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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实践?改造:中共的苏维埃建设研究

江明明+朱钦胜

[摘要]苏区时期,中共将起源于苏俄的苏维埃,由理论层面运用到根据地建设的实践,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受限于主客观环境,苏维埃的实际建立和运行,同中共在理论上的预设存在差距,从而出现众多问题,最主要的就是以党代政。虽然后来又对苏维埃进行改造,但弊端依然存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苏区 苏维埃政权 党政关系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新型政权,即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是俄语cobet的音译,意思是代表会议,起源于1905年俄国革命,十月革命后成为俄国新型政权的标志,从国家到地方,设立各级苏维埃。苏维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立法权,并由苏维埃派生行政机构。中共将这一政权形式由俄国移植到中国的广大农村,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苏维埃实际的建立和运作情况,却和中共预先的设想存在较大差距,从而产生了很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党政关系的问题①。中共如何认识这一新型政权形式从理论到实践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并对其进行改造,是本文研究的旨趣所在。

一、理论上的苏维埃和苏维埃的建立

根据马列主义原理,结合苏俄的经验,中共在建立政权之前就有了关于苏维埃的设想,较为具体的论述见于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的会议文件《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文件认为党应先建立革命委员会组织力量进行武装暴动,暴动成功后由革命委员会来组织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其中规定“苏维埃的正式名称应当是工农兵代表会议(乡区的可简称农民代表会议)。中国的苏维埃政权的正式名义应当是:中国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苏维埃应在劳动群众直接选举的基础上组织起来”,要充分体现民主,苏维埃政权要“吸收劳动群众,吸收贫人来参加管理国家的日常工作”。

最值得注意的是,就苏维埃和党的关系,该决议案作了明确规定。认为“党是苏维埃思想上的领导者,应经过党团(同现在的“党组”——笔者注)指导苏维埃”,并且要求苏维埃各机关的党团都要绝对执行党的指示,“一切最主要的政策,都该由该地党委会批准”。不仅如此,从苏联的经验中,中共当时还预见到了党政不分的问题,并提醒“党应预防以党代苏维埃或以苏维埃代党的种种危险”。在苏联的革命经验中,曾有苏维埃代替党的危险,故而决议案中指出“中国也有以苏维埃代替党的危险”。中共中央当时考虑的主要是如何避免以政代党。“为要达到此目的,必须注意党的组织之行为,毋使其发生软弱的现象。所以在党部工作的同志,不应当较在苏维埃中为弱,党经过苏维埃或其他组织内的同志,应当在一切条件下,应该公开在苏维埃中,在苏维埃工作上增高和巩固党的影响”。

该决议案的最大特点就是大量借鉴了苏联的经验,在论述苏维埃的定义时,大段照搬列宁的原话,而对当时上海、广东的革命经验则持否定态度。对“苏维埃政府中办事人员可能作出的各种流弊,如官僚主义、办事迟钝和滥权等事”,认为“就应号召广大的劳动群众起来反对”。但怎样唤起群众 ,有何制度保障,则付之阙如[1]p451-469。由此可知,该决议案是当时照搬马列主义原文和苏联经验的产物,虽然预见到了苏维埃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但除了表示需要注意和防止外,未提出任何的得力措施,这就为以后苏维埃建设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埋下了伏笔。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机成熟。“苏维埃政权是名副其实从枪杆子里出来的,建设苏维埃政权的最常见的模式有两种:一是先有红军,红军打到哪里,由军队在占领的地方建立政权;二是先由地方党组织暴动,再由暴动的武装建立政权。在现实生活中,前者显然要多于后者。”[2]p127这就和中共以党委领导下的革命委员会为主体来进行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设想存在很大的差距。它影响到下文将要论述的军政关系。理论上讲,苏维埃的建立应该是由下而上的,由一定数量的村苏维埃组成乡苏维埃,再由一定数量的乡苏维埃组成区苏维埃,然后是县苏维埃[3]p22,23。但现实往往是红军打下某个县城后,建立苏维埃,再由上而下建立区、乡苏维埃。例如中央苏区第一个正式苏维埃政权就是长汀县苏维埃,由此再往下设立各级苏维埃。这样一来,地方苏维埃的建立就蒙上了委派色彩,是上级要求和帮助建立的,其工作也就更加依赖红军和上级党部。

在中共的设想中,相对其他政权形式,苏维埃政权的优势何在?这是因为苏维埃“不是群众大会,更不是几个领袖包办的委员会,而是由各项职业工人和各乡农民群众之间,红军军营里,直接选举出来的代表会议。这个代表会议,由民意而选出,因民意而撤换,已没有群众大会嘈杂,不好讨论的毛病,又没有少数委员会包办的流弊,群众的意见可以马上提到政府里来,政府的行动也马上可以传到群众中去,这样才可以真正代表群众利益。同时也可以引进广大群众参加政治,以造出无产阶级的政治人才,这是苏维埃政权的根本意义”[3]p16-17。由此可见,中共之所以大力推行苏维埃政权建设,除了受苏俄的影响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中共设想中的苏维埃能真正代表群众,给群众以政治训练,且没有其他政治体制的弊端,既民主又集中,能快速而又真实的反映和解决群众的利益要求。但是,从上文我们已经知道,苏维埃在建立过程中就有很多地方和中共预先的设想不符。那么,实际运作中的苏维埃真能达到预期效果吗?

二、苏维埃建立后的问题

毫无疑问,苏维埃在苏区的广泛建立和发展,对苏区革命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对应付战争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实际运行中的苏维埃,也和中共早期的设想存在较大差距,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论上,苏维埃由民众选举代表,成分上应由无产阶级即工人和农村中的雇农分子占多数。但在实际的运作中,却是“富农流氓分子”积极参加革命委员会,后来又进入苏维埃政府,把持政权机关。正如1931年欧阳钦的报告中分析所言:“江西苏维埃政权是靠红军建立的,在红军初到来时,一切情形不熟悉,最初起来的大部分是些富农流氓分子,真正下层的工农群众最初不敢起來,所以在过去的政权机关完全是被富农流氓把持,一直到现在这一富农的基础还未肃清,所以这些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大部分是操在富农手里”[4]p377。这些富农绝非中共所希望的“真正下层的工农群众”的代表。直至1933年,省委在检阅边区新区工作的决议中还提到苏维埃机关被阶级异己分子把持操纵,“富农任党的支书或乡苏主席,已经是屡见的事实(宜、乐、博、广均有)”[5]p387-388。由于大量的富农或流氓无产者等投机分子参加苏维埃,苏维埃对广大劳苦群众的代表性势必会大打折扣。

第二,工作作风上,苏维埃政府也很难做到中共构想中的民主,反而出现很多问题。首先就是少数委员包办的情况。苏维埃本身就是代表会议的意思,但在很多“已经建设苏维埃的地方,并没有建设真正的代表会议,仍然只是一个执行委员会”[5]p119,这就是说在这些苏维埃政府里,是由少数执行委员包办一切的。1930年6月赣西南特委也提到个别地区“人民委员会成立了就不开代表大会,由少数人包办”[6]p48。就算开了代表会议,“各处政权机关,只是挂着代表会议的招牌,实际上仍然是几个委员包办一切”[3]p28。其次冗员,“各级政府开始时,冗员太多,有些区乡政府人员,多至六七十人,然都没有很好分配他们工作,致一般事务,堆积停滞,少数领袖身上应付不开,而多数人都又围在政府吃闲饭睡午觉”[3]P29。正是由于少数人专权和冗员太多,必然导致官僚作风和贪污腐化。据《红色中华》披露:兴国、万泰、赣县等县政府,“每月开支浪费得很,一个区政府每月要用到四五百元的经费,有一个区政府每月的信封用了二千九百个,吃仁丹一个人一天吃了八包。诸如此类的很多,这是何等骇人听闻的事啊!不仅如此,像兴国县主席与财政部长,鼎龙区财政科长,兴国所办的国家商店的经理等,吞没公款,假造账目,扯旧账造新账,等等贪污舞弊情形,更为严重。还有一种普遍的现象,就是将存款打埋藏,隐藏不报,差不多在兴国各区都是这样做”[7]。

第三,军政关系方面。上文已经说到,由于苏维埃政权大多是依靠红军建立起来的,分田分地也是在军队的主持下完成的,根据地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红军。因此政府和农民对军队的依赖性都非常大,工作重心也向为军队服务倾斜。江西苏区的各级苏维埃就被批评为“在党的包办之下,完全变为事务机关,变为专为招待红军、打路票、找伕子的事务所”[4]p448。苏维埃不仅要依赖红军,地方武装也是其重要的支持力量。县苏维埃有警卫营或独立团,区苏维埃有游击队,乡村则有赤卫队。地方武装不仅是保卫地方政府的军事力量,同时也是红军的预备力量,因此受当地苏维埃和红军的双重甚至多重指挥,再加上苏维埃和地方武装之间的力量并不均衡,这就很容易产生军政之间的矛盾,经常造成枪凌驾于苏维埃之上的现象。闽西就“有些地方赤卫队权力超过政府,有武人专政的倾向”[3]p29。很多地方“不管边区和赤区腹地,都有不统一各自为政的地方武装乱打土豪,与政府对立,不听指挥”[4]p437。

第四,党政关系方面。按照苏维埃的原意,以及中共在苏维埃组织法和其他文件中的构想来看,党对苏维埃的领导,应该通过苏维埃政权中的党团起作用。但就现实而言,大部分人包括一般党员根本不知党团为何物,更不知如何具体运作来贯彻党的领导。因此 ,尽管早在苏维埃建立之前的中共六大,党就认识到了要预防以党代政和以政代党,但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这两种现象都存在。在六大的决议案中,中共从苏联的经验出发,认为要加强党的领导,防止苏维埃过于强势。或许是矫枉过正,这样一来却使党在苏维埃建设中过于强势,以党代政和党包办一切的现象在各地的各级苏维埃都相当普遍。在湘鄂西根据地,“党虽在苏维埃中成立有党团,可是党团好久不开一次会,如省苏过去三四月不开党团会,甚至有不在苏维埃中成立党团的(如潜江县政府),党团好久不向党作工作报告,党也不检查党团工作,有什么事也不经过党团便直接命令苏维埃机关照办,同时苏维埃自己不建立独立工作,有事就找党解决,党也就替苏维埃包办下来,这种党包办命令与代替苏维埃工作的现象,确很普遍。苏维埃的委员大都是党员,非党群众很少。不抓得力干部到苏维埃做工作,不注意苏维埃工作的指导,也是普遍的现象”[8]p134。对这种现象的批评,中共的文件中多次出现,则此问题的严重性和普遍性可见一斑。

三、改造苏维埃

面对出现的种种问题,中共认为是地主富农分子大量混入苏维埃进行破坏,再加上立三路线的残余以及国民党的“以党治国”理论的遗毒造成的。在此思想的指导下,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为契机,在苏区开展了广泛的苏维埃改造和选举活动。“各苏维埃区域应利用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会的机会,实行自乡村下级苏维埃起的改选,坚强各级苏维埃或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党团,在当地党部的指导下去领导群众,在斗争中来肃清富农代表或委员会,经过雇农工会、贫农团的组织与工作,引进雇农贫农以至中农分子的积极分子到指导机关中。”[9]p399由此可见,改造苏维埃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通过重新选举的方式改选苏维埃的成员;二是通过贫农团、雇农工会等群众组织将苏维埃中的敌对和腐化分子洗刷出去,同时引进积极分子。这一方面都已经有了专文研究[10],兹不赘述。

军政关系方面,中共也作了调整,明确要求红军必须注意维护苏维埃的权威。早在1930年3月中共中央就告诫红三军前委:“要坚决的帮助群众建立并扩大苏维埃政权,而且用全力帮助这一政权树立指挥群众、管理群众尤其是肃清敌人的威权,红军更应该受这一政权最高机关指挥,使红军成为这一政权下的工农军事组织。”[9]p86此时更是严厉批评红军党部“没有充分的注意到创造在劳动群众中有威信及能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的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机关与红军的指挥机关常常没有好的联系。在这一方面,红军中的党部和他的指导机关要负相当的责任,因为他并没有把巩固苏维埃政权机关,当作自己的直接的任务之一”。因此,“红军中的党部是苏区党部中最健强的队伍,绝对不能够放弃组织和巩固苏维埃政权机关的任务”[9]p728,729。中央希望通过红军的党部来加强对苏维埃的改造。

从党的六大开始,中共就高度重视党团在构建良好的党政关系中的作用。但对如何发挥党团作用,一直是語焉不详。此后开始明确要求党部必须通过党团来对苏维埃进行思想上的领导,并对党团的工作做出了具体安排。“建立党团的经常工作:这里最主要的就是要建立健全的党团,来保障党的领导。党团应绝对服从所属党部的指示,执行其一切决议。经常保持党团在会议上一致的意见。加紧对于在机关内非党员的政治工作,达到取得多数来实现党的一切领导。党团在每一次政府和群众组织开会之前,必须召集会议准备自己的意见,上级党部必须经常加紧对党团的领导工作的检查。”[9]p637

在当时,调党员干部去苏维埃工作往往被视为是一种变相“流放”,经常调一些能力差的党员去。为了加强苏维埃中工作人员的能力,中共开始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强调“政府工作一定要派得力的同志去做”[9]p455,政府部门“各级党团的领导者,应以党中最得力的同志充当”[9]p498。另一方面则要求对苏区的干部进行一次总检阅,“考察他们的社会成分及经历、工作能力及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的表现,合理化科学化的运用组织上的分工来重新分配工作。在检阅中要切实执行缩小上层机关,最高限度的发展自我批评。对于那些浪漫、腐化、消极、敷衍、怠工、雇佣劳动化的表现,必须加以严格地审察和肃清。对于干部中的不正确倾向必须作不调和斗争,使现有干部在政治上思想上团结一致”[11]p535。不仅如此,中共还提出要加强干部的培训工作,要在日常工作中锻炼干部,也要举办专门的训练班。尤其是要注意对工农干部的引进和教育,“以后在政权及群众组织指导机关当中,党应当注意引进非党的工农积极分子参加工作,培养这些分子的能力,提高这些群众干部的积极性”[11]p637。

四、结语

經过改造,苏维埃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问题却并未彻底解决。从中共的文件来看,此后依然是三令五申,告诫要避免党包办一切的现象。但怎样避免,怎样才能既加强党的领导,又发挥苏维埃的主体作用,却无法提出得力的措施。历史的矛盾之处就在于,中共当时要改造苏维埃的种种弊端,只能是加强党对苏维埃的领导和控制,这样反而更加重了苏维埃对党的依赖。这种以党代政的现象并没有随着苏区的失去、红军的长征而消失,相反,在抗日时期的民主政权中同样存在并且相当严重[12]p54。直至今日,我们也很难说以党代政的现象已经被完全肃清。因此,深入研究苏区时期党政关系的历史,对今天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无疑是有帮助的。

注释:

①对于苏区政权的研究,以王旭宽的《中央苏区苏维埃政府研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2014年版)为代表。书中重点讨论了苏维埃政府的基本架构和制度,并对其正面特征有所阐述,而缺乏深入考察。而张玉龙、佟德元的《中央苏区时期中共的党组织系统、党员结构与党政关系》(《苏区研究》2015年第1期),则对苏维埃的党政关系进行了讨论,认为制度虽好,却因多方原因而存在以党代政的现象。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2]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3]江西省档案馆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4]江西省档案馆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5]江西省档案馆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6]本书党史资料征集协作小组编.湘赣革命根据地(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7]反对浪费严惩贪污[N].红色中华,1932-03-02.

[8]湖南省税务局等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1927—1934)[M].南漳县印刷厂,1988.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0]杨会清.苏维埃选举运动的政治功能分析[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3);江明明.苏区贫农团的权能演变及其与苏维埃关系考察[J].苏区研究,2016(5).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2]曾志云.我国党政领导体制的历史研究与当代构建[D].福建师范大学,2011.

责任编辑/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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