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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震和粟裕的战友情谊

水新营

从解放战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段时间,张震曾较长时期在粟裕直接领导下工作。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张震与粟裕朝夕相处,共担重任,结下了深厚友情。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年代,尽管屡有政治运动乃至诸如“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他们的战友情历久弥坚,始终不改。

战争岁月的珠联璧合

和许多开国将帅之间的交往经历相比,张震与粟裕相识比较晚。在中央苏区,张震属于红三军团,粟裕则在红一军团、红七军团等部队工作。抗战时期,张震长期在彭雪枫部任参谋长。在彭雪枫部时,张震对大名鼎鼎的指挥黄桥战役、车桥战役的粟裕仰慕已久。但由于当时新四军各师分散在各根据地,张震任新四军第四师参谋长时,粟裕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等职,他们一直无缘相见。

张震与粟裕的初识是在解放战争初期的华中战场。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空前规模的内战一触即发。为了应对国民党军即将发动的全面进攻,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调整部署、集中能够机动的突击力量编组野战军的指示,华东战略区陆续整编了所属部队。在新成立的华中军区中,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张震则在华中军区所辖的第九纵队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不久,张震到华中军区所在地淮安汇报工作,第一次见到了粟裕。在张震过去的想象中,赫赫有名的粟裕应该是一个威严勇猛的指挥员,见面后才发现,粟裕身材不高,性格沉静,衣着朴素,和蔼可亲,谈吐文雅,颇有儒将风范。当张震向粟裕汇报完部队情况后,粟裕又详细地询问了当时第九纵队的军事斗争情况。接着,他向张震介绍了组织天目山战役的经验。粟裕渊博的军事知识,对当时战争形势的精辟分析,都给张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深感相见恨晚。

之后,粟裕组织了七战七捷的苏中战役,進一步鼓舞了华东解放区军民的士气。1947年1月,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陈毅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为副司令员,负责战役指挥。张震所在的第九纵队与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合并为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韦国清任司令员,张震任副司令员。在此前后,华东野战军进行了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等一系列战役,基本上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张震对粟裕在指挥这些战役中表现出来的非凡军事才能深为敬佩。不过,他对粟裕的战略眼光和战略才能的认识,则是到1948年春天在粟裕直接领导下一起工作时,才有进一步深刻的体会。

1948年1月下旬,中央军委决定将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编为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由粟裕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挺进江南。粟裕向华野前委并中央军委建议,将张震从第二纵队调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任参谋长。张震对能在粟裕直接领导下工作,学习他的指挥艺术和领导才能,深感机会难得,但又顾虑自己能力不足。张震怀着复杂的心情来到河南濮阳第一兵团兵团部驻地,当见到粟裕时,他再次表示力不胜任。粟裕的一句话“重担子大家一起挑嘛”给了张震热情的鼓励和支持。到濮阳后,粟裕向张震详细谈了当前形势和中央赋予第一兵团的任务,一起研究了下一步的作战行动。

此时,经过一年半的解放战争,全国战局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敌人的战略进攻已处于强弩之末,全国各战场也先后展开外线进攻作战。为继续发展战略进攻和胜利,中央决定第一兵团渡过长江,开辟东南各省,直逼南京、上海,减轻大别山和中原地区的负担,为打大规模歼灭战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但粟裕经过深思熟虑,觉得不如把第一兵团三个纵队留在中原,协同中原野战军主力,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打几个大仗,对全局更为有利。当时部队已为渡江南下作战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待渡江”。但粟裕却不以单纯地执行上级指示为满足,他从更好地贯彻中央关于转入战略进攻、展开外线作战的总的意图出发,从全局出发,在对敌我情况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之后,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思考、周密擘画,得出他的判断。在此期间,张震积极参与粟裕给中央的建议书的谋划。

1948年3月起,张震先后任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参谋长、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积极协助粟裕指挥豫东、济南等战役。豫东战役的胜利极大改变了中原和华东战场的战略态势,为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决战创造了有利条件。济南战役则开创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国民党军重兵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先例,中共中央在贺电中称济南大捷“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

当时,由于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还兼任兵团司令员,经常在外领兵作战,张震实际主持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的工作。同年11月淮海战役发起后,张震与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联名提出将南线国民党军主力抑留于徐州及其周围逐步歼灭的重要建议。此建议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采纳,对扩大淮海战役规模,发展成为南线的战略决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淮海决战的66个日日夜夜里,粟裕运筹帷幄,出奇制胜,创造了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奇迹。其间,张震作为粟裕的助手,呕心沥血,慎思断行,仅作战部署、兵力调整、敌情通报、后勤保障等方面的文电就有数十份,为淮海决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3月,张震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参与指挥渡江战役、上海战役,并参与指挥所部攻占南京、杭州、上海并向福建进军。他配合粟裕起草渡江作战计划、研究渡江作战方案,是渡江战役总前委擎划部署整个渡江战役的得力助手。同年8月,张震任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参谋长。

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粟裕在华东战场立下了卓越功勋。正如刘伯承所说:“粟裕同志智深勇沉,非常优秀,百战百胜,有古名将之风,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是中国的战略家。”而张震在辅助粟裕期间,参与指挥一系列重大战役,练就了组织大兵团作战的出色指挥艺术,成为我军历史上最优秀的参谋长之一。

和平年代的情真意切

新中国成立后,粟裕历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1952年3月,张震由华东军区参谋长调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这一时期,张震一直在粟裕直接领导下工作。工作之余,他们的交往也很密切。

1954年12月,张震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1957年9月毕业后任南京军事学院副院长、院长。由于受到党内“左”的思想的影响,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被作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代表人物受到批判。不久,粟裕被免去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调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央下发的某份文件还曾点名称他为“坏人”,并传达至军内团以上干部。对老首长粟裕的不幸蒙冤,张震深感痛心,也很不理解。

“文化大革命”期间,粟裕作为边缘人,受到的冲击不大。1967年3月,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特意安排粟裕主管面临困境的国防工业系统,并对他说:“主席说过,你过去有战功,现时打不倒。”这是一个特殊时期,中央以特殊的方式保护粟裕。

张震则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迫害。1967年11月下旬,张震从北京回到军事学院,立即被一派群众组织“看管”起来,住在学院汽车连的简陋平房里,继续接受“审查”。另一派为了直接批斗他,精心策划了一个劫持行动。1968年5月22日清晨,他们趁张震上厕所,突然用绳子套住他的脖子,强行将他从两米多高的围墙吊拉过去。张震顿时昏死过去,好大一会儿才苏醒过来。随后,他们又将张震在地上拖拉几十米,还用铁棍猛打,致使他全身多处出血,沾满衣裤。在随后的批斗过程中,有人用鞋打张震的脸,用脚踢他的腰,还有人揪着张震的头发,搞“喷气式”。这件事,轰动了全院,造成很大的影响。

在张震的生命面临威胁的危急情况下,他的夫人马龄松派二儿子连阳带着血衣,直奔北京,找到老首长粟裕。虽然被粟裕秘书挡驾,连阳未能见到粟裕。但粟裕随即知道后,狠狠地批评了秘书一顿,马上向总理办公室报告了情况。周恩来立即给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打了电话。许世友派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吴大胜到军事学院传达周恩来的指示,要求他们“注意张震的安全,不能再发生问题”。在南京军区的安排下,张震住进了军区总医院。从5月26日起,张震又连续呕吐,10多天不能进食。如果没有周恩来及粟裕等人的关心,张震的处境将不敢想象。不久,张震下放到武汉钢铁公司劳动,后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

1975年8月下旬,正在武汉军区组织演习的张震,突然接到中央军委通知,要他去北京一趟。到京后,时任中央军委常委的粟裕代表军委和他谈话。一见面,粟裕就直奔主题:军委考虑,要你到总后勤部当副部长,有什么意见?听到这个消息,张震确实吃惊不小:“我思想准备不足,从未专门做过后勤工作,担心做不好。”见张震有些顾虑,粟裕便进一步点明:“这次工作调动,是小平同志点的将。”粟裕随即又吹风道:“毛主席批评了‘上海帮,把小平同志请出来主持工作。现在周总理病重,我们要坚定地按小平同志指示去做,要垮台大家一起垮台好了!”

在和张震的谈话中,粟裕还着重讲了国内形势,说到周恩来的病情和邓小平同“四人帮”斗争的情况,以及毛泽东对“四人帮”的多次批评。张震虽遭到冲击,政治上一度被边缘化,但此时依然很清醒,后来他回忆:“我在军区工作,虽对全局了解不多,但对江青等人的言行还是很有感觉的。谈话间,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对时局的发展很担忧。”一番恳谈后,张震决定接受任命:“既然军委和小平同志已经确定了,我服从组织决定,一定尽力把工作做好。”

张震调到北京工作后,和粟裕的交往进一步增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张震历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副总参谋长等职,一度是中央军委列席常委。粟裕则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常委。他们一起参与军委决策,共同致力于开创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新局面。尤其在张震主持总后勤部工作期间,粟裕给予了大力支持。

1981年2月1日,粟裕突发脑溢血,此后频繁发作脑血栓。住院期间,他躺在病床上,向医院提出了出院返乡的请求。上级与医院反复研究,认为粟裕的身体不适合远行,并把粟裕的想法和他的身体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派专人到医院看望粟裕,并安排粟裕的老部下张震、粟裕的秘书朱楹等三人利用下部队调研的机会,经广西来到湖南会同的粟裕老家探望。张震一行在粟裕老家的枫木村旧居拍了不少照片。返京后,他们把所拍的照片和乡亲们赠送的土特产呈送到了粟裕病榻前。粟裕看着一张张故居的照片,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粟裕冤案的最终平反

粟裕自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蒙冤之后,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的夫人楚青曾说过:“粟裕是个悲剧性人物,六十年革命生涯,三十年处于逆境。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苦,和平时期挨整整得苦,到了晚年生病病得苦。”

为了推翻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实之词,1979年10月,粟裕曾向党中央提出了重新审视那场冤案的要求,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结果。后来,随着病情的发展,他已不可能继续过问申诉的事了。对此,楚青异常痛苦,虽不忍心让他背着沉重的包袱离去,而自己又无能为力。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粟裕的老战友、老部下陈丕显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在战争年代曾长期和粟裕一道工作,对粟裕比较了解。12月16日,楚青考虑再三给陈丕显写了一封信。楚青在信中先追述了粟裕给中央写信诉冤及中央有关领导对此事的意见。她说,我是相信中央、军委会为他做出公正的结论的,我也相信他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已足够为自己做出正确评价的。但是,作为亲人、同志,总是希望让他在尚能正常思维的有生之年,能够见到党的政策的落实,而实在不忍心让他终于背着沉重的包袱去见马克思。

陈丕显收到楚青送来的相关材料后,附上一封信转给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胡耀邦考虑到自己对1958年那次军委扩大会议的情况不大了解,就将这份材料转给杨尚昆處理。尽管当时军委不少领导同志对粟裕的冤案都很关心,但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是一个历史问题,情况复杂,牵涉的人也很多,当时解决起来难度很大。

随着粟裕的病情持续恶化,张震几次到医院看望他,一心盼望他能战胜病魔,恢复健康,继续为党和人民工作。但是,终究回天乏术,1984年2月5日,粟裕在北京病逝。

2月6日,正在上海的杨尚昆给楚青打来电话说:“粟裕有个疙瘩,这件事我还没有给他办好。要在这次讣告中来解决。打算从正面讲,把一些流言蜚语、不实之词推倒。”尽管杨尚昆有这样的愿望,楚青也坚持在讣告中要加上1958年粟裕蒙冤的一节,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在后来发布的讣告中,尽管对粟裕的一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但对于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仍未提到。经过粟裕治丧期间的一波三折,楚青似乎觉得再来解决粟裕蒙冤的问题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

粟裕去世以后,张震更是十分怀念。每年逢粟裕的忌日,他都要和夫人一起,登门看望粟裕夫人楚青。1987年4月,恰逢粟裕八十大寿。粟裕家乡湖南会同举行粟裕纪念碑揭幕仪式。张震不顾军务繁忙,亲自和一些老战友一起,陪同楚青参加仪式。仪式上,张震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讲话中也寄托了对老首长的不尽哀思。

为了解决粟裕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蒙冤一事,在不少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下,同年9月11日,中央军委常务会议决定,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粟裕》条目中写上了“1958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受到错误的批评”一句。这淡淡的一句,也是费尽曲折,来之不易。当时,杨尚昆专门让人向楚青转达了这样的话:“这件事我已费了很大的劲,只能办成这样子。”

粟裕去世后,随着各种史料的出台,他的军事功绩逐渐为人所知。其间,张震也积极参与,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1991年5月23日,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联合召开了“粟裕军事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此时粟裕还未完全平反,张震作为国防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为研讨会的召开做了大量工作。1992年10月,经邓小平点将,78岁的张震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此时的他,对老首长粟裕的冤情,还一直关注着。

随着时光的流逝,粟裕逝世10周年的日子就要来临。粟裕的一些老部下对他所蒙受的不白之冤一直挂在心上。1993年10月28日,粟裕的老部下、南京军区离休干部金冶、谭肇之、秦叔瑾、黄野松、黄亦凡等5人联名给中央军委写下了《建议召開粟裕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或座谈会的报告》。报告呈送后,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和军委首长对南京军区五位老同志的报告很重视,一致认为应该解决粟裕冤案的问题。张震作为军委副主席,也非常支持。关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决定以写文章的方式来进行。

1994年2月5日,是粟裕逝世十周年忌日。这天,张震携夫人来看望楚青,楚青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她说:“粟裕现在不在了,其实文章再怎么写,他也不知道了。不过人总是有感情的,我总希望党能说一句公正话,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我这一辈子也就只有这么一个心愿了。”张震说,本来文章在粟裕逝世十周年发表最好,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要考虑发表的时机。

1994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发表了刘华清、张震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联合署名的《追忆粟裕同志》一文。该文明确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此文经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签发,实际是组织上以文章的形式为粟裕平反。此时,在蒙冤36年之后,终于还粟裕一个清白。作为粟裕的老战友、老部下,张震等到了这一天,也倍感欣慰。

题图 淮海战役前夕,粟裕(左)同张震(中)等一起研究作战问题

责任编辑 / 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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