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开国上将李克农

郭忠宏

他,曾多次身临险境,生死难测,但却总能处变不惊,逢凶化吉;他,虽未指挥过千军万马在战场上陈兵逐鹿,但却精心策划过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情报战。大革命时期,他投身革命,领一时风骚;大革命失败后,他打入敌营,窃情报、巧周旋;西安事变前后,他秘联张、杨,辗转奔波;解放战争时期,他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撒网布点,收集敌情。

他,就是中共情报战线的重要领导者之一李克农。1955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是我军功勋卓著、带有神秘色彩的高级将领。

深入龙潭获取重要情报

1926年冬,李克农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他担任国民党芜湖县党部宣传部部长,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同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制造反革命政变。不久,芜湖地区也陷入白色恐怖之中。4月18日,国民党反动当局悬赏5万大洋缉拿李克农。1928年春,李克农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从安徽秘密转移到上海。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在钱壮飞的周密安排下,李克农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担任广播新闻编辑。在敌人内部,李克农与钱壮飞、胡底三人组成中共特别小组,李克农任组长。

李克农往外传送情报的办法很巧妙:共产党地下交通员宋季仁扮成佣人,天天往李克农办公室送饭菜。李克农摆出官架子,动不动就骂宋季仁是“笨蛋”“蠢猪”。一会训斥他米饭烧硬了,一会训斥他菜炒咸了。整个走廊都能听到他的怒骂声。宋季仁装出一副唯唯諾诺、受气挨打的模样,有时走出办公室时还抹着眼泪。李克农是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电务股股长,别人不便在这位官长训斥佣人时走进他的办公室,而他们的情报就在这种气氛中传送了。晚上回到家,关上大门,李克农和宋季仁常常为白天的表演笑得前俯后仰。

李克农三人特别小组有效地利用敌人的情报机构,使蒋介石多次企图破获上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阴谋均告失败。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严重事件。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顾顺章供出中共驻武汉交通机关等秘密地点,很快便有10余名同志被捕。李克农明白顾顺章的叛变意味着什么:不要说宁、沪之间历尽艰险建立起来的情报机构会遭到彻底破坏,整个中央领导机关也将面临灭顶之灾,刻不容缓,务必抢在敌人动手之前将这一重要情报上报中央。

很不巧,这天不是李克农与中央特科接头的日期。李克农费尽周折,终于通过中共江苏省委找到陈赓,并一起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当机立断,掐断顾顺章所能接触到的所有关系和线索,并与陈云一起指挥中共中央机关和在沪的领导人秘密转移。当大批国民党军警由顾顺章引路赶来时,中央机关已全部转移。蒋介石企图利用顾顺章将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的阴谋彻底破产。

组建“八办”开展秘密工作

1937年2月,为了适应统战工作的需要,中共在西安市七贤庄一号院设立了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红军联络处(即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前身),由李克农担任处长。这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的第一个公开机构,主要负责接待各界人士,组织过往的中共秘密党员、干部及爱国华侨、革命青年奔赴延安,开展抗日宣传,并购买、运送抗战物资器材。此后,李克农先后在上海、南京、衡阳等地组建八路军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交通站。

“八办”虽是国民党政府同意设立的,但他们将其视为眼中钉,总想限制和监视它的活动。李克农则领导“八办”工作人员,利用合法地位打破国民党的限制,避开特务的监视,开展必要的活动,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搜集抗日情报。

国民党特务在“八办”前的电线杆上,装了一个高音喇叭,扰乱我方正常工作。很多特务装成听广播的人,一天到晚在“八办”周围窜来窜去,只要工作人员一出门,他们就马上盯梢。

李克农提出,照样执行送信等紧急任务,但要设法甩掉“尾巴”。“八办”的通讯员有时把自行车准备好,大门一开就冲出去,在大街小巷转圈子,看看后面没有特务了,才去执行任务。后来,特务发现这个规律,也随时做好准备,骑自行车紧紧跟上,咬住不放。李克农就让几个通讯员同时骑自行车冲出大门,东南西北四散开来,在特务们不知跟谁走的情况下,谁甩掉了“尾巴”谁就去执行任务。

1940年3月,李克农回到延安后,一直从事党的情报和保卫工作的领导职务。在抗日战争时期,李克农参与了对各地秘密情报组织的建设,派遣情报工作人员深入到日、伪、蒋的党、政、军、特机构中,获取了大量的日伪军政情报和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情报。

军调部期间与敌针锋相对

1946年1月,国共两党代表在重庆签订《停战协定》,双方同时下达停战命令,并组成由共产党、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代表参加的“停战军事三人小组”和“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执行停战协议,调处国共冲突。叶剑英任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团长,李克农任秘书长,统管代表团的党务、政治思想、人事、机要、电台等。还有一点鲜为人知,他还是中共中央情报部副部长。

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分住在北京饭店和翠明庄,李克农住翠明庄。翠明庄对面楼房里驻有国民党特务机关,庄里的服务员也都是国民党特务和特务组织指派的人。我方工作人员的行动,都处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控之下。李克农警惕性很高,对代表团人员严格要求,提醒大家警惕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活动。

翠明庄里的服务员对打扫房间、取送换洗衣服、倒字纸篓都格外勤快,他们企图从中找到有价值的只言片语。李克农饶有兴趣地告诉代表团工作人员,不妨做些试验,例如用小纸片随便写个数字或像是人名的字样放在衬衣口袋里,故意让他们搜去。李克农也时常用笔在纸上写写画画,然后撕成碎片扔到字纸篓里。他说国民党的特务对这方面有兴趣,反正他们闲着也没事干,拿回去慢慢练习拼图吧。

中共代表团的机要和电台人员,对保密工作尤为注意。他们根据李克农的要求,一切生活自理,决不允许服务员进入电台所在的南楼。但这些服务员制造各种借口硬往里闯,今天说检修门窗,明天说清查家具,后天又说要检查电话。机要人员就设法对付:工作完毕,立即把密码、电报妥善保管;工作人员之间不随意交谈涉密事项,一般也不打电话;如果服务员来到办公室,机要人员立即停止工作,并派专人跟随,使他们无机可乘。

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特务的斗争持续不断。1946年2月21日,国民党反动派密谋于次日晚纠集一些地痞、流氓和部分暴徒,以“东北还乡团”的名义砸毁叶公馆和夜袭翠明庄。李克农提前获悉了敌人的阴谋,立即采取措施,请叶剑英暂时离开,以保安全。在翠明庄,李克农做了动员和部署,要求重点保卫南楼。机要和电台人员有的把门放哨,有的武装巡逻,有的保卫密码和机密文电,并做好在非常情况下,可以立即销毁密件的一切应急措施。

22日晚,李克农邀请外国记者到叶公馆看“国民党特务的把戏”。晚8时许,当一些暴徒闯入叶公馆准备搞破坏时,发现外国记者竟已在此恭候多时,知道阴谋败露,只得狼狈逃走。

在军调部工作期间,李克农利用有利情况和合法条件,采用“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在北平、天津和东北地区建立了情报组织,为侦察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的动向,配合解放军在东北、平津的自卫反击战打下了良好基础。

社会部工作推进解放进程

1946年秋李克农返回延安后,身兼三职: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情报部副部长和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1947年春,延安渐渐处于国民党军的包围之中。李克农组织情报部门利用多种手段,千方百计搜集国民党的军政情报。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山西省调统室主任缪庄林,原为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与中共失去联系,后加入国民党,被委任为山西中统机构負责人。早在1943年缪庄林路过延安时,就表示愿为中共工作,李克农同他进行了会晤,晓以大义,鼓励他“浪子回头”。从此,缪庄林开始秘密为我党工作。

陕西省调统室主任李茂堂,原来也是中共党员,1935年被捕后自首,参加了中统,任陕西省中统机构负责人。1945年11月,李茂堂怀着将功补过之心,秘密来到延安,李克农亲自接见。当得知李茂堂有重新入党的要求后,李克农报经毛泽东同意,予以特别批准。有了缪庄林、李茂堂这两个“内线”,李克农获悉了国民党中统山西、陕西调统室的密电码和大量党、政、军、警、宪、特情报。这对中共中央准确掌握延安周边敌情,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47年3月,胡宗南部进犯延安。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后,李克农为确保毛主席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从中央警备团抽调了1个骑兵连和3个步兵连组成精干的警卫部队,随中央领导机关行动。同时,李克农向绥德、陇东、三边派出了3个侦察站,配备电台,直接为保卫中央领导机关服务。此后,李克农与杨尚昆一起在后方工作,并针对蒋介石密令胡宗南“不惜一切代价捕获中共首脑部”的阴谋,侦悉了胡宗南进攻陕北的大量军事行动情报,确保了毛主席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

在解放战争中,李克农领导的我党隐蔽战线情报工作人员为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战局、制定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毛泽东评价这个时期“我们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责任编辑 / 彭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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