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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青年知识分子赴延安之路差异

杨军红

[摘 要] 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胸怀理想信念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赴延安之路各异,有的顺利到达延安,有的比較曲折,有的一路上备尝艰难。研究分析这几种状况,有助于进一步挖掘青年知识子理想信念,把握国共关系状况以及深入理解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不易和艰辛。

[关键词] 抗日战争 青年知识分子 延安 类别

抗战初期的延安,物质生活极端贫困,加之地处华北抗日前沿,安全并无保障,但是大批胸怀抗日救国理想的青年知识分子,毅然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按照青年知识分子赴延安之路顺利与否,可分为顺利到延安、曲折赴延安、中途放弃、到延安后又离开等不同情况。

一、赴延安之路比较顺利

大体有两种情况,一是党组织调遣和动员,二是从其他抗日根据地出发到延安。

1.党组织调遣。这种情况多因工作需要或出于安全考虑,党组织把派到沦陷区、国统区的党员骨干调回延安,这类青年知识分子一般由党组织负责安排和护送,虽然路途也比较辛苦,但多能比较顺利到达延安。为培养大批抗战干部,中央在陕北先后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高等学校,并要求各地党组织和八路军办事处动员进步专家学者充实延安的师资力量。1937年下半年,从上海动员了何干之、艾思奇、周扬、李初梨等一行12名专家和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沿途由党组织从交通、路费、安全等诸多方面给予周密安排,于10月中旬顺利到达延安,受到中央热烈欢迎。毛泽东在致欢迎辞中说:“由上海到延安时经历了两个地区,两个历史时代,希望大家认真在革命斗争中锻炼,用笔和口继续战斗,对革命继续有所贡献。”[1]p74这是因工作需要,由党组织直接动员知识分子赴延安的,路上比较顺利。

还有出于安全需要,把各地党员骨干和青年知识分子护送到延安的。冯兰瑞结合切身经历谈到了青年知识分子赴延安的情况:“1937年底38年春,重庆进步青年中出现了一股赴延安热潮。自强读书会的一批骨干和积极分子也到延安去了。我当时对救国会输送会员到延安这件事并不清楚,只是发现前来参加活动的人日益减少。……在这股去延安的热潮中,我也准备去延安,已同张家壁、高孝威(高林)、王德纯约好同行,并向以药店老板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的中共老党员——舅父谢凡生要了五十块大洋作路费。不料在纪念一二·九两周年到江北宣传回来后,不慎烫伤了脚,以致张、高、王三人如期动身奔赴延安,我却滞留重庆,没有去成。多么遗憾!”[2]

冯兰瑞的谈话印证了抗战初期重要的历史事实:一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和自己的外围已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延安输送青年知识分子;二是一二·九运动两周年前后,地处偏远重庆的知识青年已开始奔赴延安,并逐渐形成热潮;三是青年赴延安的示范带动作用明显,不少青年看到别人悄悄离开去了延安,自己随后跟进,形成一股潮流,未必全是理想信念力量作支撑,从众心理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对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觉悟青年知识分子来说,理想信念的因素一般要大于示范带动的作用。后来,冯兰瑞继续在重庆从事抗日救亡革命工作,身份暴露,受到国民党追捕,为安全考虑,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冯兰瑞于1940年顺利到达延安。冯老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说:“南方局青委书记蒋南翔亲自到办事处接我,凯丰夫人廖似光代表组织找我谈话,交代走以前要注意些什么。还给我介绍了南余中学的一个女学生,我们两个一起走,让我带着她,其实我比她大一岁。为了应付路上国民党的盘查,我们假扮中国银行的职员,穿戴比较漂亮,还编了一套口供,这些后来都没用上。”[2]与1937年底1938年上半年相比,1940年的国内环境已有很大不同,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势力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对试图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进行严格盘查、阻止、逮捕甚至诱杀,抗战初期奔赴延安的高潮已不复存在,甚至完全终止。但是,在党组织的直接安排护送下,还是有一部分如冯兰瑞这样的革命青年顺利到达延安。

2.从其他抗日根据地到延安。这种情况多属于工作需要,也有不少抗日根据地的青年知识分子对去延安很执著,于是就离开原来的抗日根据地去延安。这两种情况一般由党组织支持或安排,赴延安之路相对顺利。从王庆忠的经历可见一斑:1941年6月份抗大二分校创办附中并在冀中招生,河北定县人王庆忠报名参加考试被录取,和其他被录取的六七百学生在部队护送下穿越平汉路到晋察冀的抗大二分校,1942年12月底到1943年4、5月份被集体调往延安[3]p160。苏英,1922年生于山西稷山县,抗战爆发时正在运城明日中学读书,不愿做亡国奴,于是报考了二战区的民族革命大学,在进步老师鼓励下和十几名同学奔赴延安。学校据陕甘宁边区很近,所以“取得合法证件后,我们在不到一天一夜的时间里就翻山越岭到达了陕甘宁边区。1940年4月,我们到达延安”[4]p266。

上述两位青年都来自华北,和其他地方相比华北地区距离延安较近,来自这一地区的青年知识分子去延安自然会少了许多路途上的颠簸之苦。当然,除来自华北的青年知识分子外,其他地方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也有顺利到达延安的,之所以比较顺利,与党组织支持也有很大关系。黄华,1936年6月中旬,正准备毕业考试,看到范长江在天津《大公报》报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情况,萌生去陕北参加红军的愿望。恰巧此时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向黄华发出陪同到陕北采访的邀请。黄华后来回忆说:“为避免走漏风声,我直接向中共北平市委的黄敬同志汇报了同斯诺作了上述约定的情况。他同意不必经过支部上报。”[5]p22黄华经过一番准备后,从北平上平汉路火车,到郑州转陇海路然后到达西安,与先期到达西安的斯诺会合,在党组织支持和友军帮助下,得以顺利到达延安。黄华之顺利,得益于党对友军细致深入的统战工作,直接间接与党组织的支持帮助有密切关系。

二、赴延安之路比较曲折

除了上述比较顺利到达延安的情况,而由青年知识分子个人选择奔赴延安的,如果没有党组织的直接帮助,大多经历了比较曲折复杂的过程。

1.有的青年去延安一开始就比较曲折。从阶级成分和家庭出身看,在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中,有的出身官僚家庭其家庭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势力;有的出身地主资产階级家庭,生活条件比较优越;有的出身富裕商人家庭,其家庭有一定经济实力和社会关系。这些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离家出走奔赴延安,往往是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救国热忱,但是放弃自己优越稳定的家庭生活,奔赴偏远贫困而衣食无着落的延安,毕竟是重要的人生抉择,不少人受到家庭阻拦。为了尽可能减少家庭阻力,这些青年选择悄悄离家出行的办法,有的还在半道被家庭强制阻拦,经历了相当的曲折。夏沙,原名温联琛,其父温崇信是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政治系主任,后担任安徽省第三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在抗战救亡进步思想感召下,“夏沙曾从家里偷跑出来,准备到延安,在郑州被父亲的朋友从火车上把她拦截下来。到重庆,夏沙还要去延安,父亲不同意,但锁不住她,只好买机票让她去西安”[6]p214。

夏沙去延安的曲折经历可以作为她出身的那个阶层的代表,如果没有坚定的抗日救亡信念和进步思想的深入影响,这样阶层出身的青年学生很少有勇气能做出放弃优越家庭生活赴延安的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抗日救亡理想信念是坚定的。

2.多数去延安的青年经历了路途上的曲折。与部分出身官僚、地主、资产阶级、富商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一开始去延安就遭遇家庭阻力而经历曲折不同,多数去延安的青年在路途上经历了种种曲折和艰难险阻的考验。一是去延安一路艰辛曲折,这种情况多见于从遥远的西南、华南、东南、华东等地去延安的青年。刘光军,广东韶关人,兄妹5人分两批从广东出发到延安,大部分路程靠步行,到武汉后又办了证明乘火车到信阳,到郑州时因日寇进攻停下,又步行到嘉峪关,下华山到华阴,终于到了西安[3]p131-142。而来自山东昌乐的郭书文一行人,从县城出发,步行500里走青州到临沂,以流亡学生话剧团的名义乘火车到徐州,正要沿陇海路到西安,遭到敌机轰炸,下火车躲开,敌机一走再上火车,一路上停停走走,终于到达西安[3]p154-155。可以说一路困难重重,险象环生。二是途中被国民党阻拦或扣押,后经交涉释放,继续前行延安。卢长鹤等在安吴堡青训班学习结束后,被通知前往延安,一行72人“走到洛川的时候被国民党军队挡住了,只能停在那儿休息,请延安的人通电话与西安进行交涉后才放我们走”[3]p134。三是途中被国民党阻拦或扣押,后想办法脱身,再赴延安。何方,原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的秘书,2013年11月19日接受笔者访谈,谈到了自己赴延安的曲折经历:1938年8、9月间第一次赴延安“过了渭河还没有过泾河,就出事了,让国民党给抓起来了……遇见了国民党的泾阳县长带着二十来个保安队员,正在巡视水利工程。他们看见我们这一堆人,就把我们堵住了。县长问:‘你们到哪里去?我们说:‘去延安?问:‘到延安干什么去呀?我们说:‘参加抗日!县长说了声:‘抗日干嘛一定要到延安去?你们先别走。这样就被保安队扣下来了”[7]。上述刘光军兄妹、郭书文、何方等仅是赴延安的众多青年知识分子的个别,但是具有代表性。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赴延安的青年动辄予以阻拦、扣押、逮捕甚至迫害,去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面临更加险恶的环境,经历更多的路途曲折。

三、赴延安途中放弃

还有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之所以在去延安途中放弃,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1.意志不坚定,吃不了苦而中途放弃。前述刘光军在去延安的途中,就遇到了中途离开的青年,他说:“因为费用快用完了,路途艰辛,同行的小伙伴有的动摇了,当了逃兵”[3]p142。刘光军讲述的中途离开现象是事实,它代表了一类青年,这类人往往意志薄弱,信念不够坚定,去延安时不排除有一定的从众心理,自觉选择的成分不大。但是抗战初期奔赴延安青年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为了抗日救国,中途离开毕竟不是主流,甚至支流也未必。

2.因为党组织安排途中放弃。唐棣华,1918年生于武汉,后随父母去青岛,考入山东大学,由于一二·九运动波及山东,在进步学生吴倩的带领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冬,唐棣华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夏季读到《西行漫记》,受到启发她和吴倩等三名女同学赴延安,到北平后卢沟桥事变爆发,党组织指示她三人返回山东从事抗日活动。这属于党组织根据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而做出的安排,如果不是组织安排,这些青年很可能到达延安。

3.由于个人客观因素途中放弃。张瑞芳,1918年6月15日生于北京。她在北平市里第一女子中学读书时开始舞台表演。1937年清明节,张瑞芳和崔嵬在香山联袂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演出获得巨大成功[9]p135-168。随着形势变化,剧团经西安赴延安,考虑到张瑞芳的婚姻和身体状况,剧团干事会同意她去重庆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演出活动。像张瑞芳这样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宣传的青年,应该说具有相当的抗日救亡热忱,信念也比较坚定,本人也想去延安,但是由于个人客观因素而转赴大后方,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也不在少数,同样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综上所述,抗战初期大批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党派团体、地域等背景各异,赴延安之路顺利、曲折各不相同。但总的说来,在那个战火纷飞、生命脆弱、生存条件恶劣的年代,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赴延安投奔共产党,追求真理,是时代的潮流,人心所向,有力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对各阶层人民的强大凝聚力。在今天,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决定力量。我们发掘和弘扬抗战时期这种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耿化敏.何干之传[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2]2013年11月16日访谈冯兰瑞记录.

[3]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浦江之畔忆延安[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

[4]王麦林,何理良.延河畔的外文学子们[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

[5]黄华.亲历与见闻[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6]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7]2013年11月19日随导师刘悦斌访谈何方录音.

[8]杨雪燕,杨闻宇.红色恋人[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9]姜金城.瑞草青青——张瑞芳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陈 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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