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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持久战》看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秦明月 赵昭

[摘〓要]《论持久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毛泽东在文中提出持久战战略方针,科学预见战争进程,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到底的信念;深刻揭示战争本质,提出一系列具体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规划了夺取胜利的军事路径;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掌握了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为共产党开辟敌后战场,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论持久战》 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 中流砥柱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付出了巨大牺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之所以说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不仅因为它始终坚持抗战,始终维护团结抗战大局,更因为它以正确主张、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了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和正确道路。毛泽东于1938年5月发表的《论持久战》是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深入研究其思想内涵及对抗战胜利的重大意义,对全面科学地认识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大有裨益。

一、提出持久战战略方针,科学预见战争进程,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到底的信念

近代以来,我国在反侵略斗争中屡屡战败。“九一八”事变后,一些人宣扬战必败的“亡国论”,拖延了反击日本侵略的进程。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亡国论”再度甚嚣尘上,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投降派宣扬“再战必亡”蛊惑人心。与此同时,以蒋介石为首的亲英美派则希望在英、美、苏等国的干涉下尽快结束战争。台儿庄战役胜利后,又冒出了“速胜论”。《大公报》的文章就指出,“这一战就是准决战”,日军在此战中失败了,“就离崩溃不远”。在共产党内,也有不少人认同“速胜论”,对战争的长期性、艰巨性缺乏理性认识。“亡国论”与“速胜论”的蔓延造成了严重危害,极易导致战略误判,扰乱抗战的正常进程。

早在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1]p153。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为了有效肃清“亡国论”“速胜论”的恶劣影响,正本清源,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对持久战战略进行了系统论证。他从时代特征、军事力量、战争性质、国际援助等方面,对中日双方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全面、客观的考察。他指出,日本发动战争于法西斯国家大崩溃的前夜,处于退步的时代,虽然在军事力量、军事设备、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远远强于中国,但发动非正义、退步、野蛮的侵略战争,必定会受到本国人民的反对和国际社会的谴责。加之“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2]p452,必然难以支持长期战争。反观,中国则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已经拥有了先进的领导阶级,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和数十年的革命经验。而且“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2]p452,正义、进步的反侵略战争能够得到本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所以绝不会亡国。但是在全面抗战初期,“敌我强弱的程度悬殊太大,敌之缺点一时还没有也不能发展到足以减杀其强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2]p460,所以中国也不会速胜。经过系统的比较分析后,他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亡国论”“速胜论”都是非科学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2]p515。

为了进一步细化持久战的战略构想,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量与质互变原理分析战争中中日两国实力的发展变化,并在此基础上科学预见了战争进程。抗日持久战具体体现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2]p462。在前两个阶段,对我方而言重点在于实力的量的积累,以期扭转战略态势,促成第三阶段的战略反攻。具体而言,在战争中,中日实力对比,中国将呈现出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的总体趋势,即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的战略转变。面对实力强大而后劲不足的敌人能否赢得战争的胜利,“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能否“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2]p465,以局部量变促进整体质变。

毛泽东反对对待战争问题的唯心论和机械论,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研究战争,准确把握了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力地批判了对抗日战争的各种错误认识,使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深入人心。《论持久战》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率先掀起学习热潮。党还通过报刊、报告会等多种方式在国统区进行宣传,很多有识之士为毛泽东的战略远见和深邃思想所折服,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著名文艺理论家林默涵先生回忆:在《解放周刊》上读到《论持久战》,“越看心里越亮堂, 越看越高兴”,“仿佛自己换了个人一样, 由茫然变得有信心了”,因此“决定到延安去,到延安的马列学院去学习马列主义”[3]。这就为引导人们认清抗战的形势和前途,把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坚持持久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正确轨道上来作出了重要贡献。1939年《论持久战》的英文版发行后,影响扩大到海外,对国际社会了解、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深刻揭示战争本质,提出一系列具体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规划了夺取抗战胜利的军事路径

列寧指出,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4]p205。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观点,在《论持久战》中进一步阐明了战争与政治的联系和区别。他指出,一方面,“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抗日战争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2]p479;另一方面,“战争有其特殊性”,为了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需经历战场厮杀,“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2]p480。通过分析,他得出“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2]p480的精辟结论。此外,他还明确提出: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2]p482,这“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2]p483。他对战争本质的深刻分析和高度概括,帮助人们认清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必须贯彻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略目标,积小胜为大胜,才能最终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目的。

要夺取抗战的胜利,仅有宏观上持久战总战略的指导还远远不够。于是,紧紧围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目的,根据战争发展规律和中日战争犬牙交错的特点,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从微观层面提出一系列具体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

一是“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与“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相结合。具体而言,就是执行“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2]p484。抗日战争虽然总体上属于内线作战,在战略上不得不执行持久的防御战方针,但由于敌小我大,敌以少兵临大国,只能占领一部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这就为我们深入敌后开展运动战和游击战创造了条件。在具体的战役和战斗中,要利用地广和兵多的优势,把握有利时机,从战场的外线包围并歼灭分散孤立之敌,进行速决的进攻战。这是在战略防御与战略相持阶段充分发挥我军作战的主观能动性,最终实现实力逆转必须采取的方针。

二是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相结合。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是战争谋划的基本要求,是军事指挥者在作战过程中能动性的体现。实现主动性是为了夺取战争的主动权,能否掌握主动权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战争的胜负。虽然军事上的主动与作战力量的优势分不开,但可以通过努力“取得许多局部的压倒敌人的优势和主动地位”[2]p489,“逐漸地造成战略的优势和战略的主动地位”[2]p490。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是夺取主动权的决定性因素,掌握主动权离不开军事指挥上的灵活性和计划性。灵活性“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2]p493,具体而言就是灵活地使用和变换兵力的分进和合击、攻击和防御、突击和钳制、包围和迂回等各种战术或方法,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尽一切努力争取胜利。虽然由于战争所特有的不确定性,战争的计划性很难完全固定,但是根据一定时间的客观实际情况制定战略、战役和战术方针仍然是很重要的。同时,战争计划也要兼顾灵活性,“必须根据情况的变化和战争的流动而适时地加以更换或修改”[2]p496。

三是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相结合。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是执行外线、速决、进攻战的基本作战形式。其中,运动战是正规兵团在较长战线和较大战区范围内进行流动性强的进攻战。至于游击战和阵地战,在抗日战争三个战略阶段中,“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第二阶段,则游击战将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三阶段,运动战再升为主要形式,而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2]p499。在整个抗战的历史阶段,从军队的实际情况出发,国民党军队作战的战略方针应是“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2]p514;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则“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2]p496。

四是战略的消耗战和战役的歼灭战、消耗战相结合。中日双方在战争中实力地位的转变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够实现的,在战略上必须坚持长期的消耗战。为了达到大量消耗敌人又大量补充自己的战略目的,还需要战役上歼灭战和消耗战配合,尤其是尽可能打歼灭战。即在一切有利场合,每战集中优势兵力,采用包围迂回战术俘获或杀伤敌人,而在不利于执行歼灭战的场合执行消耗战。只有不断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并发展壮大自己,才能从根本上扭转战局。所以,“中国之能够进行持久战,用歼灭达到消耗是主要的手段”[2]p501。

五是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决战是指战争双方使用主力进行的决定胜负的作战,分为战役战斗的决战和战略决战。敌强我弱的现实要求我们对决战必须审慎。“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应严厉驳斥,“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如果成为普遍风气,会导致抗战不能继续甚至亡国,也同样不可取。“一切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坚决地进行决战,一切无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避免决战,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2]p506即使是在战略反攻阶段亦然。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不必要的伤亡,赢得最后的胜利。

上述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是毛泽东在深刻认识战争本质和中日两国国情、军情的基础上,根据长期在革命战争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总结出来的能够在敌强我弱形势下克敌制胜的有效路径,充分展现了他深入浅出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和杰出的战争指挥艺术。蒋介石、白崇禧、陈诚等国民党要员读了《论持久战》后,对其中的战略战术思想赞赏有加,并将其融入国民党的抗战指导思想中。这就为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起了重要指导作用。许多外国学者、政治家也认可这种观点。日本学者伊藤皓文在《毛泽东战争论》一文中指出,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是“弱者转化为强者的战略”。基辛格研究了《论持久战》后说:中国的基本战略是“持久的有限战争”,“由于双方的力量对比不利于共产党采取拼实力的全面战争形式,因此他们不得不采取一系列转化力量对比的措施。单就每一项措施来说,虽不起决定性的作用,但历次的效果积累起来,却足以改变双方力量的对比”[5]。

三、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掌握了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法宝

人民战争思想是党的群众路线在革命战争中的运用和发展,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区别于其他军事理论的主要标志。在《论持久战》中,他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结合抗日战争的实践进一步发展了人民战争思想。

毛泽东明确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要战胜日本需要付出长期巨大的努力,而最根本的是军队和人民的进步。他认为,日本敢侵略中国,主要是因为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虽然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决定性因素是人而不是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2]p511他指出,要使这一“伟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必须对民众进行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使他们明白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以及与自己的关系,从而“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2]p481。以民为兵,则全民皆兵,如此,军队的兵源、财源都不成问题。“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2]p480对于军队的进步,他指出,不但需要增强技术条件,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还要通过政治工作将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坚持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人格的根本态度,坚持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原则,普遍深入地改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这些人民战争思想,为调动全军全民抗战的积极性,密切军民关系,推动人民军队的现代化、民主化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共产党不仅是人民战争的积极提倡者和践行者,还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贯倡导者和坚定维护者。虽然也重视并积极争取苏、美等国的援助,但始终把争取胜利的立足点放在依靠本国、上下团结、不断壮大实力上。毛泽东在1936年7月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就提出,中国要战胜日本需要三个条件: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2]p443。他坚信能否早日战胜日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力,因而一再强调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在《论持久战》中,他提出:“在一切工作中,应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因为只有这种方针才能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才能争取最后胜利。”[2]p513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派之间的联合尤其是国共合作固然重要,但仅限于此还远远不够。只有把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的抗日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华人团结在一起,最大限度地凝聚和发挥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才能战胜强敌。因此,他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军全民的统一战线,决不仅仅是几个党派的党部和党员们的统一战线;动员全军全民参加统一战线,才是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目的。”[2]p513

历史证明,坚持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动员全军全民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胜日本的重要法宝。在毛泽东正确思想指导下,共产党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同盟者,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把抗日战争发展成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作出了突出貢献。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种种倒行逆施,共产党始终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进行有理、有利、有节斗争的同时,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顾全大局,尽力维护国共合作这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这些努力使越来越多的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认识到,中国的光明前途要靠共产党来引领,从而主动加强了与共产党的交流和合作。1938年,由罗斯福派到中国考察战场情况的海军陆战队上尉埃文斯·卡尔森,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就指出,“在共产党地区看不到那种曾经使国民党丧失战斗意志的失败主义情绪和贪污腐化现象”,共产党人“确实是真诚的民族主义者……援助共产党人将有助于打败日本,并获得中国最生气蓬勃和最进步的政治组织的友谊”[6]p23-24。

四、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为共产党开辟敌后战场,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指明了方向

游击战是游击队、民兵进行的规模较小,分散流动、灵活机动地袭击敌人的作战形式,具有流动性、灵活性、主动性、进攻性和速决性强的特点。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游击战就成为红军的基本作战形式。1937年8月,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明确提出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7]p15的战略方针。随着华北平原游击战的开展和平型关战斗、忻口战役的胜利,他逐渐认识到开展平原等其他地形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运动战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于是,在《论持久战》中,他系统总结华北抗战的经验,科学概括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作战的战略方针,第一次公开提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2]p496,打破了历代军事家只从战术范畴重视游击战的惯例,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游击战在民族战争条件下有充分的活动地盘和良好的群众基础,能够大规模地进行,不但可以在内线配合正规军作战,更能够在外线单独作战,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防止日本侵略者将侵占地区变成稳固后方。因此,毛泽东明确指出,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仅仅次于运动战,因为没有游击战的辅助,也就不能战胜敌人”[2]p499。而且在长期残酷的战争中,游击军和游击战必将向正规军和运动战发展。总而言之,游击战具有辅助正规战和演变为正规战两方面的战略作用,“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2]p499。所以他强调:“在全国的数百万正规军中间,至少指定数十万人,分散于所有一切敌占地区,发动和配合民众武装,从事游击战争,是完全必要的。”[2]p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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