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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苏区保卫战中的开国元帅

张开泉+黄晓明

1933年9月,蒋介石纠集50万兵力,分几路“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其中,北路军共33个师另3个旅,担任主攻;另有南路、西路军和第十九路军,分别担任阻止红一方面军向外发展的任务。9月下旬,国民党军北路军开始进攻,28日占领黎川。1934年4月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广昌。博古、李德命令红军在广昌同敌人进行“决战”,结果损失惨重,不得不放弃坚守广昌的计划。4月28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广昌后,分兵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最终,根据地仅存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等县的狭小地区,中共中央只能决定战略转移。

1934年8月至10初,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赢得必要的时间集结部队、补充兵员、做好战略大转移的准备,先后调集中央红军第一、第五、第八等军团主力,合计4.5万人,组织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西线战场兴国保卫战,对国民党军两个纵队约10个师进行顽强阻击,节节抵抗,迟滞敌人的进攻,使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得以在于都安全集结、突围转移,进行万里长征。

鲜为人知的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西线战场兴国保卫战为中央红军长征前夕的重要战斗,陈毅、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刘伯承等红军将领(共和国元帅中的5位)均先后赶赴战火纷飞的兴国战场,亲自指挥这场异常艰苦惨烈的兴国保卫战。

陈毅:

当年大战翻血海

1934年8月,国民党军周浑元第八纵队,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以6个师的兵力轮番进攻,从泰和沙村向兴国南侵。同时,国民党薛岳第七纵队4个师也向兴国的东北大门南坑、古龙冈一线逼进。

当时,“左”倾领导者仍然坚持“分兵把口”“处处设防”“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要求红军修工事,采用阵地防御的方法与敌人作战。江西军区司令员、红军西方军总指挥陈毅,不得不按照“左”倾领导者要求,实行“分兵退敌”和“两路把守”。陈毅率领红三军团第六师(原兴国模范师)及西方军3个团,在泰和沙村至兴国老营盘之间,节节防御,迟滞敌人进攻。同时,他还命令红二十三师在兴国东北部古龙冈一带御敌。

红军武器弹药缺乏,为使在战斗中有所缴获,陈毅有意把山腰部分阵地让给敌人,将红军主力隐蔽于树木参天的山顶,等到傍晚敌人的飞机、大炮“休息”时,然后发动冲锋,夺回阵地。缴获到敌方的弹药物资后,红军连夜后撤两三里,再次构筑工事,以避免敌人在天亮后对红军进行报复性轰炸。

尽管红军同仇敌忾、英勇作战,但因为敌我力量过分悬殊,8月底,敌周浑元纵队推进至老营盘。老营盘是兴国通往泰和的咽喉要道,两侧群峰耸立,山势高险,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8月28日,敌人再一次猖狂进攻,陈毅指挥部队以少敌多,顽强阻击。战斗进入激烈的争夺阶段,士兵们听到陈毅司令员熟悉洪亮的声音:“老表哥,坚决顶住,坚决不让敌人冲上来哟!”

警卫战士看见子弹雨点般地落下来,焦急地喊:“陈司令,危险,快下火线!”陈毅掀一掀压在头上的草帽,呵呵笑道:“嘿嘿,怕啥子?我要指挥你们打胜仗呢!”他依然在战壕里鼓舞红军战士沉着应战,奋勇杀敌。

就在红六师重新夺回老营盘隘口的制高点时,敌人一颗炮弹打过来,陈毅右胯骨被击中,顿时倒地,血流如注。

陈毅受重伤后,警卫员黄朝天找来担架队,用简易青竹担架把陈毅送往红军后方医院。经简单处理伤口后,陈毅被送往宁都的江西军区医院治疗。事后,陈毅感慨地说:“我这条命是兴国人民用青竹杠子救回来的!”

在1937年10月,陈毅重上老营盘,想起老营盘战斗中英勇牺牲的红军战士时,心情沉重地写下《车过兴国老营盘》一诗:

大战当年血海翻,

今朝独上老营盘。

荒台废址无人识,

一抚伤痕一泫然。

诗中指的“大战当年”,是指苏区兴国保卫战中老营盘战斗。陈毅也因在这次战斗中负重伤,没能参加长征,留在中央苏区领导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而在新中国的十大开国元帅中成为唯一没有参加长征的元帅。

林彪、聂荣臻:

高兴圩战斗阻强敌

1934年8月30日,老营盘失守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西线战场形势恶化。中革军委将东线战场的红一军团和在北线战场的红五军团调往西线,迎击来势汹汹的敌周浑元纵队。刚取得福建温坊大捷的红一军团,在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领下,由福建连城冒着酷暑赶赴兴国,执行保卫兴国的任务。

在长途行军中,聂荣臻领导的红一军团的政治工作发挥了强大威力。为了防止部队胜利的骄傲情绪,消除行军中的疲劳,提高斗志,继续準备兴国保卫战,他在沿途布置了宣传鼓动棚,运用化妆表演及讲话、呼口号、唱歌等方式,鼓舞士气。

9月19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师赶到老营盘以南的高兴地区,与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第三十四师会合,接防了原来在此作战的红三军团第六师。

当日下午,红军部队召开支部大会、党小组会,在党内外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提出“保卫兴国苏区,活捉周浑元”等口号,号召“不怕疲劳、不怕艰苦,争取比温坊战斗更大的胜利!”

此时高兴地区的红一、红五军团共4个师,统一由林彪指挥。曾在兴国指挥过第三次反“围剿”、熟悉高兴一带地形的林彪,把指挥部设在高兴老圩村的一个天然岩窟(通天岩)内,指挥部既可躲避敌机轰炸,又能居高临下,俯瞰四周的战场。

为扭转危局,林彪拟定用“短促突击”加夜战的战术,选择在高兴新田痛歼敌人,力图再复制一次“温坊大捷”。

所谓“短促突击”,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推行的“堡垒对堡垒”的战术。即要求红军控制一两个堡垒为支点,主动放弃前沿阵地,待敌人冲进阵地后,红军再从堡垒里冲出来反击敌人。因为红军没有钢筋水泥,无法修筑坚固的堡垒,又没有强大的炮火掩护,“短促突击”战术很难成功实施,因此遭到广大红军前线指挥员的抵制。而当时博古、李德“左”倾领导人不惜以撤职、送军事法庭审判的手段来恐吓,强推这种战术。

而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林彪曾发表了《论短促突击》的文章,呼应“左”倾军事路线。在温坊战斗中,林彪也以他特有的精明,灵活运用熟悉地形、擅长夜战的长处,采用“短促突击”的战术,取得温坊战斗的胜利,但温坊大捷毕竟不能改变第五次反“围剿”因整个战略指导思想错误所造成的悲剧。

9月22日,敌军进攻红一师的新田阵地,林彪命令部队节节抵抗,渐次放弃阵地。到下午,红一师除一两个支点外,基本上将新田阵地放弃。22日半夜时分,林彪将隐蔽在高兴蒙山村休整的红二师调出,突然向敌人阵地发起猛烈进攻,一场大规模夜战——新田夜战爆发。

令林彪没有料想到的是,敌周浑元纵队汲取了温坊战斗中吃败仗的教训,改变了应对措施。敌人在白天占领阵地后,立即在阵地上拉起了当时新式的防御设备——电网,通上电流。红军战士们冲到电网前,误以为是传统的铁丝网,用刀砍斧劈的办法去对付,结果红一军团遭受了重大损失。

经过半夜激战,红军未能恢复白天放弃的阵地,还伤亡官兵近千人。9月24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致电林彪、聂荣臻,对林彪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以后抗击周敌行动中第一等的原则是爱惜兵力”,“须特别注意在不利条件下,你们不应进行坚决的突击,而应改为运动防御迟滞敌人进兴国”。

新田夜战失利后,敌军推进至高兴圩一带,红一军团进入了高兴圩阵地防御战。敌人几乎是天天来进攻,有时候一天连攻好几次,都被红军一次又一次地击退。敌人也有攻占我军阵地的时候,一到夜间,红军部队即组织反击,又把失去的阵地夺了回来。这样翻来覆来,敌人消耗了大量的弹药,数不清的敌人尸体留在了前沿阵地。

高兴圩防御战打得最激烈的是9月30日。这天,敌人以3个师兵力,10多架飞机穿梭轰炸,集中数十门火炮轰击,向红一军团守备的高兴圩前沿狮子寨(蜡石寨)阵地猛烈攻击,落在该阵地上炮弹与炸弹达数千发,炮弹、炸弹的炸裂使满山尘土飞扬,烟雾弥漫,数十米之内看不见任何东西。隆隆的炮声,震动山谷,甚至面对面谈话都听不见。红军的支撑点工事尽数被毁。“炮火的激烈为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以来绝无仅见。”谭政大将后来回忆说。

这是红一军团征战史上一次不朽的战斗。林彪、聂荣臻指挥部队与敌人巧妙周旋、灵活抗击,保存了红军实力,完成了战斗任务。

10月6日,红一军团将兴国城北至高兴圩的防务,移交给红五军团。在林彪、聂荣臻、左权(红一军团参谋长)率领下,军团19800余人(含机关,除红十五师)秘密撤到兴国城南一带休整后,于10月9日离开兴国,开往于都集结,成为长征野战军的左路先锋。

罗荣桓:

临危受任八军团

老营盘失守,陈毅负伤。这时,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组建的西方军司令部,已不适应西线战场的作战指挥,因此中革军委决定撤销西方军司令部,将西方军的红二十一师、红二十三师(原中央警卫师)合编组成红军第八军团,以阻击国民党军薛岳纵队从永丰县向兴国古龙冈一线的侵犯。

1934年9月21日,红八军团在兴国良村雄岭下成立。中革军委任命周昆为军团长,黄甦为政委,罗荣桓为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服从命令,飞马百余里,赶往古龙冈就职。

中革军委要求红八军团以运动战防御阻止敌人向古龙冈推进,并以局部的突击来削弱敌人,为中央红军主力突围准备争取时间。而这时,蒋介石向薛岳发出命令,要其在9月底占领古龙冈,以策应敌人第三、第五纵队攻打石城、宁都。

罗荣桓可谓是临危受命。他一到任后,便匆匆下部队进行反“围剿”动员。在深入了解部队思想状况之后,他就如何巩固这支新组建的部队,向军团长和政委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并决定加强全军团的政治工作,以提高红军将士的战斗意志。

针对部队多数是刚入伍的新兵、普遍思乡想家的现状,罗荣桓采用大小会议讲话、发动党团员和干部与新战士聊天谈心交朋友的方式,引导新战士明确为谁打仗的道理,以此鼓舞斗志、稳定军心。

罗荣桓还经常和战士们走在一起,编了很多简短通俗的战斗口号,便于战士们牢牢地记住,以宣传鼓舞大家的士气。发生激烈战斗时,罗荣桓则身先士卒,带领警卫人员和机关干部直接投入战斗,以身作则带领部队作战。

据红八军团战士张宜步回忆,古龙冈保卫战异常艰苦。由于敌人在“围剿”中采用步步为营、稳打稳扎的碉堡政策,红军被动防御,红军在夜间做好的工事,第二天就被敌人的飞机、大炮摧毁了。战士缺盐、少油、没有菜吃,只能利用战斗的空隙跑到山下老乡家买点辣椒当菜吃。白天,红军战士们太阳晒得透不过气来,遇雨则又淋得透湿。南方初秋天气,夜间露水大,红军只有一套衣服,有时又冻又冷,在这种情况下,病员逐渐增多。但在古龙冈保卫战中,由于红八军團发挥了政治工作“生命线”作用,红军战士发扬连续作战、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精神,抱着有我无敌和准备为苏维埃、为苏区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决心,顽强地修筑工事,奋勇地抗击敌人。

由于罗荣桓出色的政治工作,红八军团很快成长为一支敢打硬仗的部队,在古龙冈一带利用险峻山势,阻击敌薛岳部队进攻。红军战士前赴后继,英勇杀敌,半个月内,打退敌人20多次进攻,粉碎了蒋介石9月底占领古龙冈的图谋。

10月7日,红八军团收到中革军委的撤退命令后,仍坚持到8日晚21时。9日下午,罗荣桓与军团长周昆、政委黄甦,率领红八军团10922人撤离古龙冈,开赴于都,作为野战军的右翼后卫,踏上了长征之路。

刘伯承:

浴血奋战挽危局

从1934年10月7日开始,原先和红五军团并肩作战的红一军团、红八军团,先后从兴国战场分批撤往于都集结。此时只剩下红五军团的第十三、第三十四师坚守兴国阵地。

10月11日,敌周浑元部集中3个精锐师,向高兴圩以南、兴国城北的红五军团驻守的“弹丸之地”发起了猛烈攻击。

10月12日,中共中央等机关从瑞金出发前往于都河。迟滞敌人进攻,保证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安全转移,成为分秒必争的关键。

此时,被李德打击和排挤,从中央红军总参谋长降职为红五军团参谋长的刘伯承,被派往兴国,与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一道指挥中央红军长征前夕的最后一战。虽然中革军委通知明确说刘伯承是来当军团参谋长的,但董振堂、李卓然仍把他当做总参谋长来看待。

国民党的飞机不时前来骚扰、轰炸,大炮不停地吼叫,炮弹不断呼啸着飞来。红军的碉堡被掀翻,掩体被夷平,战斗异常惨烈。

刘伯承目睹不少战士倒在血泊里,心急如焚。他发动民工,利用战斗空隙,将修筑的立式碉堡,改成开挖窖式掩体防空洞,敌机一来,大炮一响,战士们纷纷钻洞隐蔽。敌机一走,炮声一停,又各自跳进战壕阻击地面敌人的进攻。

刘伯承这一战术,迟滞了敌人的进攻。红五军团将士白天隐蔽,晚上突击。一到黄昏,又组织兴国的赤卫军、独立营、游击队和群众四面摇旗呐喊,喊杀声阵阵,以迷惑敌军。

10月16日,红五军团收拢集结于兴国南部的洪门村,在尹氏宗祠里召开了由营以上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刘伯承心情沉重地说:“同志们,我们这次反‘围剿,不叫打仗,叫‘挡仗。敌人凭着他优势的兵力、现代化的装备,像个大石磙子滚过来,我们还要用人去挡,当然要吃亏啰。”这一生动的比喻形象而深刻地概括了第五次反“围剿”我军战略战术上的失误。

会上,刘伯承宣布了由红五军团担任保证党中央机关安全、阻截敌人的殿后任务。由于连续作战,有的干部实在是太疲倦了,一坐下便睡着了。政治部主任曾日生欲上前把他们叫醒,却被刘伯承摆手制止。他把事先准备好的红军行军序列表,一份份塞进这些熟睡同志的上衣口袋中,待会议结束时,叫醒他们留心看通知的各项事宜。这一细心的做法,令红军官兵们十分感动。

10月17日,红五军团向地方红军移交了防务。当日下半夜,全军团12168人披着晨露,借助星光,启程南撤。18日到达于都城北部,渡过于都河,担任整个野战军的掩护任务,成为中央红军长征队伍的铁流后卫。

题图 高兴圩保卫战蜡石寨战斗遗址

责任编辑 / 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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