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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把守“陕甘宁”门户

冷波 彭月才 任佳宇

门户,原指房屋等的出入口,后引申为必经之地。1935年10月,党中央、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此时的陕甘苏区,虽有较好的稳固基础,但因面积狭小、人口稀少、土地贫瘠,部队给养困难,扩红扩军更是不易。特别是周边敌情严重,东有“晋军”,西有“马家军”,南有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北有井岳秀、高桂滋的“地方军”,对陕甘苏区呈四面包围之势,还有“追剿”尾随而来的“中央军”。面对如此艰难的处境,中共中央遂实行战略转变:“扩大与巩固陕甘苏区,准备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经“东征”“西征”,与张、杨达成停战协议,到国共合作一致抗日,陕甘边区终成中国革命之战略要地。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陕甘边区涌现出许多优秀人物,习仲勋就是杰出代表之一。这一时期,他两下关中守南门,奉调绥德把北门,为把守陕甘宁门户作出突出贡献,赢得党和人民的信任、赞誉,毛泽东1943年亲笔为他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后又称赞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周副主席”指示下关中

1935年,中央红军即将到陕北之际,习仲勋被党内“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构陷入狱,命悬一线,幸被党中央、毛泽东解救。这时,日本继侵占东三省后,又制造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急速上升。

习仲勋获救后,即进入中央党校学习。中央党校前身是1933年3月在江西瑞金创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经长征到达陕北,于1935年11月复校并改名为中共中央党校,12月开始招生。习仲勋进入第一期陕北干部训练班,主要学习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包括富农政策、土地政策、工商政策等,目的就是提高他们的政策水平,以指导实际工作。

令习仲勋激动的是,12月27日这一天,他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第一次见到景仰已久的毛泽东,聆听毛泽东所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习仲勋对这次见面刻骨铭心,他说:“我凝神谛听毛主席的报告,觉得他讲的完全合乎实际,路线完全正确。我感到迷雾顿散,信心倍增。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毛主席的讲话,心里高兴极了。”他还第一次见到心中仰慕的周恩来,他回忆说:“远远望见一个人,穿着一身红军的黑布棉军服,胸前飘着长长的胡子,两道浓黑的剑眉下面是炯炯两眼,那智慧的光芒好像可以洞察一切,令人肃然起敬。”

陕北高原的冬天,朔风凛冽,寒气刺骨。为巩固、扩大陕甘苏区,1936年1月中旬,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署命令,要求主力红军即刻出发,向东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的前进道路;同时,加紧向南进行巩固。在红军东征之时,习仲勋被派往陕甘苏区最南端的关中特区工作。

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成立后,重新划分陕北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陕北省、陕甘省、关中特区和神府特区四个行政区。关中特区下辖淳耀、赤水、永红、新正、新宁5县(当时苏区所设县),包含陕、甘接壤的旬邑、淳化、耀县、宜君、正宁、宁县所属的部分平原和广大山区。这里人口较为稠密,经济条件、文化教育和群众生活条件较好。因为地处西北苏区的最南端,连接以“八百里秦川”著称的大关中,离敌军西北大本营——西安仅100余华里,这里驻有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当时,关中特区被誉为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

鉴于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中央在设立关中特区的同时,将原陕甘边南区党委改为中共关中特委,由贾拓夫任书记。

习仲勋在赴关中前夕,日理万机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瓦窑堡住地专门约见他,对分派他去关中特区工作寄予厚望。周恩来亲切而又严肃地说:党派你去关中特区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任务是发动群众,扩大和巩固陕甘苏区,开展游击战,配合中央整个战略部署,威胁西安,迎接将要到来的抗日高潮。这是他第一次亲耳聆听周副主席的指示,以致多年以后谈起此事时仍激动不已,他回忆说:“第一次和恩来同志正式接触是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党派我去关中苏区担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恩来同志对敌情了如指掌,高瞻远瞩地制定战略部署,他那卓越的军事才能,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从瓦窑堡到关中苏区,路程虽不过六七百里,由于沿途多是国统区,习仲勋一行十余人穿过无数条封锁线,走羊肠小道,穿行在人烟稀少的梢林中。经多日艰难奔波,他们到达中共关中特委和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新正县(今甘肃正宁县)南邑村。他们的到来,加强了这个地区的领导力量。

此时,特委的中心工作,是向苏区传达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精神,学习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报告,以统一思想,认清形势,增强坚持武装斗争、巩固根据地、发展统一战线、迎接抗日战争新局面的信心。习仲勋到关中后,即根据当地实际和中央精神,纠正此前土地政策执行上的偏差,抓住争取中农支持这个重点问题。4月,关中遭敌“东北军”11个师的全面“围剿”,并遭到飞机轰炸。仅一个月时间,关中特区几乎全被侵占,县苏维埃政权全被摧毁。“这时,關中的革命运动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如何的善于退却,如何地保存积蓄革命力量,是当时关中党的严重任务。”关中特委根据中央指示,安排外来干部以及同群众关系不很密切的人员,立即分散撤退。据此,贾拓夫等领导遂率大部武装转移,关中特委撤销。另由习仲勋、唐洪澄、汪锋等组成关中工委,坚持关中游击战争。“在军事上划关中为两个作战区域,成立南北两路指挥部。”当时,关中特区苏维埃主席秦善秀等被敌人杀害,个别游击支队哗变投敌,由此可知,这里的斗争多么艰苦和残酷,由习仲勋任书记的关中工委,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坚持斗争。5月,中共中央来信,指令习仲勋回陕甘宁省委另行分配工作,由汪锋、张凤岐等另建关中临时特委,继续领导当地武装斗争和恢复党的组织。

随“彭总”西征曲子、环县

习仲勋奉调撤离关中,是因为东征红军回师陕北之时,蒋介石调集中央军、地方军、宁夏二马、东北军、晋军计154个团共25万余兵力,围攻陕甘苏区。党中央根据新的形势,决定红军进入甘、宁地区外线作战;要求陕甘宁省委派出大批干部随军西进,进入新解放区开展工作,以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和革命政权,扩大和巩固根据地。

5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发布西征命令,组建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的西方野战军,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发动进攻,以打破敌军的围攻,“消灭宁夏二马,扩大苏区,打通和苏联间的国际路线,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争取团结东北军、西北军和一切抗日武装,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初夏的陇东高原,白天赤日炎炎,夜晚寒风阵阵。

28日,习仲勋随野战军向甘肃省东部的曲子、环县开进。对他来说,这是一次艰苦而有意义的行程。为了隐蔽迅速到达预定地区,部队多为昼伏夜行的强行军。他虽从小投身革命,长期领导地方游击战争,但随大兵团行军还是第一次,置身于主力部队中的喜悦和新鲜见闻冲刷着连续行军的劳累和困乏。

30日,习仲勋随部队到达陇东的元城地区待机,执行毛泽东占领曲子及其南北一线,“以不与东北军正式作战为原则,对马鸿宾则坚决打击之”的指示。6月1日解放曲子,成立中共曲环工委,习仲勋任书记。他动员群众把石碾子和石磨盘集中在八珠塬,日夜不停碾米磨面,保证部队供给。4日攻占环县,部队继续挥师西进。他即由曲子镇赶赴洪德城,担任环县县委书记。

习仲勋担任县委书记后,在彭总派出的工作团的帮助下,迅速打开工作局面,完成组织的创建工作,成立县委组织、宣传、军事、工会、青年、妇女等部,建立6个区党委、39个乡支部。他亲自发展环县第一批党员,领导成立环县苏维埃政府。他还深入到南湫乡一带向农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罪行,发动农民,废除保甲制度,建立新政权,没收地主恶霸土地财产,分给劳苦大众。

环县地处甘、宁两省交界,社情复杂。当地有土匪、哥老会等几十股势力,人数达到数百人。这些反动势力与敌地方武装相互勾结,时常骚扰破坏新生政权的正常活动。面对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习仲勋以无畏的革命精神,组织和领导群众武装斗争。他还加强县委军事部、县政府保卫局的力量,设立警卫队,组建环县、洪德、胡家洞子3个区游击队,发展队员40多人,配备长短枪30余支。他还指导多数乡、村成立自卫军、赤卫队,遏制和打击反动势力,保卫人民政权。

密切联系群众是习仲勋的一贯作风。在环县洪德街上有一位药铺掌柜叫梁松山,为人忠厚正直,又喜好结交朋友。他很快与这位店掌柜建立友情,使其借行医卖药之便,为县委、县政府收集情报。据当时在环县县委妇女部工作的郝明珠回忆:那时由于大军西进,环县的形势异常严峻复杂。仅县委就被哥老会包围过好几次。有时我们白天在洪德城(县委驻地)工作,晚上就钻进梢林。当时可靠的还是群众。县委领导同志住的窑洞,群众常常自觉给站岗放哨。

习仲勋担任环县县委书记只有两个多月,但富有成效的工作,得到陕甘宁省委的充分肯定。7月20日,省委书记李富春在《陕甘宁苏区的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中表扬环县、庆阳等县工作。8月中旬,李富春找他谈话,宣布中央决定他回保安县(当时中共中央驻地)接受新的任务。

此次工作变化,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习仲勋离开关中后仅几个月的时间,关中根据地丧失殆尽,急需一位熟悉情况的同志前去领导斗争;另一个是,中央认为对因错误肃反出狱的干部存在使用不公的问题。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李维汉后来在延安说:“那阵子我不了解情况,听他们的意见多了。特别是对仲勋同志不公道,派到那儿做县委书记。”他在晚年还回忆说:“由于‘左倾错误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工作的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

“总负责人”叮嘱经营关中

习仲勋返回保安,中央即通知他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破格”安排反映中央领导对他的悉心培养,也表明中央已考虑让他担负更重要的工作。

9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保安城一孔土窑洞内召开,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主持会议,并作报告和会议总结,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出席会议。毛泽东一见习仲勋,便亲切地叫着名字,高兴地拉住他的手,连声称赞:“这么年轻,还是个娃娃嘛!”这是习仲勋第一次参加中央的会议,他的心情极为兴奋和激动。这次会议对其数十年的革命征途产生了重大影响。1978年12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的文章,详细记述这段难忘的经历。

习仲勋曾说自己一生为党中央先后两次把守南大门,第一次指的就是再下关中。这次下关中,张闻天特意约见习仲勋,宣布调他任关中特委书记的决定,叮嘱他“去先试一试,凡是民团团长都可以搞统一战线,包括保甲长、联保主任”。时隔四个月之后再下关中,他深感肩上的担子非常沉重。

如前所述,关中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楔入国统区的一个“囊形地带”。此刻的关中,已全部被敌占领,关中游击队只能分散秘密活动。肩負中央领导的嘱托,习仲勋一行十余人夜行昼宿,于10月初到达关中旬邑县境内的七界石。与留守的张凤岐取得联系后,习仲勋遂将关中工作分南线、北线,派张策到南线、张凤岐到北线开展工作。

这时,敌人改变进攻策略,开始以军事缓和、政治控制为主,不断加强保甲训练,对我党组织进行瓦解破坏。为应付这一特殊情况,10月中旬,习仲勋主持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决定以县为单位整理并扩大游击队,集中打仗,分散活动;争取进步、中间的民团、保甲,打击最反动的少数分子;整理各地党的工作;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在敌人后方开辟新苏区。在10天时间内,他们恢复了关中苏区,在淳耀、赤水、新正、新宁4县建立苏维埃政权,全部恢复党的工作。游击队发展到14支,队员近500人,并相继取得马塬、让牛村、郭家掌等战斗胜利,肃清大股土匪。以县为单位的红军、游击队向外出击,扩大和恢复苏区,争取民团、保甲自动交枪。1937年,八路军主力出征抗日前夕,关中特区选调500多名政治、军事素质过硬的干部战士,补充开往第一二○师。时任陕甘省委书记的李维汉曾这样评价:“在陕甘苏区,关中是最好的一块苏区。”

12月,已是深冬季节,北风怒号,冰封大地。张、杨两位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犹如春雷响彻天际。为和平解决事变,彭德怀、任弼时率红军主力南下关中,给处于困境的关中苏区带来喜悦和信心。彭德怀约见关中特委的同志,传达注意友区友军的指示。习仲勋同特委同志一起分析形势,他说:“国内和平统一了,党的工作应该是:第一,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第二,整理内部组织;第三,扩大红军,加强整训;第四,大量发展党的组织。”

习仲勋模范按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积极推进与国民党方面的划界谈判,在淳化、旬邑等地设立红军募补处,与宁县、宜君等地民团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他还领导两次大规模的普选运动,采取“认人”投豆、念名字“烧香”点洞、设流动票箱等形式,使民众参选率达到70%和80%,不少开明士绅参加政府,极大地调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

遵照中央“经营关中”的指示,习仲勋领导的大生产运动搞得如火如荼。以新正县为例。该县办起农场,成立消费生产合作社,建起纺织厂、运输队、商业部等单位或机构;开挖300多孔窑洞,改善办公条件,建起医院、被服厂、修械厂、仓库;成立关中剧团,出版发行《关中报》;发展初等小学,创办中等教育,帮助陕北公学、鲁迅师范迁驻关中,为苏区发展做了大量工作。

延安至关中,中间有一段狭窄的地带,人们形象比喻为“葫芦把”,关中被戏称“宝葫芦”。 对此地,国民党顽固派早就垂涎三尺,武装或非武装的破坏活动不断,使关中成为反磨擦斗争的风口浪尖。

顽固派从1938年冬开始制造事端,1939年制造“旬邑事件”,1940年制造“淳化事件”,一度发展到围攻驻守部队。面对敌人的磨擦行径,习仲勋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按照“敌人局部进攻,我则局部游击,敌全面进攻,我则全面游击”的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反摩擦斗争。他在向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关中分区反磨擦问题》报告中提出: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抗战;以政治进攻为主,做好自卫战争准备。他强调做好武装力量、财务准备、统一战线以扩大自己,动员自卫军和全体老百姓,活跃与巩固群众组织,构筑巩固必要的据点,分散保存粮食,加强锄奸保卫。1941年夏,他和文年生指挥部队在彬县的凤凰山一带与敌激战,将之驱赶回去,接着收复赤水县土桥镇和新正县部分地区。反摩擦斗争至此基本平息。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他向边区政府反映反磨擦斗争的报告达27份,计10万字之多。错综复杂、艰苦卓绝的斗争,考验和锻炼年轻的分区党委书记的革命意志、斗争艺术。

关中的6年时间,习仲勋始终走在群众中。群众碰到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1942年10月19日至翌年1月14日,他参加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高级干部会议,集中进行整风学习。1月8日,时任西北局党校校长的习仲勋以《关中党史简述》为题作系统发言,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他的发言得到毛泽东的赞赏。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他已经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識。1月14日的闭幕会上,毛泽东给领导经济建设成绩卓著的22人题词褒奖,给习仲勋的题词是:“党的利益在第一位。”这给他莫大的鼓舞,他说:“这个题词,我长期带在身上,成了鼓励我努力改造世界观的一面镜子。”

“毛主席”点将把守北门

1943年农历年刚过,延安到处洋溢着春天的气息。一个春光明媚的午后,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里,会见即将去绥德赴任的习仲勋,鼓励他说:绥德是边区最大的一个分区,政治情况比较复杂。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没有那么敏感了,到新的地方去也是锻炼嘛!亲切的话语给他莫大的鼓励。

绥德,古时陕、蒙、甘、宁之交通要道,享有“天下名州”、陕北“旱码头”之美誉,商贾云集、经济发达,人口52万,面积约占陕甘宁边区的三分之一。由于国民党长期的反动宣传,许多群众对共产党认识模糊,党中央、毛泽东调他把守北大门,可谓用意深远。

2月中旬,移交完西北党校工作后,习仲勋即刻动身到绥德赴任地委书记兼警备司令部政委。到绥德后,他深入实际走访调查、座谈讨论,很快了解情况,尤其是对抗战以来复杂的政治状况与斗争形势,做到心中有数。他强调,要扩大党的宣传,用党的宗旨、方针、政策宣传和教育干部群众,做到整风、生产两不误。针对外来干部、当地干部和留用的旧职员并存等情况,他提出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对旧职员,要着眼于他们的积极因素,做好教育转化,使之更好地为人民政权服务。他的意见,很有见地,符合实际,有利于凝聚人心、团结各方,极大地调动军民的抗日热情。

延安整风的“抢救失足者”运动,波及边区的每一个角落。受此影响,绥德师范、米脂中学等单位的整风审干演变成一场肃反运动。一时间“假坦白”成风,就连十一二岁的学生也“坦白”自己是“小特务”,绝大多数师生被审查、被怀疑。习仲勋敏锐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利用讲话、座谈等形式反复提醒大家一定要说真话,对党要忠实坦白,强调谁要是乱说,比特务的罪还重。他向西北局和党中央如实反映情况,表达自己的担忧,建议制止“逼供信”,纠正“左”的偏向。他冒着风险反复告诫大家说:“我们常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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