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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下的中央苏区社会改造

刘一博

[摘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为指导,立足丰富翔实的社会调查,以中央苏区为试验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开辟了社会改造的“新道路”,构建了中央苏区的“新经济”“新政治”和“新文化”,实现了整体性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央苏区 社会改造

中共一大即“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现社会革命”[1]p3。在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揭开了“创造中国新社会的序幕”[2]p55,实现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个变革的显著特点之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为指导”[3],不斷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彰显出改造物质世界的力量。

一、立足丰富翔实的社会调查,以中央苏区为试验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实现社会改造的“新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的指导下,立足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建设苏维埃政权,以实现社会改造。面对独特的国情,革命实践迫切地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需求。然而,“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4]p749,对于走进农村的初步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共产党人来说,“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4]p749。“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到群众中去作深入的调查研究,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5]p518。在中央苏区的革命实践中,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和才溪乡调查为代表的一系列社会调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基础,也为实现社会改造开辟了一条别具中国特色的“新道路”。

从理论上看,社会调查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1930年5月,毛泽东作寻乌调查,涉及该县的人口成分及其政治地位、城市商业情况、旧有土地关系、地主及剥削手段和程度,以及土地分配中的标准和方法等。寻乌调查是在开辟中央苏区的过程中,在毛泽东对富农问题“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6]p118做的,得以弄清富农与地主的问题,得出了“大中地主阶级的全部都是反革命”[6]p194的结论,为了解农村阶级关系,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确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等原则提供了现实依据。毛泽东随后写出《反对本本主义》,高声疾呼“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7]p109,指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是“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7]p111,提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7]p115。随后,他还作了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和木口村调查等,进一步了解中央苏区社会状况和土地革命政策执行情况,反思“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6]p254,并不断调整斗争策略。后来,他还进一步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6]p268的重要论断。伴随着这些社会调查,超越马克思主义“本本”和共产国际决议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形成。有了这些调查和从中对中国特点的把握,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8]p534。

从实践上看,社会调查的过程就是开辟“新道路”的实践过程。在社会调查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按照中国实际应用的结果,就是逐步确立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井冈山时期,宁冈和永新的调查为开展边界土地革命奠定了基础,并深化了对“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认识。1929年3月,红四军主力攻占长汀后,毛泽东召集当地钱粮师爷、教书先生、老佃农、流氓头子各色人等召开调查会。在此基础上,红四军前委作出决议并致信中央,明确提出“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9]p67,拉开了创建中央苏区的序幕。这年底的古田会议上,集中批评了红四军党内的错误思想,明确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基本原则。他在这次会议的决议中尖锐批评一些人“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7]p94。在尔后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提出了红色政权理论的基本内容,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基本形成。再经过随后的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对共产党立足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实现社会改造,在阶级分析、工作方法等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重要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

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10]p43中共改造中央苏区社会的具体实践,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到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创建了一个反映时代特点和人民利益的工农民主政权,开辟了由人民政权领导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变革的新道路”[3],使中央苏区的社会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实现了整体性的社会改造。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也在中央苏区初步形成。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三个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就体现在中央苏区社会改造成果之中。

二、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符合中央苏区实际情况的土地分配政策,改变社会经济基础,创造了苏区“新经济”

土地革命前,中央苏区的经济基础是以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为核心的,土地所有权基本操纵在地主或宗族的族产族田的手中。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乡村的一切政治制度、社会习俗……成为封锁农民的桎梏,使一般贫苦农民群众永远得不着解放”[11]p19,所以“一般群众希望解决土地问题是万分迫切的要求”[12]p329。土地革命彻底变革旧的经济基础,赣西南“各处的土地都已彻底的平均分配了,因此,每个农民都有了土地,把过去的地主垄断土地的剥削经济变为每人都有土地的小农经济了”[12]p329。贫雇农因为平均分配土地而成为新的个体劳动者,农民个体经济成分在中央苏区的经济结构中占主要地位。在此基础上,中央苏区大力发展合作经济和国营经济,力图建立一个由国营、合作和私人经济共同构成的新的经济结构。

土地分配是建设“新经济”的最重要一环。中央苏区正确的土地分配原则是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结合不间断地调研而逐步确立的。这个政策,一是在土地所有权归属方面,《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13]p361,《兴国土地法》将其修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13]p364,《赣西南土地法》规定暴动后“须立刻没收一切豪绅地主阶级及祠堂庙宇社会的田地、山林、池塘、房屋”[13]p377。虽然没收土地的范围有所变化,但这几部土地法始终坚持土地国有政策。1931年初,中央苏区在工作中发现,农民“感觉田不是他自己的,自己没有权来支配”[6]p256,因而不安心耕種。于是,苏区中央局发布通告指出,农民参与革命的目的“不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主要的还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权”[14]p1386;“土地国有只是宣传口号,尚未到实行阶段”[14]p1387。2月27日,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加强春耕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分田后“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主”[6]p256。据此,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布《为督促分配土地及宣布土地所有权之布告》,正式宣布已经分配的土地归农民所有。

二是在土地分配方法方面,《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都列出以人口和劳动力为标准的两种办法,并以按人口平均分配为主。1929年7月,中共闽西一大延续了这个办法,并增加了“分田时以抽多补少为原则”[13]p369。次年2月,闽西特委二次扩大会议规定了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13]p388。6月,南阳会议又提出“抽肥补瘦”原则,同时重申按人口平均分配,因为以劳动力为标准“这只于富农有利”[13]p405。据此,当时的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苏维埃土地法》,采取按人口平均分配而不采取按劳动力的办法,同时“分田须按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不准地主富农瞒田不报及把持肥田”[15]p16。1931年11月一苏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规定地主军阀等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任何代价的实行没收,被没收的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农与中农实行分配”[13]p459;“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是消灭土地上一切奴役的封建的关系,及脱离地主私有权的最彻底的方法”[13]p460。至此,适应中央苏区实际的土地分配办法基本定型: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在原耕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

土地所有权的转移是中央苏区社会结构最深刻的变动,彻底摧毁了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还普遍废除了债务,使农民摆脱了残酷剥削。“不还租,不还债,不完粮,不纳捐税,工人增加了工资,农民分得了土地,好像解下了一种枷锁,个个都喜形于色。”[12]p354农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改善,石城“贫雇农吃肉的比革命前增加了两倍,吃油增加一倍,买布做衣服的增加一倍半”;于都梓山、车头一带“革命后有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的农户都有余粮,每人每年的口粮水平达到四百至五百斤”[16]p16。二苏大会报告指出,“苏维埃的领导与农民劳动热忱的提高,苏区的农业生产在广大的地方是恢复了,有些并且更加发展了”[13]p321。同时,为了增强私人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满足社会需要,为整个革命战争服务,中央苏区大力推进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兴奋了整个群众”[6]p340。依靠集体经济合作组织,“在新型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现了中国农村前所未有的社会动员,激发出强大的社会生产力,最大限度地支援了革命战争”[17]p884。中央苏区的“新经济”,体现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是社会改造的成果,也是进一步动员群众参与革命的动力。

三、走群众路线,建立起真正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的苏维埃政府,构建苏区“新政治”

中央苏区一带原先的旧政治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乡村基层政权被宗族、胥吏所把持,农民受到政权、族权的重重压迫。历史证明,人民不掌握政权的力量,无法完成社会改造;政权如不能对乡村进行有效的管理,也无法完成社会改造。中共中央明确指出,为完成社会改造任务,“必须在政治上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民主独裁的政权——工农兵苏维埃”[18]p272。

第一,中央苏区建立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苏维埃政府,推翻了地主阶级统治,建立了代表工农利益的政权。二苏大会指出:苏维埃“是民众自己的政权,他直接依靠于民众。他与民众的关系必须保持最高程度的密切,然后才能发挥他的作用”[13]p306;苏维埃的力量“完全依靠于民众”[13]p306。又如闽西工农兵二大也指出:“苏维埃的力量只是群众的力量,没有了群众,苏维埃是没有力量的”[13]p430。更重要的是,各级苏维埃直达基层群众,取代了宗族在乡村的统治地位,确立了工农当家作主的根本制度。从中央到乡村的各级苏维埃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并接受群众的监督。这种真正的民主制度,保障了工农民主权利,激发了群众政治参与的热情。

第二,苏维埃政权实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苏维埃在农村的组织形式是乡苏,它是由全乡选民选举且具有广泛权力的基层政权。在乡苏下设立各种委员会让群众直接参与政府事务。为充分发挥乡苏代表的作用,实行村代表主任和代表与村民发生固定联系的制度,从而使苏维埃可以直达每个群众,毛泽东认为这是“苏维埃组织与领导方面的一大进步”[6]p325。同时,围绕政权之外,还有工会、贫农团、赤少队、合作社、反帝拥苏同盟等群团组织。它们和基层政权互相配合,互为依存和补充,发挥了联系、动员和组织群众的重要作用。群团组织“使每个公民都成为有组织的。苏维埃经过这些组织可以使一切建设工作,动员工作,深入公民中去,公民对苏维埃的意见也容易反映到苏维埃来”[19]p459。乡苏委员会制度和群团组织为扩大民众政治参与提供了合法性途径,这一制度创置“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6]p325。

第三,苏维埃干部是实践群众路线的典范。二苏大会要求“必须在苏维埃系统内开展无情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苏维埃应该最清楚的明了群众的生活情形,迅速的恰当的解决群众的困难问题,热烈的动员最广大的群众”[13]p352。毛泽东也告诫苏维埃干部,“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7]Pp137;要做好工作“就得和群众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7]p138。中央苏区绝大多数干部心系百姓,大公無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苏区干部好作风蔚为传扬。

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的性质,辅以各种形式的群团组织,广泛而高效的农村社会动员,这些是“苏区农村社会革命和社会发展的成果”[17]p980。在中央苏区,工农群众通过合法性渠道广泛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用组织的形式将分散的群众凝聚成改造社会的主体性力量。走群众路线构建的“新政治”,突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实践特征。

四、倡导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主人翁精神,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建设新社会,创造苏区“新文化”

针对党内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毛泽东鲜明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7]P115,倡导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主人翁精神。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废除和各级苏维埃的建立,使“群众第一次从地狱中出来,取得了主人翁资格”[13]p319。中共着力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扩大群众的政治参与,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建设新社会,构建了以群众为主体的参与型、大众化的“新文化”。

第一,以大众化的阶级的教育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观念,构建了新的话语体系。1933年4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训令,规定“苏区当前文化教育的任务是要用教育与学习的方法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打破旧社会思想习惯的传统以深入思想斗争,使能更有力的动员起来,加入战争,深入阶级斗争,和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20]p685。张闻天撰文指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是在使每个苏维埃公民受到苏维埃的教育。这种教育不是在愚弄民众为剥削阶级服务,而是在启发民众,使民众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21]p278中央苏区实行免费的普及型教育和社会教育,在各区乡建立了列宁小学,同时还在广泛开展了扫盲的识字运动,开办夜校、识字班、俱乐部、列宁室等,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很多不识字的女孩子,参加了革命以后能写得很短的信及标语之类的东西”[12]p355。遍布乡村的标语口号、切合群众口味的戏剧山歌也发挥了宣传教育的作用。群众普遍具备了阶级意识和一定的政治常识,“国际歌、少年先锋歌、红军歌、暴动歌,无论男女老幼,没有一个不会唱”[22]p70,“无论三岁小孩,八十老人,都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最显著的是许多不认识字的工农分子,都能作很长的演说,国民党与共产党,刮民政府与苏维埃政府,红军与白军,每个人都能分别能解释”[12]p355。社会风俗也有更新。“斗争较久的地方,没有人敬神,菩萨也烧了,庙宇祠堂变成了农民工人士兵的政府办公室,或者是游戏场”[12]p356,富田陂下“从前要卖出黄纸(敬神用的)两万余元,现在完全取消了,黄纸店也倒了”[12]p356;农民家里不再供奉家神,“都换以‘马克思及诸革命先烈精神,从前过年度节,写些封建式的对联,现在都是写的革命标语”[12]p356。这表明,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被群众接受,他们的思想意识和精神面貌都出现了巨大变化。

第二,以组织化动员为基本手段,锻造了群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在“扩红”、合作运动、粮食突击等几乎所有工作中,党和苏维埃都反复要求发动群众来开展,像对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组织化的动员”,以及使某项工作“成为广大群众的运动”等,成为很多文件和指示信的常用语。群众把革命视为自己的事业,“清楚的认识革命是于自己有利的而加以拥护,他们对国民党地主阶级的斗争情绪是极热烈的”[12]p397-398。苏区群众被组织起来,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被激发出来,这使他们更加自觉地团结在党和苏维埃周围,凝聚成改造苏区社会的磅礴力量。“每每一个群众,他只要参加了一个革命群众组织,他们常常对其他革命群众说:我们都是同志,我们都是共产党。”[23]p156工农群众参加建设和斗争的热情十分高涨。中华兵工厂“工人自动的实行革命竞赛,提高全厂工人的自觉性与积极性……除了努力做八小时工作外,又热烈的贯彻一小时义务劳动,星期日同样做工”[24]。群众踊跃加入红军、赤少队或参战支前,涌现出兴国模范师全师加入红军的典范,群众“纷纷自动到政府报名,参加运输队,担架队,而且还自愿当三个月伕子,不要任何代价”[25]。兴国等地的妇女“从文盲中得到了初步的解放”,“活动十分积极起来”[13]p330,她们积极投身生产、文化教育和扩红等运动,在政治生活中日趋活跃。当时《红色中华》报道群众积极参军参战,参加各种群众大会,以及参加节省、借谷、退还公债等支前运动的先进典型的报道比比皆是,表现出群众火热的政治参与氛围。苏区群众焕发出极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几乎是白手起家创建了保障革命战争的基础工业体系,保障民生的红色医院、对外贸易总局、粮食调剂总局等和各类合作社、互助社,支持革命战争,改善民众生活。“苏区民众阶级觉悟和政治素质的提高,是苏区‘新文化建设的显著成就,是土地革命和苏区各项建设的前提和保障。”[17]p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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