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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用智慧走活中苏关系这盘棋

王建柱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对世界范围内的战与和问题做出了新的判断,决定改变总体外交战略。在大体上理顺了中美关系之后,提出要缓和并改善中苏关系。但是如何才能使两个相互对抗已20年的国家重修旧好呢?邓小平以一代伟人的聪明和才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经过10年的努力,终于实现了中苏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91年苏联解体,中苏关系经历了“过热”“反常”“极端反常”和“正常化”四个阶段。从1949年到1959年,是中苏关系的“亲热”期。当时,苏联需要中国作为它在东方的主要屏障,作为与美国打交道时手中一张重要的牌;中国则需要苏联作为自己抵御西方的主要依托,作为获得贷款、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的主要来源。但在1958年,由于苏联提出中苏共建长波电台、建立共同潜艇舰队,中国表示反对,以及赫鲁晓夫对中国炮击金门的行动很不满意,使得中苏两党之间,特别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出现了裂痕。

从1960年到1968年,是中苏关系的“冷战”时期。中共发表了“九评”,苏共则公布了“国际共运总路线”,双方互相“口诛笔伐”,批判的火力异常猛烈。

从1969年到1978年,是中苏关系的“热战”时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双方在边境地区剑拔弩张,1969年还在东段的珍宝岛和西段的铁热克提接连发生了不小的武装冲突。中苏间人员往来中断,双边的业务交往也只限于一点贸易和每周各开一个航班和一趟列车。对此有人评称:“在中苏关系的‘黑隧道里,既见不到光点,更看不到尽头。”

从1979年到1989年,是中苏关系的回暖期。此时,苏联开始调整对外政策,逐步缓和对华关系。然而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道路并不是那么平坦,这就需要有一位高人站出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值得庆幸的是,邓小平恰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他抓住时机,对苏联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行动。

举行谈判,打破僵局

1979年4月3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项决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于1980年2月14日期满后不再延长。同时重申,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苏联“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并建议两国政府特使(副外长级)就改善两国关系一事举行谈判。对此,苏方也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谈判于1979年9月25日至12月3日在莫斯科举行。在长达70天的谈判中,中方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始终要求苏方采取切实措施,消除从北、西、南3个方向对中国的威胁。苏方则避重就轻,只泛泛地谈论一些两国关系的一般性原则以及发展双边关系的一些具体交往。谈判虽无果而终,但在双方长期中断往来的情况下,两国政府特使能坐下来举行政治谈判,这本身就蕴涵了重大的政治意义。

召开新闻发布会

回应“勃氏绝唱”

中苏关系的转机出现在1982年3月24日。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特意选择离在中国不远的塔什干公开发表讲话,向中方发出了改善关系的重要信号。他在讲话中虽然对中国进行了攻击,但又明确表示:从未否认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反对“两个中国”;同时准备就改善中苏关系问题与中方举行谈判。由于勃列日涅夫在这次讲话230天之后就去世了,于是这个讲话常被称为“勃氏绝唱”。

邓小平注意到勃列日涅夫讲话所传递的信息,马上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这一讲话作出反应。

1982年3月26日上午,外交部在主楼门厅处举行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就站在钱其琛周围,担任翻译的是李肇星。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声明念完后,没有提问,也不回答问题。这次新闻发布会就这样结束了。

这简短的声明,第二天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中间位置,表明消息虽短但很重要。声明在国际上立即引起了广泛注意。西方五大通讯社和其他外国媒体纷纷报道,并发表评论。有外电指出,这一谨慎而含蓄的声明,预示着对抗了20多年的中苏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并使世界局势为之改观。

4月16日,邓小平又请当时在中国访问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给勃列日涅夫捎口信,提出苏方应先做一两件事看看。他还强调说:“从柬埔寨、阿富汗事情上做起可以,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军也可以。”

这一年夏天,邓小平又请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到家里进一步商讨对策。他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方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能有一个大的改善。但是这种改善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方应首先做点事才行。他所说的“做点事”就是“三个撤军”。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一致赞成邓小平的意见。随后,邓小平又提出:为了不引起外界的无端猜测,可以派外交部主管司司长以“视察使馆工作”的名义,前往莫斯科向苏方传递信息。

8月10日,苏欧司司长于洪亮启程赴莫斯科。启程前,外交部根据邓小平指示起草了一份说帖。

苏方對于洪亮司长突然出现在莫斯科,并要求在使馆面见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行动,给予了特别的重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应邀来到我国驻苏使馆。会面时,于洪亮向对方口述了长达1000多字的说帖全文,一段段地背出来,几乎一字不差。

在说帖中,中方指出,中苏两国关系不正常状况已经存在多年,中苏两国人民都不愿意看到这种状况继续存在下去。现在是为改善中苏关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了。当然,问题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就解决,但中方认为,只要中苏双方都有改善关系的诚意,完全可以通过协商,逐步实现公正合理地解决。

当年秋天,中苏双方就关系正常化问题在北京举行了副外长级的磋商。

利用“葬礼外交”

推动两国关系改善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因病突然去世。邓小平当机立断,决定派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黄华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赴莫斯科参加吊唁活动。

14日清早,中国驻苏使馆收到了黄华离京前在首都机场发表的书面讲话稿。这篇讲话稿是出自曾多次为毛泽东和邓小平撰稿的胡乔木之手。胡乔木按照邓小平口授的内容,很快就草拟出了这篇书面讲话稿。

讲话稿虽只有七八百字,但看后让人感到吃惊:勃列日涅夫这个昔日被中方批判为“苏修头目”“新沙皇”的领导人,如今却得到了相当正面的评价。讲话稿称他为“苏联卓越的国务活动家”,说他的逝世“是苏联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讲话稿中还指出他逝世前不久,“曾在多次讲话中表示将致力于改善中苏关系”,中方对这些讲话表示“赞赏”。

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提法,与钱其琛8个月前在新闻发布会上所讲的内容相比,又前进了一大步。这是邓小平的一个“大手笔”。

14日中午,黄华飞抵莫斯科。这是中国领导人将近20年来首次踏上苏联的国土。在中苏间人员往来长期断绝的情况下,此举在国际上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被称为“邓小平对苏共新领导发动的一次‘葬礼外交”。

黄华在莫斯科逗留了三天半时间,受到超规格的礼遇。他与苏共中央新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进行了友好交谈,还遵照邓小平的指示,主动约见了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这是20多年来两国外长的首次会见。邓小平发动的这场“葬礼外交”,对中苏关系的改善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表明两国之间的“政治气候”从“乌云密布”开始转“阴”再转“晴”。

消除“三大障碍”

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

从1982年10月起,谈判班子的几个工作人员跟随钱其琛副外长在北京、莫斯科两地穿梭,就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与苏方进行政治磋商。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钱其琛副外长紧紧抓住苏联对中国的威胁这一点不放,提出改善关系应从消除“三大障碍”入手。苏方则避重就轻,主张通过增加相互往来等办法改善两国关系。双方的观点针尖对麦芒,“聋子对话”进行了整整三年。

1985年3月,年仅54岁的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

1986年夏天,戈尔巴乔夫的一番讲话,成为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为边界谈判的重新启动打开了大门。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特意跑到远东海参崴发表讲话,说苏联愿意同中国考虑降低边境地区军事力量的水平问题,正式宣布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军,称正在讨论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还表示同意以主航道中心线划分两国界江的原则。这年9月,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的采访时指出:“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点新东西”,但“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苏联对中国政策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观察”。“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我现在年龄……过了八十二了,我早已经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的了。但如果消除了这个障碍,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

把中苏边界变成

睦邻友好的纽带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方于1987年2月与苏方恢复了中断多年的边界谈判。边界谈判与政治磋商同时进行,二者相辅相成,都是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两国边界谈判总共举行过三次:第一次是1964年2月至8月;第二次是1969年10月至1978年7月;第三次是1987年2月恢复谈判。1964年和1969年开始的两次谈判实际上都是政治谈判,并未真正触及两国的划界问题。

第三次谈判有别于前两次谈判,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边界谈判。中方的谈判一直是在邓小平的关怀和指导下进行的。第三次谈判气氛与前两次的情况也大不相同,双方都总结吸取了经验教训,本着实事求是、互谅互让的精神,平心静气地具体讨论解决边界线走向问题。在谈判一开始,苏方就爽快地赞同中方提出的划界主张。紧接着,苏方又同意中方的建议:成立一个联合划界专家工作组,在地图上一公里一公里地划定边界线走向。

邓小平在中苏关系正常化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有人曾把中蘇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比作邓小平与苏联最高领导的“长期对弈”,并指出这是一人对四人,即邓小平为一方,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四人为另一方,进行“不对称对弈”。结果这盘棋邓小平终于赢了。

最高领导人会晤,

中苏两国重新结好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政治磋商取得重大突破,中苏高级会晤的时机业已成熟。

中苏双方商定,两国外长于1988年12月初和1989年2月初进行互访,为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作准备。

在两国外长的互访中,有两件事特别值得一提。

一件事是1988年12月2日,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会见钱其琛外长时主动表示,对苏中之间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苏方“也有过错”。这是自中苏关系恶化以来,苏联最高领导人第一次正式向中方承认自己有过错。

第二件事是1989年2月4日,邓小平在上海会见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时,说出了已经成为“世纪经典”的八个大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中苏两国外长的互访,被邓小平称为中苏关系实现了“半正常化”。

1989年5月15日,戈尔巴乔夫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见这个历史时刻终于来到了。5月16日上午10时,戈尔巴乔夫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邓小平迎上前去,两人面对100多位中外记者热烈握手,大厅内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在持续近三个小时的会晤中,邓小平首先提到了三年前请人转达的关于希望中苏之间消除三大障碍,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口信,戈尔巴乔夫回答记得此事,并说,这对我们的思考是一个促进。

邓小平庄重地表示:“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他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两国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邓小平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接着,邓小平扼要地回顾了中俄、中苏之间近一两百年来的风风雨雨。

在谈及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时,邓小平说,20多年后回过头来再看那段历史,“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邓小平接着强调说:历史上的账已讲过了,这些问题就“一风吹”了,我们都应该“把重点放在未来”。

中苏关系正常化包括两国、两党关系的正常化。在会见中,邓小平还特意与戈尔巴乔夫谈到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问题。在苏联当时正面临着复杂局面的紧要当口,他这样做是有很深用意的。这表明他怀有这样一种真诚的愿望: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不断发展,十月革命这面旗帜能在苏联上空继续飘扬下去。

时年只有58岁的戈尔巴乔夫坐在85岁高龄的邓小平身旁,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边记、边点头,连连说:“对”,“是的”,“同意”,“完全赞同”。他偶尔也插几句话,比如,当邓小平忆及三年前请人给他带口信的事,他便“幽默”了这么一句:“三大障碍”三年时间,正好一年解决一个。并表示:这些年没有白过,弄清楚了不少问题。

面对俄中关系三四百年的风风雨雨和苏中关系三四十年的恩恩怨怨,戈尔巴乔夫讲了三层意思:一、对俄中、苏中关系中某些问题的成因,苏方有自己的看法。二、对两国间在不太久远的过去所产生的某些问题,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三、同意过去的问题就讲到此为止。

在这次会见中,邓小平所说的话全部都是即席讲出来的,在他面前,连一张小纸片都没有。这不仅表明老人家记忆力惊人,而且反映出这位伟人的高瞻远瞩、雄才大略。

就这样,在邓小平的不懈推动下,经过10年艰辛努力,在改革开放10年后,我们终于赢得了一个有尊严、真正平等的中苏关系。

题图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夫妇合影

责任编辑 / 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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