等、不记名投票的普选(不分阶级党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1]p469这令人耳目一新,充分发扬了民主,极大地激发了边区人民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性。其次是于1939年召集第一届参议会。进一步组织边区社会各界各阶层抗日进步人士,主动参与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在边区内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再次是從1940年3月开始建设“三三制”政权。在政权机构人员分配上“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2]p742。在选举中,实行“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选举原则”,对识字不多或不识字的选民采取“画圈、画杠、画点、投豆等方法”,保证了他们广泛直接的选举参与。在实际效果上,严格落实“三三制”,共产党主动限制自己的候选人。“自己选多了,就主动退出。针对国内外个别人怀疑或攻击中国共产党搞假民主的情况,抗日爱国民主人士、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说:‘所有这些情形,都是我亲自见到的,也是大家亲自见到的。所以国内外有个别人说边区政权是共产党把持包办,我想是很可笑的。”[1]p399

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得到了社会各进步阶层广泛支持,群众基础牢固,凝聚力增强;同时发挥了参加政权的各党派团体的行政和组织才能,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团结一致,高效率地工作。从而使边区成为军民一致、军政团结、政治民主、经济上有办法的对全国有示范作用的先进地区。这对于把自由、民主看得很重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来自国统区、沦陷区深受专制统治压迫之害的青年知识分子,无疑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

二、军民开展生产运动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采取军事进攻为辅、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减轻了国民党抗战压力,使得国民党顽固派势力转而把矛头对准中国共产党,并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根据地财政经济进入了一个困难时期。为克服困难,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于1939年2月2日向广大军民发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开展生产运动。在生产突击中,“各机关、学校、部队每天下午一律停止学习和工作,发动全体人员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开荒种地突击”[1]p415。后来为克服根据地面临的最严重困难,中共在继续“抓机关、部队、学校生产运动的同时,更加强调边区群众的生产运动,把重点转到群众生产上来,并且提出了实现边区经济自给自足的政策”[1]p416。采取农业上向吴满有学习,工业上向赵占奎学习,发展盐业,优待移民、难民,军队屯田,减租减息等一系列措施,自力更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不但渡过了难关,而且实现了丰衣足食,增强了实力,坚持了抗战,孕育了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立于不败之地的灵魂。关于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和取得的成效,黄炎培先生在1945年7月去延安时直接感受到了延安军民物质生活取得的巨大进步,他说:“随便看看,到处是新建筑,我和御秋去访问,你们这屋是自己筑的吗?是。有没有公家贷款给你们或是补助你们?答没有。看各家的建筑,各式各样,可以证明这确是他们自己的建筑。”[3]p126“有人说:‘我是一九三八年来的,那时候地方妇女还穿着破烂的裤子,我亲眼见过的。现在好得多了。”[3]p128“政府好像对每一个老百姓的生命和他的生活是负责的。”[3]p128黄炎培的叙述表明,在共产党的治理下,边区人民的生活已经得到巨大改善,边区的面貌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三、精兵简政

为激发根据地人民抗日积极性,进一步减轻根据地老百姓负担,中共采纳了边区副主席李鼎铭的“精兵简政”提案。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告诫全党:“目前我们需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4]p883经过精兵简政,提高了上层机关的工作效率,建立了双重领导体制,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把大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派到乡村基层,向乡村传播了新的观念,也让知识分子增进了对农村基层的了解,增进了知识分子和工农的关系。与此同时,干部和知识分子下乡也培养了他们的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

四、发展文化社会事业

抗战之初边区文化教育极为落后。“文盲达百分之九十九;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人畜死亡率很高,婴儿死亡率达百分之六十,成人达百分之三;全区巫神多达二千余人,招摇撞骗,为害甚烈。”[1]p436在中共的努力下,小学从1937年春的320所,学生5600人,增加到1940年春的1341所,学生41000多人。1937年前,没有中学,到1942年发展到10所。1943年以后“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对文化生活的要求也提高了,1944年共办了三千四百七十所冬学,入学的农民达五万余人。”[1]p436

边区社会建设同样取得显著成效。社会秩序井然有序,人民精神面貌极大改善,中共的社会治理能力得到了有力验证,以至于黄炎培先生在谈到对延安的观感时说:“警察是没有见过。游民,他们叫做 ‘二流子,也绝对没有的。”[3]p113黄先生印象很深的是延安的人物:“不论男女都是制服,女子学生装短发,都代表十足的朝气。当地老百姓,衣服也都很整洁,衣料是蓝或白的土布。绝对没有褴褛污秽的流浪者。女子皆天足。此等士人,是代表朴实和体格的健全,却从没有发现过绅士式的男子,和涂脂抹粉、洒香水、高跟鞋等摩登装束的女子。”[3]p114谈到延安的社会风气,他说:“我们在延安,倒自由自在的。要到哪里,看哪人,都绝对自由。你不需要带路,你就自己去……就所看到的,只觉得一切设施都合乎一般的要求,而绝对不唱高调,求理论上好听好看。举几个例,他们知道贫农的要求,不一定在自有其田,只在乎有田可耕,而减轻租额,于是变分田政策为减租保租。他们知道贫民要求有钱可借,而减轻利率,于是不禁止债主放债,但严定减租保息。有人将怀疑中国共产党在开倒车,然毛先生说:那些都是党八股,万要不得。他们知道老百姓最苦的是贫而且病,只在都市设医院,施医给药,是不够的,于是组织医疗队,巡回四乡,医和药是送上门的……毛先生说:我们要打倒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要向老百姓学习。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知识分子多一点。读了马克思主义,没有能根据它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创造出合乎中国实际需要的自己的理论,做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看不见中国,只看见书架上的革命文献,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是少一点好。他主张有些书本知识的人,快回到实际工作里去。这都是中共三年来的新方针。至于执行的比较彻底,不马虎,在延安几天里,随处可以见到,这是事事有组织、人人有训练的缘故。”[3]p115-116黄炎培的叙述是在1945年7月,但陕甘宁边区成绩的取得是中共带领边区人民长期艰苦奋斗的结果,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没有中共自长征进入陕北伊始,带领和组织边区人民的最初努力就不可能达到1945年这样的建设成效。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共产党地位合法化,陕北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这就为中国共产党把抗战和根据地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提供了良好环境。中共抓住时机采取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一系列有力措施建设边区,使各项建设事业欣欣向荣,陕北抗日根据地成为抗战模范区,这与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鲜明对比,成为吸引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黄炎培.八十年来[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彭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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