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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稼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战前期的党建思想

杨皓+闻超然

[摘 要] 王稼祥同志是我党历史上杰出的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战前期,他批判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深入研究党的建设理论,同时对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有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关于建党的学说。

[关键词] 王稼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抗战前期 党建思想

王稼祥原名嘉祥,1906年出生于安徽省泾县,1923年在芜湖圣雅阁教会学校(今安徽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读书时期受到进步思想影响,参加爱国运动。后赴苏联深造,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回到国内至抗战前期,先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部部长、军委副主席、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重要职务,对党的建设有着十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一、实践出真知,抵制各种错误思想

王稼祥从最早接受进步思想到投身革命,和大多数革命志士一样经历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正是在实践中与党的各种错误作斗争,才能为树立正确的党的工作方法奠定基础。

1.与李立三的“左”倾路线作斗争。王稼祥于1930年3月前后从苏联学成归来,他的满腔报国热情却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当时正值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占据统治地位,而共产国际则要求各国在革命中注意右的问题,王稼祥由于刚从苏联回来,对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国情并不是十分了解,只能从教条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出发,他和留苏的同学一道机械地执行并写信给共产国际米夫,批判李立三犯了实际工作中的右倾错误,是“左”掩盖下的实际工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并因此受到了处分。随后,由于共产国际米夫的干预,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蔷、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1]p55。没有了思想包袱的王稼祥开始,在实际工作中从理论上批判“左”的错误。他连续撰写《中国革命的两条政治路线——共产国际的路线与李立三路线》《立三路线与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我们需要布尔什维克的转变》《李立三主义与武装暴动》等系列文章[1]p55,着重从理论高度剖析了“立三路线”产生的原因,给革命带来的实质危害以及阶级基础。这也为日后他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奠定了基础 。

2.批判王明“左”倾路线。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受到了共产国际的错误干扰,组织程序很不完善,在会议上“王稼祥极力宣传右倾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1]p59。会后,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思想在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王稼祥也在会后被调往当时的中央苏区。在实际工作中,他积极贯彻四中全会的决定,执行王明的“左”倾思想路线。但是在起草赣南会议的《政治决议案》时,曾把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的正确主张指责为“否认理论否认政治的狭义的经验论的落后思想”[2]p455,这是王稼祥教条主义的具体体现。不过,随着与毛泽东的接触不断深入,同时亲眼目睹了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王稼祥的思想认识开始转变。在宁都会议上,他主张毛泽东应留在前方指挥军队作战,虽然该主張未被接受,但表明他开始与王明的“左”倾路线作斗争,标志着他思想开始转变。朱仲丽也提到:“早在1932年他就已经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了。”[3]p222后来的长征中,王稼祥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并在遵义会议上投了毛泽东“关键的一票”。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王稼祥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3.反对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在长征后期,1935年6月,由洛甫(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当时的红四方面军有近8万人的强大实力,而红一方面军经过前一阶段的长征,只剩不足3万人。会师后,张国焘取代周恩来出任红军总政委。张国焘极力反对中共中央“北上路线”而坚持南下,后来发展到在卓木碉公然分裂党,另立“中央”。王稼祥与毛泽东等同志一道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坚决斗争,若干年后,他在《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战争》一文中又对张国焘的右倾路线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张国焘路线的本质,是取消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农民战争和革命军队的领导,实际上是军阀主义和土匪主义的反映,共产党在军队中的骨干作用被取消被降低,军队的纪律被忽视,武装斗争与其斗争方式的配合被歪曲,革命根据地建立与巩固被放弃,而代之以军阀主义和土匪流寇主义。”[4]p278

二、构建战斗堡垒,完善党的组织建设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抗战前期,我党在革命实践过程中对很多问题的处理方式仍然较为欠妥,对党的自身组织建设更是处在不成熟的阶段,王稼祥结合自身优势,分析党内组织建设问题,尤其是对军队中的党组织建设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论证,他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党的组织建设,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1.分析党在工作中的组织建设问题。早在中央苏区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和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时期,王稼祥就分析了军队和苏区内实际工作中党组织建设所出现的问题。他指出:“苏区内党的工作在一段时间出现了党包办一切及事务主义的错误,红军中的党支部这种错误是更加严重。”[4]p15这导致政治和军事机关的工作独立性被取消,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委员的作用也被削弱,“支部成了党校,小组会也从仅只讨论党的决议变成了政治研究组,把党在红军中的领导任务完全放弃了”[4]p16。他还指明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是“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领导作用,以为包办就是领导,不包办就没有领导了”[4]p15。全面抗战爆发后,王稼祥又在实际工作中认识到党的组织很不巩固,党组织建设遇到了“某些地方党部为追求新党员的数字,便进行所谓发展党的突击运动,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奸细,也乘机混入了党”[4]p218的问题。这种盲目扩大党组织的行为,必然削弱我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作用,进而使党的组织自身巩固程度受到了极大的损失,影响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2.论证党组织的特点和作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组织的特点和重要性,列宁曾有过较精辟的论述:“党应当是组织的总和”[5]p471;“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5]p526。这是就普遍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回到国内后,由于工作原因,王稼祥在参与反“围剿”的实际斗争中,首先论证了军队中的党组织特点:(1)红军中支部工作的独立性较少;(2)红军中党团的民主性较小;(3)领导群众的斗争策略与地方支部则完全不同。在经历了无数次胜利和失败后,通过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到抗战前期,王稼祥对我党在中国特殊国情下的组织特点有了更全面和深刻的认识,他认识到由于党的工作中心在农村,因而党内“普通工人阶级与共产党人之间还有一个很大的距离”[4]p253。同时他还指出,由于特殊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情,加之抗日战争的实际背景,中国的阶级情况较为复杂和多元,因此党内的各种成分也是复杂多变的,而这恰是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国革命实际上的一个重要特点。

3.确立党组织建设的原则和方法。由于长期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党组织建设的原则和具体方法始终是王稼祥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在中央苏区时期,针对红军中出现的问题,王稼祥就曾提出过多达20条的具体工作方法,例如:党的路线策略必须计划到如何在群众中实现并在支部中充分讨论;反对包办;将各种非党的积极分子吸收进群众工作中去;支部要有计划训练党员并特别注意党的发展问题以及党小组会的改善;支部要做到工作有分工,会议有记录;开展自我批评;等等。同时,王稼祥提出“发展党的组织,反对关门主义”[4]p23等思想。随着革命斗争和实际工作经验的日益丰富,尤其是看到“左”的错误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到抗战前期,王稼祥开始从理论高度总结党的组织建设原则。首先,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肩负着民族解放和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重任,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之组织与生长,更应严格的实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与原则”[4]p246,这是全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党根基,也是我党建党的理论基础。其次,由于中国革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内不同阶级力量参与革命、对待革命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因此马列主义建党原理在中国的运用,应当不是把共产党员的水平降低到民族解放斗争者、民生主义者和共产主义同情者的水平上来。再次,组织建设离不开干部队伍的建设,不同时期的革命需要党组织培养不同的干部,正如斯大林指出的:“使挑选干部和配备干部的工作适应于党的政治路线的要求”[6]p474。因此王稼祥提出了“党的组织原则应当随着客观条件与党的政治路线之变化而变化”[4]p251的思想。

三、真理凝聚人心,加强党的思想教育工作

党的建设工作包括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等方面。毫无疑问,思想建设是党建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党员干部的灵魂所在,因而党内思想是否正确一致也是党组织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抗战前期这一历史阶段,党内出现了各种“左”的右的错误,使党内思想混乱,加之部分党员的无产阶级性不强,革命事业经历了各种挫折。王稼祥作为从“左”的错误中走出来的干部,并且参与了与“左”的错误的斗争,对党的思想教育工作的认识更加深刻,始终努力统一全党认识,做好党的思想教育工作。

1.明确党的思想教育工作的重大意义。对于党的思想教育工作的意義,在中央苏区工作时,王稼祥就认为:“思想斗争是健全党的机体的重要工具,是肃清一切不正确倾向的唯一办法。”[4]p24这说明当时的王稼祥已经开始从实际的革命斗争中认识到了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具体到军队中的思想教育,王稼祥则认为:“政治教育的目的,是要使每一个战士成为为苏维埃中国而斗争的战士,反帝斗争的战士,为民族革命的战士,为社会主义斗争的战士。”[4]p97经过长征的洗礼后,王稼祥更加能够结合国情等实际情况处理党内思想教育工作,在后来为中央起草的决定中,他指出:“巩固党的中心一环就是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阶级教育与党的教育。”[7]p157把党的教育工作上升到党的各项工作的中心一环,充分说明了在实际工作中干部队伍的思想是否正确与统一直接关乎党的各项事业的成败,历史也无数次证明了党内思想不统一所造成的恶果。

2.提出党的思想教育工作的具体路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但是思想政治工作绝对不是简单的说服教育,它充满着智慧,如何能够使广大干部群众接受党的思想教育一直是王稼祥在中国革命中所探索的。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稼祥提出对新党员的训练要有计划地进行,要通过开展小组会进行教育,并详细说明了具体的教育内容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问题、宣传社会主义等。随着党员数量日益增多,成分和思想复杂化,王稼祥开始从理论角度思考党的思想教育工作。他认为,首先是加强马列主义教育。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科学与学说,是人类最进步的思想”[4]p224。只有深入理解马列主义,才能使党员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避免“左”和右的错误。其次,在具体工作中,要格外注意教育知识分子和新党员,提高他们的马列主义观和党的组织性、纪律性;教育他们注重实际经验,并对文化较低成员进行文化识字教育。再次,还要注意新老干部关系的问题。老干部是党内财富,“然而,老干部在数量上有限,是无论如何不够用的,因此提拔培养和教育大批的新干部成为党的严重任务”[4]p258-259。老干部要以身作则去教育新干部,培养新干部。新干部必须虚心地向老干部学习,在革命实践中成长。正是因为有了具体的路径方法,党的思想教育工作才得以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1]徐则浩.王稼祥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3]《王稼祥选集》编写组.回忆王稼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王稼祥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5]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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