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菜单
首页 > 热门资讯 > 党政 » 正文

长征途中呈现的毛泽东精神及其当代价值新探

罗建华

[摘要]长征构成了毛泽东精神多个维度生长的实践基座,催发毛泽东精神从斗争、独创、进取和乐观几个维度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情境中加以展开,而毛泽东精神又反过来为这一历史性壮举提供了信念、信仰与精神动力。更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决不因长征的胜利结束而消失,而是以极强的生命力继续存在于红军指战员们的历史记忆和革命实践中,并以极大的感染力和渗透力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实践范式。因此,透视长征途中呈现出来的毛泽东精神,有助于从中挖掘出有益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制度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和反腐倡廉建设的精神动力资源。

[关键词]当代价值 毛泽东精神 长征

毛泽东精神蕴涵了毛泽东本人内在的真实情感、信仰体系、价值观念和思考理路,以及由此为支撑而进行的实践所建构和塑型的外在精神风貌与气质。毛泽东精神在长征这一重要的革命征途中得以多维度生长,又反过来激励红军从无数难以言说的险境中走出来。长征作为毛泽东精神生长的实践土壤,使这种精神的几个维度在长征途中逐渐展现,而毛泽东精神本身也在借助长征这一实践过程进行着一种特殊的旅行。因此,毛泽东精神在长征途中以极强的辐射力扩散至整个革命队伍。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和红军所到之处,人民群众皆被这种精神所感染。

一、长征与毛泽东精神的本质关联性透视

在毛泽东研究中,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是毛泽东的思想和生平研究,而毛泽东精神研究则是后起的研究向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的重要性无法与传统的毛泽东研究相提并论。其实,毛泽东精神研究之所以重要,恰恰是因为它能够弥补传统的毛泽东研究的空缺与不足,把部分长期被无视的历史资源引入学术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主要的是总结历史经验,对历史资源通过理性逻辑思维加以挖掘、梳理和界定,可是“他的天才的思想、渊博的学识、强烈的个性、富有魅力的形象与顽强的求实精神、丰富多彩的浪漫主义情调交织在一起,人们无法把毛泽东完全安放在理性与逻辑的坐标上加以衡量”[1]P15。而毛泽东生平研究则难免有些为满足读者猎奇心态而有意地拼贴、随意地剪裁历史的成分,这显然不足以论证毛泽东的功过与成败,也无法将毛泽东过人的智慧从学术层面加以全面而充分地提炼并设法使之逐一呈现。因此,这两种研究的向度都需要有更多的方法论资源的引入,以弥补自身的缺陷。毋庸赘述,这几种主要的研究向度理应形成一种学术互动,在争论与交锋中各方都获取自身所缺的思想、理论与方法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精神研究中的“精神”,并不简单地指与物质相对的含义,也不是单纯地从心理学意义上讨论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如何运作,而是指一种有内在真实情感作为底蕴并通过实践塑造出来的令人钦佩、宜人心智的外在形象和精神面貌。长征无疑是毛泽东精神生发的重要实践基座,深度挖掘这一历史资源对于解读毛泽东精神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种重要性却不是指毛泽东从这独一无二的实践土壤上耕种出一种“乌托邦冲动”进而影响其一生,而是在原有的对主观能动性的认识基础之上强化了他对人的主体性的肯定维度。迈斯纳说:“长征不仅是毛泽东获得中共最高权力的一个时期,而且也是给他的革命使命赋予神圣色彩的一段经历,从长征来说还导致出现了毛泽东是无敌的这一信念,人们相信他注定能成功地完成历史所赋予他的使命。”[2]p123实际上,这种“神圣色彩”并不完全是由长征赋予的,也是从毛泽东自身内在的真实情感流露以及由实实在在的具体实践所建构的外在形象与精神风面貌所赋予的。易言之,毛泽东的智慧、地位与长征之间的作用力并非是单向地进行,而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长征无疑给毛泽东提供了一种难得的施展才华的实践场,使得毛泽东精神得以顺利生发并释放,也使毛泽东获得了相应的领导地位,而毛泽东精神以及他的领导地位又极大地促进了工农红军历经磨难之后能够置之死地而后生,使这支优秀的队伍从布满荆棘的长征险途中得以脱胎换骨,在中国革命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页。显而易见的是,毛泽东从众多中共领导人当中脱颖而出,有其自身与生俱来的聪慧天资以及由后天努力所获得的过人本领在起作用,而不是完全由客观历史环境所造就。在这个意义上,杨炳章指出:“周(周恩来)是位灵活的外交家,朱(朱德)是位忠厚的军人,张(张闻天)是位思辨的学究,只有毛泽东才是一位全面的政治家。”[3]P163因此,在面对敌军围追堵截、环境异常恶劣以及张国焘的分裂行动,给工农红军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之时,其他中共领导人各自都暴露出了自身能力与性格上的缺陷与不足,而毛泽东则恰恰成了可以把控全局使全军脱离险境的关键人物。但是,这并不能夠说明长征强化了毛泽东的“乌托邦冲动”,而是恰恰相反,毛泽东历经磨难之后变得更加成熟稳重,分析问题更加全面而深刻。同他最为亲近的贺子珍,就发现毛泽东身上这一重要的转变,她认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变得更加沉着、冷静和练达,思维更加缜密周到,也比以前更加善于团结周围的同志[4]p348。

另外,在漫漫长征途中所生发的毛泽东精神,也不是一种所谓的苦行主义。因为长征本身决非行军的目的,而只是一种战略性的行军路线选择,是由客观革命局势所制约和决定的。从主观愿望而言,长征开始不久,毛泽东主张“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4]P342。而且,他在1935年元旦出席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重申了这一主张,得到了多数与会同志的赞同。毋庸讳言,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最初都并不希望进行这么漫长的远征,而是一直想找个栖息之地休整军队以期再次从衰败中崛起。只不过后来的革命势态不允许他们完全按照事先预定的计划进行操作,而是一再调整路线和更改根据地建设的地点。长征使整个革命队伍在历尽重重磨难之后变得更加英勇和顽强,这一伟大的远征造就了一支战斗力无与伦比的军队。但是,这个结果只是征途结束之时自然产生的,而不是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事先所预设和规定的。

二、毛泽东精神在长征途中的生发与展开

要想彻底廓清在长征时期所生发并华彩展现的毛泽东精神不是件易事,因为“毛泽东精神”本身就是一个至今尚未形成统一认识的概念,尤其是它与“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等诸多概念之间的层级关系较为复杂,难以作出能够被广泛认可和接受的定论。笔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察和研讨,以期在长征精神研究和毛泽东精神研究交叉的理论场域发现新的理论生长点。

第一,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勇于并善于同梼杌饕餮做殊死搏斗的斗争精神,是毛泽东终其一生所具有的突出品质。但是,毛泽东的斗争精神绝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与人斗争,而是有原则、有目的、有宗旨的斗争,也只有如此,才能够称之为真正的斗争精神。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不难发现,他从未有过欺软怕硬之举,而是时常与有权有势者相抗衡和搏斗。从早年的驱张运动,与赵恒惕之间的周旋与斗争,乃至后来的与国民党顽固派以及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其斗争的勇气与力量都是生发于对民众的无比关怀和对其命运的深度关切。而在长征途中,更多的是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激烈搏斗以及与党内不同理论路线之间的争论与斗争,尤其是与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斗争。毛泽东的斗争精神体现在理论路线的维度,就必须与这些倾向坚决作斗争,坚定不移地秉持科学与真理,坚决与披着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国际的外衣却做着危害红军队伍、践踏马克思主义之事的“不自觉的叛徒”进行顽强斗争。但是,长征途中充分彰显了毛泽东的斗争精神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多次与强敌斗争都获胜,更重要的是他能够把握好斗争的限度问题。也就是说,这种斗争精神不仅是勇于斗争,更重要的是善于斗争。这就意味着他还必须借助他的斗争精神与过度斗争的行为和倾向进行斗争,以防止出现不正当的、过度的斗争,尤其要设法避免党内不必要的斗争。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陕甘宁边区的干部群众向毛泽东反映了一个党内斗争极为严重的情况。“毛主席仔细倾听了当地干部群众的反映后,立即指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5]p342由此,毛泽东成功地制止了一次中共党内由于过度斗争而造成的人员伤亡和革命力量的巨大损失。当然,在长征途中,毛泽东的斗争精神还表现为一种与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斗争并力图将其征服的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战胜了高冷的雪山、一望无际的草地,成功地越过了无数人为和自然的行军障碍。难以想象的是,毛泽东的这种斗争活动是在可怕的病魔缠身的情况下进行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医疗条件极差的情况下恶性疟疾发作,仍未阻止他永不停息地思考着中国工农红军的作战、行军路线和中国革命的前途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第二,力反教条、另辟蹊径的独创精神。毛泽东的独创精神,在长征途中突出地表现为战略战术上的大胆突破与创新。在战争形势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他凭借自身丰富的地理与政治常识以及敏锐的军事思维能力,科学规划和设计了行军路线,使红军逐渐走出困境、走出经验主义的囚笼。在长征途中,毛泽东所设计的最具有传奇色彩和独创性的行军路线莫过于“四渡赤水”。它充分显示出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以后确立的正确思想路线指导下一反以前的逃亡与避战的局面,主动调动敌人并在运动中发现敌军薄弱环节,进而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毛泽东创造性地使出了“声西击西”“声北击西”和“声南击北”等手法以达到以假乱真、迷惑敌人的目的,突出地体现了毛泽东在革命运动中运筹帷幄的本领与智慧,也彰显了毛泽东在革命实践层面上的独创精神。当然,毛泽东在战略战术上的独创精神并不仅仅表现为设计出前所未有的战略和路线,更重要的是能够随着革命运动局势的新变化及时有效地调整这种已形成的路线规划,使行军路线更加趋于灵活。而且,这些正确路线的设计和最后执行其实都是与极力反对教条主义错误思想和路线同时进行的。不仅如此,毛泽东在理论上的创新与突破,以及文艺作品的创作过程当中,也极大凸显其独创精神。在长征途中,毛泽东的确没留下字字珠玑的鸿篇巨制,但这些为数不多的理论作品对当时的革命运动而言却是不可或缺的。更为有意思的是,他在长征途中即兴发挥写了不少诗词,成为传世之作。这些诗词大多如日本作家竹内实所言:“对照实际的行程读来,那是在乍一看平凡的语句中充满难以忘怀的感慨的极富真实感的诗。”[6]p160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毛泽东“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诗人气质和自信、洒脱、大志在胸的英雄气概,也充分彰显了毛泽东在文学艺术领域的独创精神和驾驭文字的能力。

第三,创造条件、主动出击的进取精神。进取精神的生成和发挥,往往需要一种理论与思想的前瞻性,需要具备较强的科学预见力。尤其是在革命运动过程中,要想在装备和队伍数量上明显处于劣势时仍能够变被动为主动,那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对历史资源进行一种深度挖掘和科学合理的整合,并凭借新锐历史眼光发掘出未来实践的突破口。红军开始长征前,毛泽东、董必武等人便注意到“当时在北面和东面,敌人重重叠叠的筑满了乌龟壳,大部队通过较困难。西边的乌龟壳要稀落一些,主力转移方位自然是由西向北前进,这是毫无疑问的”[7]p125。可见,北上抗日首先从西征开始,这并不是所谓的在无计划、无准备的情况下仓皇逃窜,而是基于对战争情势的全面查考而作出的准确判断与科学决策,这恰恰是毛泽东相机而行和积极进取精神的一种特殊展现形式。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尽量避免攻打固守之敌,不能“啃硬的”,而是应在运动中找准时机消灭敌人。这看似消极逃跑,却是真正意义上的积极应战,仰仗科学合理的战略战术达到保存实力且以少胜多的目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科学预测革命运动中即将出现的各种状况是作为军事家必备的本领,而毛泽东的进取精神在长征途中恰恰也是借助这一本领而得以呈现。在长征途中的大多数战役红军所面临的岌岌可危之态势皆被毛泽东提前预料到,以至于使革命队伍数次险中得胜、脱离困境。此外,毛泽东的进取精神还体现为对理论知识如饥似渴地加以学习和吸收。在长征席不暇暖的行军途中,他仍精心地阅读了列宁的《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和《国家与革命》,以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8]p29正因为毛泽东善于在百忙之中、在无比恶劣的环境下坚持为自己“充电”,才使自己逐渐拥有了见微知著的能力,使自己的理论与判断能够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使自己的文章時常能够言必有中、大处落墨。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能够闻一知十,能够敏锐而准确地把握住从现实革命运动与已有理论的融合中生发的新理论,进而总结概括出新的必要的结论用于指导下一步的实践。

第四,以苦为伴、苦中作乐的乐观精神。长征是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英雄史诗一般的壮举,其艰难程度根本无法用三言两语加以概括和说明,它是对人的信念、信仰和毅力的一种巨大考验。可是,亲历长征的杨定华却说:“虽然物质气候使红军受到肉体上的痛苦,但他们的精神却是愉快的。”[7]p86说这与毛泽东的革命乐观精神有着莫大的关联性,并非牵强附会。在长征途中,毛泽东时常给战士们讲故事以活跃气氛,使战士转移注意力、暂时地忘却苦痛,也激发了他们积极乐观的情绪,增强整个队伍凭借非凡的毅力战胜敌人、战胜恶劣环境的信念和力量。“长征开始以后,部队不断受到损失,士气十分低沉。首先领导层中,对当时的军事指挥错误就有议论,早已酝酿着不满。”[8]p453而在过湘江之时,中央红军在突破敌军封锁的过程中自身也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队伍锐减大半。“博古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一筹莫展。李德一面唉声叹气,一面却委过于人。”[4]p339毛泽东却涅而不缁,决不允许自己沉浸于失败的苦恼中,而是积极反思其问题的根本,并且努力劝导周围的同志重新思考行军的路线问题,直至不少党内干部接受了他的正确意见和看法。在长征途中,餐风沐雨、食不果腹却仍然少不了要组织各式各样的文艺活动,这是使战士身心得以放松和休息不可或缺的方式,而不是革命运动的附赘悬疣。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乐观精神并不是建立在坐井观天之后的盲目乐观,也不是因为他所面临的难题比其他战士要少,恰恰相反,毛泽东不仅自己带病跋山涉水,而且贺子珍受重伤、生死未卜,这个时候却又得到毛泽覃被杀害的消息。可以说,毛泽东头顶上的压力比其他战士和领导人都大。可是,正是在这样一种难以形容的困境中表现出来的自信与乐观,才能够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革命乐观精神,而在革命大好势头面前所流露的积极与乐观姿态则仅仅是人之常情而已。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无比艰难的环境中保持乐观姿态,主要在于他能够从现实出发把握中国红军的前途和命运,也在于他有着伟大的革命理想。

在长征途中,毛泽东精神从以上四个维度展现,形成“四维一体”的精神体系。但是,这一概括并不是试图说明长征是使毛泽东精神的这几个维度从无到有的根本原因,而只是要强调在长征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毛泽东精神的这几个维度得以充分地展现,而且每个维度在这一时期的呈现方式有其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是由历史阶段的特殊性所赋予的。

三、毛泽东精神的当代价值探讨

若仿借齐泽克谈论“回到列宁”时候所用的措辞,我们大概可以说研究长征途中显示出的毛泽东精神正是为了发现和挖掘出“在毛泽东之中又超越毛泽东的毛泽东”。因为这种精神决不因长征的结束而消失,而是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资源继续存在于红军队伍当中,进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革命实践的推进而扩散至整个中华民族,深深地嵌入了中华民族的内在情感与思维方式,至今仍为社会主义建设不竭的精神动力源泉。

第一,以勇于独创的精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制度创新。理论的发展需要不断突破原有的结论和观点面向新实践,方能展现其内在的解释力和对实践的推动力。这是理论自身发展的要求,但从归根结底意义上说则是由人类社会永不停息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中华民族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至今,贯穿于这一道路始终的从来都不是一些固化的理论原则和僵死的结论,而是由实践决定并推动实践丰富发展与变化的、既有内在的本质连续性又不断有新的内容和形式的理论在背后支撑。但是,以独创精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意、无原则和不顾现实实践需求地纳入时髦理论,或生造一些理论概念以获取理论形式上的多样化和所谓的创新,因为这其实只会使我们的理论辞巧而理拙。制度在约束人的行为的同时,在一定历史阶段中也能够为人的行为指明方向,为人类突破当前实践框架和实践范式的束缚,迈向新的实践提供指示标。但是,随着新的实践域的拓展,制度也必定需要随之更改、完善。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特色鲜明、富有效率的,但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的。”[9]p10这就需要我们在发挥独创精神的过程中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色更加鲜明、效率更加突出,不断使之趋于完善。

赞一个 ( )

如果本文对你有所帮助请打赏本站

  • 打赏方法如下:
  • 支付宝打赏
    支付宝扫描打赏
    微信打赏
    微信扫描打赏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验证码:
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