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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陕甘苏区“娃娃主席”

冷波+吴自锋+任佳宇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掀起土地革命,于湘、鄂、赣、闽、浙、皖、川、陕、甘等地边界创建十几块根据地,开创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预演治国安邦的文韬武略。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党中央、中央红军被迫长征,经生死考验,历千辛万苦,到甘肃“哈达铺”,得知陕北有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创建的红军,一时精神振奋。1935年9月20日,毛泽东在“哈达铺”关帝庙里,激昂地对团以上干部说:“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他号召:“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对于陕甘这块红色根据地,毛泽东评价说:“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结果,是丧失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后来他还说:“陕、甘是我们的唯一可靠后方”,“中共中央有边区这个稳固的落脚点,对抗战对中国革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作为陕甘苏区的主席,习仲勋自然功不可没。

“两当兵变”试锋芒

1913年出生贫苦农民家庭的习仲勋,从小就受革命思想熏陶。9岁那年,他入村东小学上学,12岁两次到镇里,参加孙中山追悼大会和著名爱国将领胡景翼追悼大会,年少的他,对革命充满向往。

1926年春,习仲勋考入立诚公学。这所学校是胡景翼1920年创办的,是渭北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之一。3月,刚入学不久的他就加入立诚青年社,5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其时,他还不到13岁。7月,党组织开展斗争恶霸的农民运动,习仲勋等进步学生积极参加,他们游行、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组织群众集会。这次斗争,让他明白,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形成反抗压迫、反抗剥削的强大力量。在斗争中,他少年有志、勇敢无畏的气质特征和斗争精神开始显露出来。

鉴于政治形势的变化,1927年春,他转入富平县公立第一高等小学。在中共富平特支和共青团组织领导下,他先后参加纪念“五一”“五四”“五卅”运动,以及声讨新旧军阀张作霖、何经武反动暴行的斗争,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渭北天空乌云袭来,革命活动转入隐蔽。1928年春,考入陕西省立第三师范不久的习仲勋,因参加爱国学生运动遭国民党西安当局关押,他将监狱作为战场,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在狱中他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是时,他还不到15岁。

8月“交保释放”,他回到家里,父亲感到几分宽慰,对儿子的革命选择没有埋怨,只是说:“你还小呢,等你长大了再当共产党的代表,为穷人办事就好了。”11月,正值壮年的父亲不幸病逝,他过早地承担起抚养弟妹的责任。1929年6月,母亲突然病逝,因家中无能力埋葬,停放家中门房,两年之后才用棉被缠裹掩埋。谁知祸不单行,家里唯一成年劳力叔父身患疾病,叔母病亡。不到一年,三人病殁,一人重疾,一家濒临绝境。艰难磨砺,更加坚定他为穷苦大众求解放的信念。这年冬,他参与组织淡村农民协会,搞分粮斗争,开展游击活动,这是他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之后,第一次领导群众工作和武装斗争。

1930年2月6日,年仅16岁的习仲勋,按照党的指示,西去长武,打入地方武装毕梅轩部王德修支队,秘密准备兵运工作。3月至4月间,他与该部的中共党员李秉荣、李特生等建立党小组,以二连为中心,分头下连队,关心士兵生活,利用同乡故旧,联络感情,采取结拜兄弟方式,建立紧密的私人关系,揭穿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提高士兵觉悟。7月,他随二连移防亭口镇。亭口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镇上有一个骡马店,店主人叫王子轩,此人好结交、讲义气。习仲勋常以骡马店为开会接头地点,在工作中注意启发这些人的阶级觉悟,使之成为同情、支持革命的进步力量,有的还发展成为党员。王子轩为掩护党组织、开展兵运做了许多有益工作。

11月,杨虎城收编王德修的部队,将其编为陕西骑兵第三旅第三团第二营,王德修担任营长,习仲勋升任二营二连特务长。在此前后,成立营委,李秉荣、李特生先后任书记,并在各连建立支部,党员有30多人。

1931年春,也在第三旅做兵运的刘志丹,被旅长苏雨生关押彬县,追随刘志丹的王世泰,找到习仲勋商讨去留问题。针对王世泰搞些武器拉出去的想法,他认为军阀对武器看管极严,夺枪不易,彬县又地处西兰公路,很难拉出去,也不利于保存力量,于是劝阻他不要进行不必要的“冒险”。

4月,苏雨生率部叛变杨虎城。紧急关头,习仲勋、李秉荣、李特生召集党员骨干商议,提出“消灭第一团,投靠杨虎城”的口号,得到全营官兵响应。第二营向留守彬县的第一团发起猛烈攻击,待杨部赶来时,战斗已经结束。此后,该部又被杨虎城改编为陕西警备第三旅第二团第一营。5月,该营移防凤翔县北仓,习仲勋接任营委书记,全营4个连建有支部,每个支部都有党员20余名。其间,中共陕西省委两次派人催促起义,习仲勋等认为条件尚不具备,没有采纳和执行。

1931年冬,该营开赴陇南与川军作战,战后,分驻陕甘两省,營部和一连、机枪连驻凤县,二连驻双石铺,三连驻两当县。两年间,该部三易旗帜,防地由长武县移驻彬县,又到凤翔县、凤县,辗转千余里。

第一营的革命活动,引起上层军官的注意。团长采取“掺沙子”的办法安插自己的亲信,换掉四个连长中的三个,机枪连连长李秉荣被调离,连队被解散重组。1932年春节刚过,团部又突然要求一营换防,将其调往西南山区,移动100余里,进驻甘肃徽县、成县一带。这一决定,引起士兵强烈不满,形势迫在眉睫,兵暴时机已经成熟。

1932年的阳春三月,冰雪未化,寒气逼人。习仲勋急在陕西凤县西门外召开营委会,决定利用换防之机,在甘肃两当县举行兵变,兵变后,向北与刘志丹、谢子长率领的陕甘游击队会合。4月初的一天,全营进驻两当县城,一连驻北街南端警戒东门,机枪连驻北街警戒北门,二连驻南街,三连驻县政府内和西街,营部驻县政府西侧一个地主宅院。当晚9时左右,刘林圃、习仲勋、李特生在北街一个骡马店内召开营委扩大会议,决定中共陕西省委军委秘书长刘林圃以省委特派员身份担任兵变指挥,习仲勋参与组织领导全营行动。深夜12时,枪声响彻山城两当,兵变初步成功,三个整连和机枪连部分兵力300多人被带了出来。

第二天中午,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刘林圃任政委,习仲勋任队委书记,吴进才任队长(后由许天洁接任)。依靠一张残缺地图,部队北渡渭河,进入陕西后被敌军堵住去路,终因寡不敌众,300余名官兵被击溃,政委刘林圃遭捕杀害。

两当兵变,枪声震动陕甘,意义重大。虽遭失败,但习仲勋等共产党人没有屈服,没有退缩,而是汲取沉痛教训,重找党组织,勇敢地投入新的战斗。

渭北“辗转”燃风暴

两当兵变失败后,为躲避当局的抓捕,心力交瘁的习仲勋藏身于长武县亭口镇王子轩骡马店中的拐窑内,等候组织的讯息。

芒种刚过,赤日炎炎,习仲勋秘密回到家乡。7月,他见到巡察渭北工作的省委组织部部长程建文,他激动地说:“这下可好了,我终于见到省委的人了,我希望能尽快回到苏区,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

当日头将落的时候,他与程建文头戴大草帽,简单化装,悄悄出富平县城。次日赶到三原县武字区长坳村,见到中共三原总支委员唐玉怀。习仲勋诚恳地表示,能尽快去陕甘游击队工作,是自己迫切的心愿。在同村农民周明德的帮助下,他以驮盐换粮作掩护赶到照金,在老爷岭周冬志家里住了下来。

9月初,他在照金西边的杨柳坪先见谢子长,后见刘志丹。刘志丹、谢子长是西北革命的传奇人物。两人对领导两当兵变的习仲勋非常器重,把创建根据地和组建游击队的重任交给了他。

为“抽粮筹款,征集冬衣”,陕甘游击队向南游击,尔后北上安定、保安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临行前,谢子长对习仲勋说:“过去我们没有根据地,现在要搞。你在这儿人熟地熟,工作条件好。我们没有枪支弹药留给你,你要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成立农民协会,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刘志丹嘱咐说:“你是关中人,还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队伍走了,你们会遇上很大困难,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刘志丹特意将游击队第二大队的特务队留在照金,授意习仲勋参与领导这支武装。

刘、谢率部向南之后,特务队发生中队长陈克敏叛变事件。为保存这支革命武装,习仲勋即与大队参谋第五伯昌商量对策,重组特务队,习仲勋任指导员,第五伯昌代理队长,并率部迅速撤离照金地区,向以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的渭北苏区转移。

渭北苏区,位于关中腹地、渭河以北,处于三原、富平、耀县、泾阳和淳化五县交界地带,是中共在陕西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特务队到达武字区后,编入渭北游击队,特务队即改编为武字后区游击队,亦称渭北游击第二支队,习仲勋任指导员,在耀县西原、华里坊、让牛村一带打土豪劣绅,建农会,分粮分地。

由于“左”倾盲动主义驱使,渭北苏区连续三天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隆重纪念十月革命节,活动极大震动敌人。11月9日,国民党当局调集三原、耀县、富平等六县民团一个营的驻军开展全面“清剿”,苏区被洗劫一空。习仲勋带第二支队转移照金,敌人追剿至照金,部队即撤退至旬邑一带活动。习仲勋则带两支短枪、两支长枪和两支老筒枪,秘密回到家乡淡村,发展党员,成立党支部,建立以党员、团员为骨干的游击队,人数达20人,坚持革命斗争。

年关将至,群众吃粮极为困难。习仲勋和党支部其他同志商议后,以淡村游击队为主力,发动群众开展分粮斗争,经过努力,他们在半个月内动员起几千人,分了刘本初、贾成芳等地主家的粮食和财物,还将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田顺子、党玉升等人处死,激发了群众斗志。不久,还成立农民总会。富平西区的革命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照金重建革命地

当渭北军民与敌浴血奋战之时,百余里之外照金的革命斗争也呈汹涌澎湃之势。1933年2月底,陕西省委选派习仲勋等人到照金,加强陕甘边苏区的领导。习仲勋奉调由三原回西安,陕西省委书记孟坚两次找他谈话,宣布他去陕甘边工作。

3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耀县照金镇土儿梁成立,金理科任书记,习仲勋任特委委员、特委军委书记。边区特委成立后,积极培养和发展有觉悟的贫雇农入党,逐步建立起一批农村党支部和区委会,并领导旬邑县委、耀县县委的工作,于艰苦斗争中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

数个月前,习仲勋就在老爷岭一带做群众工作,撒下了革命的第一批种子。再到照金,他带领周冬志、王满堂等人一村一村做调研,一家一户访贫苦,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游击运动也随之扩大起来,旬邑、耀县、淳化等地一下发展起20多支游击队。

4月5日,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土儿梁召开,选举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周冬志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此后,照金、香山、芋园等24个基层革命委员会相继建立,一大批有觉悟、有威信的农民成为红色政权的领导骨干,一套新的革命秩序逐步建立,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建设初具规模。

同月,陕甘边红二十六军党委做出决定,改组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任命黄子文为总指挥,习仲勋为政委。此时,习仲勋19歲,第一次统帅陕甘边区所有游击武装,他深感到责任重大。刘志丹鼓励说:“打仗一定要灵活,不要硬打。能消灭敌人就打,打不过就不要打。游击队要善于隐蔽,平常是农民,一集合就是游击队,打仗是兵,不打仗是农民,让敌人吃不透。”

遵照刘志丹的指示,作为党在队伍中的主要领导人,习仲勋彻底整顿游击队伍,坚决遣散成分不纯人员,重新整编为耀县、淳化、旬邑3支游击队,及时建立政治工作制度,提高政治素养和军事素质,开展阶级教育、纪律教育,使之成为保卫根据地的主要武装。

习仲勋、金理科、周冬志等陕甘边区负责人,经常深入山寨,吃住群众家中,访贫问苦,调查研究,进行组织发动工作,掀起边区土地革命斗争高潮。经建立政权和分配土地,照金苏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其幅员扩大到方圆近百里的广大地区。

照金根据地的扩展和巩固,让苏区人民群众看到了希望,但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慌。4月下旬,陕西当局调集4个正规团和六县民团分四路“围剿”照金苏区。面对严峻的军事形势,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革命委员会、红二十六军举行联席会议,决定金理科、习仲勋留在照金,领导党、政、群众和游击队坚持苏区斗争,红二十六军插入敌后,在外线相机歼敌。

5月,习仲勋、黄子文率领政治保卫队在陈家坡遭遇土匪陈克敏部袭击,习仲勋腰部中弹负伤,被贫苦农民所救,后返回陕甘边区驻地薛家寨养伤。

6月17日,红二十六军结束作战,返回照金。就在这一天,陕甘边区特委和红二十六军党委在照金北梁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红二十六军和根据地的发展问题。会上出现两种意见,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主张放弃照金,南下渭南、华县地区创建根据地。金理科、刘志丹等坚决反对南下,主张以桥山中段为依托,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最后,杜衡强令红二十六军南下,该军红二团团长王世泰、参谋长刘志丹服从命令。后来,南下渭华的红二团300多人,很快遭敌重兵围追堵截,苦战月余而终遭失败。

7月28日,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组织部部长杜衡在西安相繼被捕叛变,陕西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形势又一次陷入低潮,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面临空前危机。

在此危机时刻,担任“围剿”陕甘边根据地总指挥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骑兵团团长王泰吉率部在耀县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开赴照金地区。不久,耀县游击队七八十人和黄子祥、杨森指挥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团,也相继进入照金。三支革命武装汇集照金,清除隐忧外患,缓解了苏区危急局势,鼓舞了根据地军民坚持斗争的决心和勇气。

王泰吉起义部队来到照金时,伤未痊愈的习仲勋得知这一消息,喜出望外,亲自带队迎接,几经辗转,于傍晚时分在薛家寨脚下的绣房沟相见。习仲勋握着王泰吉的手响亮地说:“泰吉同志,欢迎你!”王泰吉自责地说:“你们看看,我才带来这么一点人。”习仲勋笑着宽慰他:“想跑的跑了,革命意志坚定的都留下来了。有了这个力量,咱们以后就好大发展了!”

8月14日,陕甘边党政军联席会议在薛家寨以东的陈家坡村召开,时称“陈家坡会议”。由特委书记秦武山、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担任会议执行主席,主持会议,张秀山、高岗、张邦英、李妙斋等连以上党员干部1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讨论重建主力红军,扭转被动局面问题。

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太阳升起,围绕三个问题逐一争论:首先是三支武装要不要统一指挥,是集中行动,还是分散活动;其次是总指挥人选问题;最后是高岗担任政委问题。会议采纳习仲勋、秦武山、张秀山等多数人的意见,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推举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治委员,南下未归的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暂不宣布。

陈家坡会议以创造和扩大陕甘苏区为中心口号,制定集中主力,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的战略方针,在历史转折关头力挽危局。对之后撤离照金,坚持党的领导,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起到重要作用。

陕甘边苏区的发展壮大,引起国民党最高当局的震惊和恼怒。蒋介石多次电令西安绥靖公署派重兵“围剿”,限期攻克薛家寨。国民党陕西当局做了较长时间准备以后,对照金发动大规模“围剿”。国民党军队以杨子恒为总指挥,带4个正规团及周围各县民团向苏区发起号称6000人的大规模进攻。

面对敌情,秦武山、习仲勋与游击队总指挥部开紧急会议,商讨应付时局和保卫薛家寨的方略。因敌我力量差距过大,坚持防守困难更大,习仲勋建议部队全部撤退。中共陕甘边特委慎重考虑习仲勋等人的意见。

根据特委决定,习仲勋秘密离开山寨,在附近农村隐蔽下来,相机开展群众工作和接应撤离队伍。红军和游击队主力撤离之后,习仲勋仍留照金搞革命活动。敌人加紧搜捕和“围剿”,形势异常险恶,习仲勋退至照金以北数十里外的旬邑县七界石,与张秀山等人率领的游击队会合,随队伍退至甘肃省正宁县三嘉原宿营。因习仲勋突患严重伤寒病,难以继续行军,遂转至宜君县小石崖村以及合水县太白镇等处养病。

照金苏区,是党第一次在山区建立根据地的尝试,是红二十六军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生长和保存了红军主力,使西北革命过渡到一个新的阶段。照金苏区暂时失守,然而这里的革命烽火并没有熄灭,一些领导骨干和游击队仍以不同的斗争形式,打击盘踞在照金的反动势力。

习仲勋养病的日子里,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斗争,已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不久,习仲勋又全力投入到开辟南梁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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