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与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

陈云,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唯一在长征途中离开红军队伍的党和红军领导人。1935年5月奉命离开红军队伍,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后来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为在国际上宣传毛泽东等党、红军领导人和红军长征胜利,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曾回顾说,“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因为长征中遵义会议后的行动方针是毛泽东出的主意”,从而认识到他是“中国革命的旗帜”。陈云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中,提出长征胜利重要原因,就是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特别是“培养出了如毛泽东、朱德这样身经百战、智勇双全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他先后31次提到“毛泽东”,这是党和红军领导人中出名率最高的,而且总是排名第一。他还宣传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他说:“赤军此种狡猾机动之作战方法,常以出奇制胜,此均为毛泽东、朱德之特长。故在红军中,毛泽东有诸葛亮之称。”文章最后得出结论:“红军领袖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祖涵、徐特立等,均系极有政治头脑的政治家。”“我觉得毛泽东、朱德不但是人才,而且为不可多得之天才。”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向国际上宣传毛泽东、朱德等中共和红军领袖及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文献,给共产国际留下了深刻印象,为后来共产国际承认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主要领袖地位奠定了初步基础。此外,还有刘少奇、邓小平以及林彪也都经历了长征特别是遵义会议。

当然,长征中还正确地帮助犯错误的党中央主要领导人。长征中以遵义会议为主要标志的一系列会议,不仅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领导,而且开始实行正确的组织路线。一方面,党中央对犯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博古进行严肃批评,分清是非,适当调整他的领导职务;另一方面,又不是单纯追究他个人责任,主要帮助他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后来,博古虽然不再是党中央“负总责”,但仍然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代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坚持党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何克令(凯丰)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遵义会议上最顽固,不接受批评,强调客观困难”,讽刺毛泽东指挥也不高明。他不仅极力宣传博古领导正确,而且还劝阻他不要交出“负总责”的权力。不过,长征途中他也很快诚恳接受了大家批评,认识到自己“用那样的思想去影响同志,是不对的”。他总结道:“在遵义会议上坚持了错误的方面,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可笑。经过中央的批评在很短的时期内就了解了自己的错误(大约两个月的光景)。”总之,正如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的那样:“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并没有给犯错误的同志以严厉的惩办,仍然分配他们以适当的领导职务,耐心地等待和帮助他们从思想上真正认识自己的错误。同时党中央又系统地帮助全党干部逐步地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理,了解我们的主观认识必须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原理。”事实证明,长征前后,我们党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共产国际决议精神同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继续积极争取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同时也正确地纠正了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都经历过长征的洗礼。如果没有经过长征的千锤百炼,没有毛泽东从长征中的重新崛起,没有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王稼祥、任弼时、刘少奇、陈云等的全力支持和共同努力,就没有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在全党的结束,就不会成功地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就不能使红军走出逆境将革命引向胜利。伟大的红军长征,形成了中国革命成熟的坚强领导核心。显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逐步形成,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经过胜利和失败的长期比较作出的历史性选择。

(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责任编辑 / 张荣辉

标签:

发表评论 (已有条评论)

  •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