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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萧向荣的文化教育思想和实践探析

舒莹+蒋积伟

[摘 要] 文化教育工作是军队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萧向荣作为军队分管政治工作的一名高级干部,他的文化教育思想和实践对八路军的文化教育工作影响颇深。在思想上,萧向荣对部队文化教育重要性的认识,经历了从辅助性地位到基础性地位的转变,明确提出了文化教育的目的。在实践上,萧向荣因材施教进行文化教育,循序渐进推行文化教育,积极同错误的文化教育观念进行斗争。萧向荣的文化教育思想和实践体现了抗战时期中共军队文化教育的一个缩影,研究萧向荣的文化教育思想和实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教育思想和实践。

[关键词] 抗战时期 萧向荣 文化教育

萧向荣原名萧木元,1910年出生于广东省石扇镇。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于长征后期担任红军东征和西征的秘书长。1938年12月至1949年4月间一直在做部队的宣传教育工作,先后担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教育部部长、《八路军军政杂志》主编、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等职务。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从事党的宣传工作,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萧向荣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军中儒将,他的一生从未拿着枪杆子打过仗,但是他用自己的笔杆子在文化战线时刻同敌人战斗着。萧向荣的笔不仅将党的思想政策传播到战士和人民群众中间,更教育了千千万万的八路军战士,使他们识字、明理、懂知识、有文化,为巩固部队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著名将领张爱萍曾回忆道:“向荣同志生前并没有指挥过千军万马,可是他给我们千军万马的肌体注入了文化的力量。这种文化力量只有当年在文化学习中摘掉文盲帽子,今天正在指挥着飞机、大炮、坦克,率领着新的一代向着国防现代化勇猛进军的老同志、老战友,才会深深地感觉到,也只有他们才能掂量出其中的分量。”[1]p149萧向荣长期致力于军队的宣传、文化工作,其文化教育思想和实践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一、萧向荣对文化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为了赢得抗战的胜利,争取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建设显得紧要而迫切,政治建设作为军队建设的“灵魂”和“核心”,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1937年8月1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在《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中指出,由于国内和平的实现,更由于华北事件加速了对日战争的爆发,使红军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新阶段中,部队政治工作的三条基本任务,其中一条是“提高部队的军事技术和战术,提高指战员的政治文化水平,迅速走上正规化的道路,并造就大批新的干部,使之适应于对日作战的需要”[2]p3-4。8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抗日动员体育运动大会闭幕词中提出:“要努力学习军事体育来武装我们的手足,学习政治来武装我们的头脑。”[2]p7由此可见,全面抗战的开始使八路军迎来了军队建设的新时期,在此期间军队的政治建设和军事建设同样重要。但是作为政治建设基础的文化教育当时仅仅被认为是军队建设的辅助,萧向荣一开始也持有这样的观点,然而随着实际的文化教育工作的深入,他对文化教育重要性的认识经历了从辅助地位到重要基础地位的转变。

抗战初期,萧向荣认为文化教育是提高政治教育的一把钥匙,将文化教育放在了政治工作的辅助地位。全面抗战初始,中央军委将“提高指战员的政治文化水平”作为抗日战争期间部队的一项基本政治任务,萧向荣在宣传和教育工作中积极贯彻这一任务。他向指战员们呼吁:“我们所处的环境不同了,我们有着一切的条件来提高我们的文化知识,而且也应当提高我们的文化知识。”[3]他向指战员们强调:“因为部队的文化水平比较低,同时文化知识与军事政治教育有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需要进行文化教育。”[4]延安整风运动之前,萧向荣相继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八路军的文化教育工作》《八路军与知识分子》等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向指战员宣传文化教育的重要性,然而这一时期萧向荣所强调的文化教育的重要性,都是把文化教育摆在为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服务上看待的,认为文化教育是政治教育的基础,是提高政治水平的一把钥匙。即使萧向荣在某些论述中把文化教育与政治教育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也都注明了他指的是在实施和注意的层面上同等重要。虽然萧向荣全力贯彻总政治部的指示,但是他发现军事建设和政治建设的许多方针的推行,由于指战员文化水平偏低,在实施的过程中遇到很大困难。

萧向荣开始对部队的文化水平情况进行调查,了解真实情况后,他便着重强调文化教育的基础性地位。1941年初,萧向荣带领军委总政治部宣传教育部干部教育科的同志,对所辖的部队进行了一次调查研究。萧向荣对辖区内警备一旅、第三五八旅和三五九旅干部战士的文化程度进行了一次普遍调查。结果表明,战士中文盲和半文盲占百分之七十六,排长中文盲和半文盲占百分之四十四,连级干部能看《解放日报》的占百分之五十九、不能看《解放日报》《部队生活报》的占百分之二十九、不能看报纸的半文盲占百分之十二。在干部和战士的总人数中,文盲和半文盲占着大多数[4]p144。因此,萧向荣将部队的教育工作由原来的以政治教育为主改为以文化教育为主。1941年底,萧向荣在《把我们干部的文化程度提到高中以上水平》一文中,开篇就表明许多同志因为缺乏基本的文化知识,军事政治一样都灌不进去,不仅不能胜任工作,而且还阻碍了自己的进步。文中提出“文化知识是学习军事政治的基础,提高文化是探求及打开一切科学之门的钥匙,因此,文化教育是一切教育之根本”[5]。在这篇文章中,萧向荣首次表明了文化教育的基础性地位,要求部队中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都要以识字和学习文化为主。萧向荣其后的《关于军队在职干部教育的问题》《把党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实现于我军在职干部的教育中》的文章,都着重指出当前部队干部的文化水平太低,现阶段应以文化学习为主。

正如八路军政治部在《关于提高干部文化教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的那样,“提高文化是增进一切知识的钥匙,了解初步的自然科学又成为学习军事政治理论的必要基础”[6]p195。识新字、学文化,是学习一切政治、军事知识的基础,萧向荣对文化教育的重要性认识经历了从辅助性地位到基礎性地位的转变,他的这种转变也带动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教育重要性认识的转变,延安整风运动之后,中共开始花大力气开展扫盲运动。

二、萧向荣与文化教育工作的实施

1.明确文化教育的目标。1939年《新中华报》刊出毛泽东著名的“为消灭文盲而斗争”的题词[5]p119,为整个边区的文化教育工作提出了确切的任务。萧向荣在实施任务过程中,根据实际的情况,提出文化教育的任务是:消灭文盲和提高文化知识。这就明确了文化教育的目标不仅仅是要消灭文盲,还要相应地提高文化知识和水平。由于政治工作的惯性,在很长时间内,提高政治水平、政治理论、政治觉悟是一切文化教育的基本目标,这导致很多人认为提高文化水平和提高政治水平是一回事,甚至很多编写教材的高级干部也将文化课本和政治课本合二为一。文化和政治不分家,给军队的建设造成了很多问题。所以萧向荣明确提出文化教育的任务重点是消灭文盲,提高文化水平。这样就使得文化学习不会因政治理论太深而使得初学者学之甚难,也不会让政治教育因指战员文化水平太低而不能深入。

2.因材施教进行文化教育。在文化教育的实施过程中,萧向荣注意区分不同对象,因材施教。中共军队的政治教育工作,历来注重因材施教,区分对象进行不同内容和目的的教育教学。党内素以善做政治工作著称的谭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将政治教育分为对军队的无产阶级教育和对群众的拥军教育两种[7]。抗战时期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的罗瑞卿也指出,“教育的内容,更应当好好的考究,依据各级干部之程度不同而分别决定适合于各种程度之材料”[8]。萧向荣在担任军委总政治部宣传教育部部长期间,注意区分不同对象,分别提出了文化教育的不同目标、学习时间、学习内容和教材编辑要求。萧向荣把文化教育的对象分为战士和干部两类,对这两类教育对象提了不同的目标。就干部而言,他指出要把干部的文化程度提高到高中以上的水平;就战士而言,他的要求则是提高识字率,提高士兵读报写日记的能力。在学习时间上,萧向荣规定连排级的干部要组织每周学习一次,营团级的干部要组织两周学习一次,师旅级的干部则主要以自习和座谈会为主,不规定具体的学习时间。在内容上,萧向荣根据战士文化水平的程度将之分为甲乙丙三组来进行分组学习(甲组是能写日记、能看懂普通文件的,乙组是能认识50字以上的,丙组是认识50字以下的),不同的组别有不同学习内容——甲组以学写日记、写信为主;乙丙组以认识生字为主,逐渐教以句法的运用和作文、信件的写法。对于干部,萧向荣认为干部的文化教育不需要采用上课的形式,而是采用自习看书、看报、写信、记日记的方式,依靠干部的自觉来进行文化学习。在教材的编辑方面,萧向荣提出战士的教材内容要有一个由浅入深的递进,先编辑涵盖军队生活各方面的入伍情况,到涵盖抗战政策、中日问题的初级政治课本,再编辑以中国革命运动史和社会科学常识为中心内容的高级政治课本;干部的教材编辑要求,以连排为一级、营团为一级、师旅为一级,根据这三个级别干部的文化水平,编辑以中国问题、统一战线、三民主义、政治经济学到马列主义哲学为内容的深浅不一的教材。

3.循序渐进推行文化教育。不同于部队中一些认为文化教育可以在短时间内取得大进步的认识,萧向荣主张文化学习要逐步提高。萧向荣提出“学习文化是需要长期的、经常的,并不是一个突击或者一年二年就可以成功的,同时学习文化应该按部就班的学,由初级而中级而高级,一步一步前进,不应有好高骛远、越级跳过的精神”[5]。同时还在具体怎么逐步提高的层面上教以学习方法。他要求战士学习文化的时间为每周5天,动员战士采用自习的方式来巩固所学到的生字、算术和历史文化知识,教育他们用逐步积累的学习方法来达到文化上的提高。面对部队中干部学习时间较少、组织及实施教育的能力较弱、自修能力也很缺乏的情况,萧向荣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轮训制度,“轮训制度的好处就是使各级干部大约在一年之内能轮到一次,有一个固定的学习时间,这一个时间的学习差不多就可以等于不脱离工作的一年学习”[9]。另外,萧向荣根据文化水平的高低,将干部分为三级,对这三级对象的要求也有一个由低到高的过程。诚如罗瑞卿所说:“按干部的文化水平(而不是按军职),一般的可以分成三级,将不能看不能写的编为初级,稍能看稍能写的编为中级,相当于初中程度的编为高级。如有一字不识或者年龄较大、进步很慢的干部,则可以另外编班,或叫做预备班,在一定的时间内,专以认识字为主,大约经过半年之后,才编入初级班,照初级班的课程进行,但进度可较普通的初级班慢些。”[8]以这三级分类为基础,萧向荣分别提出各级的学习目标,把初级班的文化教育完成至相当于高小毕业的程度,把中级班的文化教育完成至相当于初中毕业的程度,把高级班的文化教育完成至相当于高中毕业的程度。

三、萧向荣与错误观念的斗争

抗战时期,军队以作战为主要任务,文化教育被忽视,许多干部和战士对文化教育持轻视的态度,甚至还错误地认为文化教育就是识字教育。萧向荣积极地同这些观念进行斗争。“他们带着轻鄙的口吻说:‘吓,我们还要学习这个!”[3]“没有文化知识,我过去还不是打了十年仗?我现在还不是一样当了干部?”[8]对这些错误观念,萧向荣通过多种途径与之进行了斗争。

首先,萧向荣利用在宣传部工作的优势,公开发表文章对有关文化教育的错误观念进行反驳。作为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教育部部长、《八路军军政杂志》的主编,萧向荣的许多文章都是公开发表在报纸、杂志上的,他的正确观点本身就是对轻视、误解文化教育观点的批判,同时也是对这种错误认识的一种正确引导。“有些同志把文化教育看成仅仅是识字的教育,甚至把认识五十字或一百字作为消灭文盲的标准,这是不妥当的。识字教育自然是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但不能包括文化教育的全部,文化教育除识字以外,还有算术、自然常识,以及普通一般的常识等等。”[3]“在文化的教育上,我们有些同志中还存在着某些不正确的认识,如认为文化教育是不太重要的,或多或少抱着轻视的心理,或者认为文化教育仅仅是识字的教育,忽视文化知识(科学的知识、地理历史的知识、算术知识等)的意义”[3]。萧向荣的文章贴近群众,他曾在《把我们干部的文化程度提到高中以上的水平》一文中对指战员进行引导和教育:“战争是向前发展的,技术与装备是一天一天进步的,因此,我们的知识也要一步一步提高,才能适应于目前及今后的环境和需要。比方:我们过去和今天的主要武器是步枪机关枪,难道我们不想明天、将来有大炮、飞机、坦克吗?难道我们今天不应该准备掌握这些技术的基本知识吗?”[5]“过去曾有同志反对读书,反对背诵,以为这是‘读死书,甚至以为这是‘八股方式,其实这种意见是不对的。‘读死书和‘八股方式,仅仅只是要求对书本背诵得娴熟,而不是求其懂得解释,更不是求其灵活运用,这是不对的,但并不是錯在读书和背诵。”[5]通过报纸杂志的公开宣传,萧向荣对轻视文化学习的批判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认可,对部队中的错误观念进行了正确引导。

不仅如此,萧向荣还编写教材,为文化教育的内容提供权威参考。萧向荣长期负责部队的宣传工作,他的日常工作不仅包括写报道、作形势报告,还包括给部队指战员编写教材。萧向荣早期编写的教材倾向于识字和基本常识,这样的课本有《红军识字课本》《红军战士课本》《共产儿童读本》等。其中《共产儿童读本》主要是为了帮助儿童和不识字的成年人,共分八册,前四册《常识概要》《苏维埃政权》等是学生用书,后四册《国文教学法》《农业常识》《地理常识》《理化常识》为教师用书。《共产儿童读本》丛书不仅包括了识字教育,还包括了萧向荣一直强调的自然常识、史地知识。这个教材在抗战时期发行不仅为文化教育学习提供了文本参考,而且以教材的分册教育了广大指战员,除了识字以外,还能学到很多重要知识。为了在提高文化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部队的政治水平,萧向荣还以《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为中心,编写了一套《抗日战士政治课本》,毛泽东还亲自做了《抗日战士课本》的审定工作,并写下了表扬萧向荣的纸条[6]p130。《抗日战士课本》的主要内容密切联系斗争与实际,将深刻的革命道理诠释得通俗易懂,在学习政治理论的同时还可兼学文化,深受广大干部、战士的欢迎。在抗战时期书籍资料严重缺乏的情况下,以萧向荣为代表的党政政治工作者们通过自己的努力编写教材,为文化教育实施提供了学习和传播所必需的文本载体,同时也以其权威性有力驳斥了部队中存在的对文化教育的陋识和误识。

除了通过公开宣传和教材编写的方式进行文化教育外,萧向荣还通过在部队中树立榜样示范、宣传队演出等指战员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文化教育,一方面纠正部队的对文化教育不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传播正确的文化教育思想。

结语

不识字和无知识,绝不是共产党员和八路军的光荣,而且如果一个人不识字和无知识,便不能成为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很好的干部。正是抱有这样的观念,萧向荣在抗战期间一直致力于八路军文化水平的提高,他的努力有所收获。“有这样一个例子,某团的指战员,营以上干部平均每人认识1154个字,战士中有百分之五十一点六的人认识了500字到1000字,在墙报上写文章已成为普遍的现象。部队识字率的提高,推动了部队文化教育工作的开展,提高了全体指战员的政治觉悟与政治认识,使他們懂得了为什么而抗战,懂得了这个抗战与本阶级有什么关系,还使他们懂得了抗战的前途。同时,文化教育还锻炼了指战员们对民族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使其了解个人利益应该服从革命利益,从而巩固了部队,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参考文献:

[1]萧迎宪,彭宏伟.萧向荣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3]萧向荣.为提高文化知识而斗争[J].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8).

[4]萧向荣.一一五师的政治教育工作[J].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创刊号).

[5]萧向荣.把我们干部的文化程度提到高中以上的水平[J].八路军军政杂志,1941(12).

[6]姜思毅,肖裕声.政治工作学基础——毛泽东政治工作思想概述[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7]喻军.论谭政的政治工作理论[D].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

[8]罗瑞卿.关于军队中在职干部的教育问题[J].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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