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山与新四军干部转移

刘勉钰

皖南事变前半个月,东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曾山按照中共中央指示,执行中共中央东南局原有决定,率领东南局机关部分干部、党校教职员及皖南特委部分干部共150多人,经苏南到达苏北抗日根据地,为党保存了一批重要力量。

中央权衡暂弃皖南

皖南事变前夕,即1940年11月,叶挺、曾山、饶漱石、袁国平、周子昆、傅秋涛等人经过讨论,一致同意中共中央对国共时局意见与总方针,争取和巩固华中,放弃皖南,以便集中力量统一指挥。东南局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决定停止工作,派副书记曾山率东南局机关经苏南渡江,到苏北与中原局合并,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准备撤出皖南,北上抗日。12月16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及指定路线,曾山率领东南局机关及党校的一批干部100余人先行撤离皖南,安全抵达苏南解放区,将撤出人员交苏南区党委安置,曾山即由秘密交通护送至上海。

东南局的领导机构一直不健全。始建东南分局时,只有5位委员,项英任书记,曾山任副书记。但项英忙于新四军军务,陈毅在前线指挥作战,方方未到职,涂振农调南方局,增补的黄道又牺牲了。因此,实际主持东南分局日常工作的只有曾山1人。项英多次致电中央,要求派人来担任书记,甚至提名派任弼时或李富春来,均未果。之后,项英又提出由曾山或袁国平任书记。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后,东南分局改称东南局,领导成员未作变动。直至1940年4月,中央才决定派饶漱石来任副书记。饶漱石8月到职,加上秘书长,具体负责东南局工作的,也就是3个人。1940年11月14日,根据新四军军部将要北移的新形势,东南局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将中原局扩大为华中局,领导华中(包括长江南北各沦陷区)地方党,在闽浙边建立东南局或分局,领导国民党后方地方党(包括闽浙皖赣),曾山参加华中局专负苏南党的工作,小饶(即饶漱石)赴闽浙主持工作,东南局由中央直接领导或由华中局领导。11月17日,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将东南局、中原局扩大为华中局的建议,“华中局领导华中及江南敌后武装斗争区域之一切党政军民工作”。中央对东南局领导人的去留,在皖南事变发生前,曾有四次电报指示。第一次是1940年10月18日指示:“项(英)、曾(山)二人暂勿离开军队。”第二次是1940年11月17日指示:“同意小饶去闽浙赣和曾山去苏南之提议。”第三次是1940年12月7日指示:“同意东南局移苏南”,“同意在闽浙边成立东南分局”,“可否要曾山去闽浙边,小饶去苏南,请你们最后考虑决定并电告我们”。第四次是1940年12月14日指示:饶漱石“随曾山去苏南为有利,如不可能则去江北”。曾山回忆说:在皖南行动前,东南局与军分会开联席会议,决定北移最迟15日、16日就走。但饶漱石往江北走不通,后又折返新四军军部。

曾山受命率部苏南

关于曾山率东南局机关干部50余人、党校人员及警卫人员共100多人,分三批离开皖南抵达苏南,到达溧阳荫棠村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部的情况,随曾山从皖南到苏南的欧阳惠林(时任皖南特委秘书)写有长篇回忆。

12月15日,曾山找他谈话,说:“东南局决定要我明天率领东南局机关最后一批撤离人员和闽浙赣国民党统治区撤出的干部、党员离开皖南,经苏南到苏北地区找中原局”。并向他了解皖南特委机关的撤离人员和准备工作情况。欧阳惠林回答说:“我把撤离的人员编为两个小组,一个是干部组,一个是警卫勤杂人员组,每个组指定了一个党员任组长,两个组统一由我负责。”曾山交代说:“那就好了。你明天一早就将皖南特委机关的撤离人员带到丁家山集合汇齐。今天,你回去再把准备工作检查一下,凡是向老百姓借的东西以及经济来往,一律要归还和清偿清楚,不能留下尾巴。这是群众纪律问题。我们是共产党,不能違反纪律,不能走后让群众骂。我们这次撤离,将来还是要回来的。”16日清晨,欧阳惠林集合了皖南撤离人员20多人,先向特委副书记李步新告别。李步新叮嘱他要听从曾山指挥,注意安全,防止意外。撤离人员都在丁家山东南局新盖的大草屋里集中。曾山当即宣布,将东南局机关撤离人员与皖南特委机关撤离人员合并,编成一个大队,由东南局副官谢振国任大队长统一指挥。其中有东南局机关干部陆璀(饶漱石夫人)等30多人,东南局警卫队20余人,还有勤杂人员,加上皖南特委机关撤离人员,共计100多人。行前,曾山在讲话中强调:一是要发扬革命友谊,互相帮助;二是服从指挥,严守纪律;三是提高警惕,严防国民党驻军挑衅。

在听完曾山讲话后,在谢振国的指挥号令下,大家各自背上行军背包,排成一行纵队,以东南局警卫队两个班为先导,然后是曾山率领的东南局机关的撤离人员,接着是欧阳惠林率领的皖南特委机关的撤离人员,最后是东南局警卫队的一个班殿后。大家怀着激昂的心情,以刚毅整齐的步伐,高唱着《别了,三年的皖南》歌曲出发,告别皖南,朝行暮宿,走了一个星期。第一天在泾县孤峰区一个小山村的山里宿营;第二天渡过青弋江,经马头镇赶往国民党军队的防区;第三天在过宣城县孙家埠附近的一个村庄宿营;第四天到达郎溪县的毕家桥新四军兵站宿营;第五天到达郎溪县的梅渚镇新四军兵站宿营;第六天路程最长,急速行军了一整天,直至黄昏,才赶到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部驻地荫棠村。

曾山一行在荫棠村受到了苏皖区党委书记邓仲铭和第二支队司令罗忠毅、副司令廖海涛的热情欢迎,并祝贺大家一路平安。关于这里的敌情,早到几天的温仰春向曾山汇报:“敌人正在敌后茅山地区进行‘驻扎扫荡,因而我们被滞留在这里,无法通过茅山封锁线。现在决定改经太滆、东路地区前往苏北地区。”罗忠毅向曾山介绍说:“我们改向东去的军部机关单位撤出的非战斗人员和后勤物资,已大部分到达太滆地区,正在太滆地区通过封锁线向北转移。”又说:“目前,我们暂时住在这里,利用敌顽之间的矛盾尚可相安无事,如果皖南情况有变化,我们住在溧阳地区就是很危险的了。但不知军部和皖南部队何时出动?”曾山说:“我们离开皖南时,军部内定在1940年底前出动,所以我在12月16日离开皖南。但是具体日期始终未定,现在不知有无新的改变。这是军事机密。”邓仲铭又向曾山汇报说:丹南中心县委书记陈洪已动身南来,到时他送你们去苏北。希望留下一部分同志在苏南分配工作,因为苏南急需补充干部。

12月25日,中共苏皖区党委在溧阳召开会议,曾山参加了会议。会议研究分析了当前苏南面临的严峻形势,敌人“驻扎扫荡”,建立了新的据点,实行全面伪化政策,切断我南北交通线。因此,第二支队司令部及军部撤出人员集结在这狭小地区不安全,必须迅速疏散。会议确定了“向外发展和坚持原地斗争”的行动方针,并决定廖海涛率领新四军第二支队主力四团1个营与独立二团会合,打通东路,与谭震林处联系,开辟浙西地区;罗忠毅率领第二支队司令部及新四团两个营留溧阳地区,迎接新四军军部转移。苏皖区党委随第二支队司令部行动。

是日下午,曾山召集东南局和皖南特委撤出人员开大会,在分析形势后,宣布决定:除少数人员如温仰春、陆璀及陪同她的小史、秘密政治交通涂峰等化装北去外,其余人员一律留下由苏皖区黨委分配工作。东南局警卫队和运输员、炊事员不要分散,一律留在区党委机关。曾山指定谢振国和欧阳惠林将留下人员交给苏皖区党委书记邓仲铭,由苏皖区党委分配他们的工作。这样,曾山率领的百余干部离开了将要发生事变的皖南,为党保存了一大批力量。

铁军辗转潜入苏北

在这期间,曾山遇见了先行撤离皖南的新四军教导总队训练处处长薛暮桥。原来,新四军军部一些直属机关军需处、军医处和教导总队的非武装人员约千人,由军需处处长宋裕和任指挥,军法处副处长汤光辉、教导总队训练处处长薛暮桥任副指挥,于12月9日离开云岭,经过一个星期的艰苦行军,通过几道关卡,到达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驻地。薛暮桥回忆说:“我们这个支队是走宣城以南,经郎溪到达竹箦桥、水西地区,连续行军六天,晓行夜宿,每天平均走六七十里。前两天经马头到杨柳铺是国民党嫡系五十二师防地,沿途见到的士兵都荷枪实弹,戒备森严。11、12两日是经东北军一零八师防区,对方比较友好,设了茶水站,有些军官夹道目送我们离去。后两天经过的是国民党第二游击区冷欣部队防区,我们都作了随时应付袭击的准备。气氛虽然比较紧张,但总算在14日午后安全到达我军江南指挥部驻地。12月间我军两支先行队伍经由皖南、苏南国民党军防地均安然无事。”

以后,他们兵分两路前往苏北。其中教导总队的干部由薛暮桥率领,按军部指定的路线去茅山游击根据地转入苏北。这注定又是一次艰难之行,因为要经过日伪军的多道封锁线。

曾山在句容遇见了薛暮桥。曾山告知薛暮桥,军部来电,要求薛暮桥离开部队,迅速渡江北上。曾山给他指定的路线是:经镇江坐火车去上海,再转往苏北。薛暮桥随即将转移部队化整为零,秘密潜行。薛暮桥由地下交通员带领,前往镇江火车站,乘火车到达了上海。因为发生了皖南事变,薛暮桥在上海等待多时,又经秘密交通员带到上海码头,坐轮船前往江北,在苏中新港登岸,辗转抵达海安东北的唐家洋,见到了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又经几天北行,终于来到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见到了新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

曾山在对苏皖区党委的工作及所率干部做出周密安排之后,于12月25日晚上,随丹南中心县委书记陈洪北去茅山根据地。后由秘密交通护送,到达上海。曾山在上海指导敌占区和国统区地下党的斗争。曾山慎重地甄选忠诚可靠的地下交通员,周密地选择地址,建立地下交通联络站,以保证根据地与敌占区、国统区地下党的通信联系及物资运输的畅通。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项英牺牲,东南局工作被迫停止。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采取军事上坚决自卫、政治上全面进攻的方针,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3月18日,中央书记处决定,“在上海成立东南局,由中央直接管理,以梁(即饶漱石——引者)曾二人组织之,梁为书记。”3月20日,中央书记处又对东南局问题做出新的决定:“小姚(即饶漱石——引者)曾山去苏北,姚为中原局副书记,曾为中原局委员,上次电中的指示东南局取消。”“东南党的干部不能立足及有危险者均可撤退到苏北、东南,此事由小姚、曾山组织之。”2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通过关于中原局、军分会的决定:“中原局由刘少奇、小姚(饶漱石)、陈毅、曾山四人组织;军分委由刘少奇、陈毅、子恢、传珠、小姚五人组织。”

曾山得知皖南事变消息后,立即离开上海,前往苏北盐城,担负着建立华中局机关和新四军新的军部工作。4月,饶漱石、曾山由上海到苏北与刘少奇、陈毅会合。4月27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原局会议,宣布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成立华中局,刘少奇任书记,饶漱石任副书记,陈毅、曾山任华中局委员。曾山兼任组织部部长,饶漱石兼任宣传部部长,彭康任宣传部副部长,钱俊瑞任文化事业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华中(新四军)分会同时成立,书记请中央决定。提议饶漱石代理新四军政治部主任。5月1日,陈毅、刘少奇、曾山、饶漱石四人向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原局改华中局诸建议”的电报,并将上述分工报告中央。5月20日,中共中央批复以刘少奇为新四军军分会书记,以饶漱石代理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中原局改为华中局。5月22日,陈毅、刘少奇发出关于中共中央军委华中分会组成人员的通令:“奉中共中央电令:任刘少奇、陈毅、张云逸、邓子恢、赖传珠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华中分会委员,以刘少奇为该会书记。”曾山一直担任华中局组织部部长,为华中抗日根据地党的建设、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及新四军的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责任编辑 / 彭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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