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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政治修辞的逻辑结构探析

金桥

[摘 要] 政治修辞作为政治主体围绕政治利益进行政治活动的一种特定政治行为,是政治主体进行政治权力正常运转的必要手段和重要工具。本文以毛泽东政治著作、历史文献和革命生涯为经纬,对毛泽东政治修辞的逻辑结构进行研究和分析。

[关键词] 毛泽东 政治修辞 逻辑结构

政治修辞作为政治主体运用一定的修辞手段使政治语言发挥出巨大的效力,增强政治语言的说服力,从而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实现既定的政治利益的一種能力和技术,在政治运行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毛泽东充分结合战争和社会发展实际,将政治修辞手法融进自身的政治、军事著作和诗词当中,融合地方语言特色和群众语言特色、古代典故案例和与时俱进的口语阐述,以动员和凝聚各方力量,服务于他的军事斗争、政治统治和国家治理。通过对毛泽东政治修辞的逻辑结构分析,可以更为直观地认识到毛泽东政治修辞的整个运用过程,从而更好地了解其政治效能的发挥。毛泽东政治修辞的逻辑结构图如下:

一、情景构建:毛泽东政治修辞实施的契机

政治修辞情景也就是政治活动发生的环境,主要表现为政治形势和政治环境[1]p151。政治形势和政治环境能够成为政治修辞的情景,关键在于其具有修辞性。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政治形势和政治环境都是产生政治修辞行为的情景,只有当政治形势和政治环境具备修辞性的特征和要求时,其才能成为政治修辞情景。毛泽东的政治修辞情景的构建主要集中在革命战争时期及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拥有较为固定的环境。

(一)政治修辞是在特定政治形势和环境下触发的政治话语

政治修辞在特定政治形势和环境下下诱发出政治话语,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触发毛泽东政治修辞的情景大体上分为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两类。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政治修辞的情景基本都是在战争中应运而生的,往往带有强烈的战斗性和革命性。在长征期间,毛泽东的政治修辞主要集中在对敌军封锁、生存环境恶劣等不利形势上。在长征极为艰难和险恶的特定条件下,毛泽东发出了“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的凄凉悲叹,但更满怀豪情地表达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慷慨激昂,政治修辞作用的充分发挥建立在长征这一特定的情景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曾感叹:“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就《水调歌头·游泳》这首词,毛泽东曾指出:“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2]p455他是坚信自己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要高过孔夫子的“事业”。

两种截然不同的修辞情景的构建,前一个将长征路上的艰辛刻画得入木三分,但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那一份豪情万丈,给处在绝境中的广大将士带来希望,提振士气;后一个则表现了自己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信心,将之与孔子的“事业”相比,充满了豪迈自信。二者在不同层面上体现了政治修辞在构建政治现实、实现政治动员上的强大影响力,为长征最后胜利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注入了坚实的精神动力。

(二)政治修辞依托的情景是客观存在的

政治修辞必须有客观存在的情景才能发挥其政治效能,虚幻的场景和现实中不存在的场景不可能进行政治修辞运作。政治修辞情景的客观性表明它必须是真实的政治情景,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它都是一种客观存在。任何政治修辞情景都是由一定的政治人物、政治事件以及政治权力关系组合而成的,而这些政治人物、政治事件及政治权力关系是人们所能够观察或认识到的政治现实或历史事实。毛泽东的政治修辞都是在客观发生的具体实践中加以运用和发挥的,从革命战争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的政治修辞来自于客观实践,也用之于客观实践,因而其所依托的情景是客观存在的。

建立在革命战争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情景基础上的毛泽东政治修辞,充满了政治情感的诉求,将自身的政治诉求以最为接近现实、接近群众的方式加以表达,从而实现更加坚实的政治现实构建和政治动员的效果。以《论持久战》为例,毛泽东的政治修辞就是建立在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上。日本侵略者企图在短时间内迅速占领中国,但毛泽东根据中国地大物博和日本现有人力、物力、财力的实际,结合战争的性质进行论断,中国的抗日战争必将是一个长久的过程,而中国必将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这里,毛泽东将自己的政治诉求和政治理念以最直接的方式加以论述,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战争走势预判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政治修辞对于不同的情景要用不同的政治话语

政治修辞对于不同的情景要用不同的政治话语加以表达和论述。面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和日本侵略者,显然不能以同一种政治话语加以论述。在面对不同的政治环境时,需要用不同的政治话语来进行政治利益的表达。政治修辞本来就是借助一定的政治话语表达来发挥其政治效能的。毛泽东正是以正确、恰当的政治话语进行情景论证和表述,从而达到预期的政治效果。西安事变发生后,针对当时不少人主张杀掉蒋介石的言论,毛泽东根据时局的发展和政治需要,强调当前主要矛盾是中日民族矛盾,“是抗日问题而不是蒋介石个人问题,我们主要是消弭内战,要争取事变的和平解决”[3]p6。随即,毛泽东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指出:“蒋氏倘能一洗国民党十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军事上政治上俱能实际采取救国步骤,则共产党自当给他以赞助。”[4]p247在西安事变中,毛泽东并没有将国共两党之前的恩怨纠缠在一起,而是从当时的政治情景出发,运用正确的政治话语,将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政治诉求加以强调,这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和大局的需要进行及时、恰当的政治修辞,最终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

二、主题论证:毛泽东政治修辞利益的选择

政治修辞的主题是政治统治者利益的表达,是运用政治话语去传达它的核心政治信息,即政治统治者所要表达的政治主题。在政治权力的运作过程中,政治修辞的主题是在多种情景下产生的,政治权力获得、维持以及运行的合法性等内容都可以构成政治主题,而政治修辞的主题主要围绕着一定政治情景引出需要处理和解决的有关合法性行为以及相应的政治事务进行论证。在毛泽东的政治修辞中,其政治修辞的主题主要是围绕革命战争和社會主义革命与建设进行,毛泽东的政治修辞围绕着这两个政治主题发挥着巨大的政治效能。而毛泽东的政治修辞也在这两个政治主题的基础上对政治客体进行政治说服,从而达成政治认同。

政治修辞的运用需要围绕特定的政治修辞主题加以展开。政治修辞主体只有知道政治修辞的主题,也就是政治修辞服务的中心,了解与其政治修辞主题相关的政治内容和政治事务,才能够进行相应政治话语和政治行为的选择、组织、安排和实施,才能够成功完成政治修辞。例如,在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都朝着有利于我军的方向发展。毛泽东敏锐地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5]p25毛泽东适时地抓住有利形势,作出“战略决战”的重大决策,围绕“战略决战”这一政治修辞主题,他审慎而正确地选定了决战方向和首要的突击方向。毛泽东在1948年2月指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利。”[6]p101自此,毛泽东一切军事行动和军事政策都紧紧围绕“战略决战”这一政治修辞主题展开,三大战役的推进就紧紧围绕这一主题。

三大战役中的战略决策和军事策略的选择都服务于“战略决战”的政治主题,服务于抗击国民党政府、解放全国的战争主题上,而三大战役的最终胜利顺利实现了解放全国的政治主题,符合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的利益,也顺应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就是实现了政治行为对政治主题的论证,毛泽东通过战争的手段实现了解放全国的政治目的。政治主题作为毛泽东政治修辞的核心,所有的政治行为和军事行为都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对此进行论证和实施。因此,政治主题作为关键性的组成部分,指导着整个政治修辞的方向。

三、主体与客体:毛泽东政治修辞互动的中心

政治修辞的主体和客体是政治修辞的基本要素,主体表明是谁在运用政治话语进行政治修辞,而客体则表明对谁运用政治修辞手段。政治主体进行政治修辞主要是为了获得政治客体对其政治目的和政治权力合法性的认同,从而能够说服政治客体支持其政治行为。在毛泽东政治修辞的运作过程中,就政治修辞主体而言,毛泽东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无疑是政治修辞发挥作用的主体;但对于政治修辞的客体而言,某一政治话语可能只是针对某一特定受众而创造和发表的,而有些政治话语则可能是针对几类受众而创造和发表的。因此,从一定层面上来说,人民群众、国民党政府以及帝国主义侵略者等等构成了毛泽东政治修辞的客体。

肯尼思·博克曾指出:“只有当我们能够将另外一个人的话,在言辞、姿势、声调、语序、形象、态度、思想等方面做到和他并无二致。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认同于这个人的言谈方式时,我们才能说得动他。……通过遵从受众的‘意见,我们就能显露出和他们一体的‘征象。例如,演说者为了赢取受众的善意就必须显露出‘为受众所认同的性格征象。毋庸讳言,修辞者必须在某一方面改变受众的意见。然而这只有在他和受众的其他意见保持一致时才办得到。遵从他们的许多意见为修辞者提供一个支点,使得他可以撬动受众的另外一些意见。”[7]p55-56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主体进行政治修辞的目的是让政治客体接受政治主体的思想和理念,使其达到主体和客体在思想认识上的一致,进而进行更有效的政治修辞,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深刻分析阐述了中日两国在社会形态方面的差异、双方战争性质的不同、战争要素的强弱状况对比以及国际社会舆论的支持与否,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而战争最后的胜利必然属于中国。此外,他还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必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显然,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毛泽东的政治修辞是针对敌我双方的,既有对国民党内出现的“速胜论”和“亡国论”等言论的回击,也有对党内一些人寄希望于国民党正规军的抗战而轻视游击战争的“教导”,也有对日本侵略者企图迅速侵占中国的不良野心的坚决回应与打击,更有对人民群众的号召,对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信心、对人民战争和坚持抗战的决心。此外,文中也有对支持中国抗日的国际舆论和国际势力的积极回应。在这里,毛泽东政治修辞的客体就涉及到国民党、共产党、抗日人民群众、日本侵略者以及国际援华力量。显然,他通过《论持久战》一文是想调动起最广大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加入到抗日战争中来,凝聚最广泛的力量以争取获得抗战的最终胜利;同时也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正面回应,表达了誓与其抗争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论持久战》一文的政治修辞主体很简单,就是毛泽东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他们在进行政治修辞活动,他们是政治权力运行的主体和控制者。而其政治修辞客体却涉及多个领域,从抗日中坚力量的人民群众到国际援华势力,从国民党内的“盲目乐观派”到日本侵略者,其政治修辞客体之广泛也使其政治修辞的效能得到了更好的运用和发挥,而其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使正义力量达成政治共识,进而达到政治认同;使日本侵略者感受到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最终结果是日本必败,中国必胜。这次政治修辞的成功运用无疑起到“一箭多雕”的政治修辞效果。

四、效能发挥:毛泽东政治修辞目的的达成

政治修辞的效能其实就是政治主体运用一定的修辞手段使政治话语发挥出巨大的效力,增强政治话语的说服力,从而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实现既定的政治利益。也就是说,政治修辞就是为了达到政治说服的目的,说明政治行为的合法性,实现政治主体的意志。在各种政治利益的驱使下,政治主体借助政治修辞的外衣,通过政治过程中权力的运转、广泛的政治动员和有效的政治斡旋等方式进行政治修辞活动。在毛泽东的政治修辞中,政治效能的发挥作为其政治修辞的目的,他必须借助各种政治手段加以论证和实施。

政治修辞的效果可以从其对政治生活的影响方面进行观察和评估,特别是政治修辞是否改变政治权力关系,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政治权力运作,使政治权力具备了哪些合法性,又在何种程度上发挥了其政治效能等。以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苏联的政治修辞为例。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苏联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中苏两国关系迅速升温。事变后不久,毛泽东就提出“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8]p347。在整个抗战期间, 毛泽东主张“中国的外交政策必须是亲苏政策”。这一时期,毛泽东积极运用政治修辞手段,最大程度地发挥其应有的效能,从而在最大限度上得到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物质支援和经济支持。据前苏联的统计数据,1938年至1939年两年间苏联政府先后三次提供贷款支援中国抗战,贷款总额高达2.5亿美元,后因苏德战争爆发,实际动用苏联贷款约为1.73亿美元。从1937年9月到1941年6月,苏联总计给中国提供了1235架飞机、160门各种口径的火炮、14000多挺机关枪、5万多支步枪、1亿多发子弹、31.6万枚航空炸弹和大约200万发炮弹,这些武器足够装备20个师[9]p115。苏联“援华制日”政策积极推动了中国国内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为中国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一定的物质保障,也为中国进行抗日的持久战、最终取得抗战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再者,1941年12月日本突袭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标志着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中美两国迅速结成战时同盟,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则积极在政治上“打美国牌”。中共中央主张中国与美、英“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强调“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具有特别重大意义”。同时,要求每一个中共党员“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战力量,并改进中国抗战状况”[10]p17。一系列政治口号和政治决策的制定,在有效遏制国民党反动派反共高潮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美国的援助和支持。在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的大环境下,毛泽东也确实把美国当成了“盟友”和“友邦”,此时毛泽东对美国的评价达到了一个巅峰,打好“美国牌”是此时毛泽东政治修辞的主旋律。在此阶段,毛泽东与英、美等国记者及各方友好人士进行了频繁互动,运用其政治上的长袖善舞,发挥政治修辞的功效,积极建议英美当局与中国结成同盟,一致对日。1945年8月6日,美国先后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加速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灭亡。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并在同年9月2日正式签字投降。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后,毛泽东“打美国牌”的政治修辞行为也为中国抗战争取了尽可能多的国际援助,为抗战的胜利赢得了最广泛的支持。这一时期毛泽东政治修辞手段的使用获得了积极的回报,也使其政治修辞实现了最大可能的政治效能。

在毛泽东的政治修辞体系中,其政治修辞的效能在大部分时候是以积极的形态存在着的,但政治修辞的运用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错误的政治修辞主题选择造成了极大的社会伤害,得到了负向的政治效能,给社会主义的建设带来了巨大损失。

参考文献:

[1]刘文科.权力运作中的政治修辞:美国“反恐戰争”(2001-2008)[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2]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莫志斌.“九·一八”至“八·一五”: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态度转变及其原因探析[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

[4]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本书征文组编.决战淮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1982.

[6]付晓斌.辽沈硝烟[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7]Kenneth Burke,A Rhetoric of Motives(Ba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

[8]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陈晖.试析1937-1941年的中苏关系[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

[10]郭伟.抗战时期毛泽东对美态度演变历程初探[D].开封:河南大学,2009.

责任编辑/彭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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