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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指示”》与党的领导人的智慧

王飞

[摘要]土地制度的根本变革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项基本任务。党的领导人对土地政策的制定与变更一向慎之又慎,其中凝聚了党的领导人的智慧。抗战胜利后,党的领导人根据国内内战危机形势以及广大解放区农民对土地强烈的改革要求,在极端紧迫的局势下,1946年5月4日创造性地作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这一土地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集中展示了党的领导人慎重与果断、坚定与机敏、唯实与远见的伟大智慧。

[关键词]《“五四”指示》 中国共产党 领导智慧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直到解放战争初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大部分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处于弱势。弱势的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在艰难环境中生存下去,并一步步发展壮大最终走向成功的呢?可以说党的领导人的领导智慧与艺术发挥了重要作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的重要战略转折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第一个历史任务即“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最后阶段,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1945年中共七大开始真正确立以来所要面临的第一个复杂的历史时期,党需要面临各种挑战和困难,各项政策和措施必须考虑全面,执行到位,及时反馈调节,这一时期的各项政策策略的制定和执行凝聚了党的领导人的智慧。因而,从1946年一项具有代表意义的《“五四”指示》对于土地政策的确定,可以看出当时党的领导人的高超智慧,对于当前党在新时期的执政具有借鉴意义。

一、《“五四”指示》的出台与慎重果断的决策智慧

1.高屋建瓴明方针,继续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面临两种前途的斗争,即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共领导人认识到,为了争取人民的支持,扩大自身的力量,建立新中国,土地制度的变革十分重要与迫切。

不过,虽然国民党军队当时正在许多地方向解放区进攻,但是内战毕竟还没有全面爆发,饱受战乱之痛的人民依然对争取和平充满向往,他们没有认识到和平是不可能的。中共领导人冷静分析局势,意识到,如果在这个时候就推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内战一打起来,地主资产阶级甚至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就会把打内战的原因归到共产党没收地主土地,挑起内战的责任不可避免会落到党头上,这样我们就会脱离广大群众[1]。同时,党的基本方针是要坚持统一战线,争取和平民主,因此绝对不能违背这一方针。土地占有者中的中小地主、富农、开明绅士等是我们争取和平民主的统战对象。如果新的土地政策对他们打击过重,整个农村上层阶级会出现动荡,农村阶级关系会顿时紧张,这样不利于解放区的巩固;而且随着整个农村上层阶级变成土改对象,和平民主的统一战线将立即受到削弱,对落实党的基本方针十分不利。

中共领导人能够站在全局高度,慎重而不冒进,冷静清醒地分析局势,没有在抗战胜利之后就直接实行彻底的土地政策,而是继续实行减租减息土地政策,这是党在当时能够稳定局面的重要前提。

2.审时度势指方向,必须转变原有土地政策。到1946年4、5月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依靠政治协商走向和平与民主的希望几乎不可能,争取和平民主已然落到取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必须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取得群众的支持。因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国民党拥兵430万,统治着3.39亿以上人口的地区,控制着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接收侵华日军100余万人的全部装备,还有美帝国主义军事和经济援助。解放区只有127万兵力,解放区人口仅1.36亿,并分散在十几个根据地[2]p174。为此,毛泽东明确提出,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使人民根据自己的感受,“区别国共两党的优劣”,以便取得人民支持,立于不败之地。而能否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解放农村生产力,是革命成败的关键[3]p1175。因此,中共领导人从应对战争角度出发,认为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必须改变,否则就不能真正发动解放区的广大农民,就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解放区就不能巩固,就难以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争取和平民主也就失去了后盾和支撑。

另外,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土地可以说是广大农民的根本。抗日战争后的一段时期,我党继续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但是随着1946年春以反奸清算、减租减息为内容的群众运动的深入开展,解放区的农民群众,尤其是广大的贫雇农已不满足于减租减息土地政策,而是迫切要求得到土地。面对这种情况,如果不支持、满足农民的这些正当要求,就会使中国共产党脱离群众,使广大农民感到失望,以致挫伤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党就会失去农民这个人口最多的阶级的支持。

中共领导人從战争与农民需求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考虑到战争形势的变化以及农民的需求,准确地认识到原有土地方针必须作出改变,才能适应这两个方面变化发展的需要,否则难以适应新的形势。

3.集思广益定政策,将和平与土改相结合。当时国内的形势虽然严峻,但通过谈判和平之路尚未完全断绝。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此:改变减租减息政策,实行新的土地政策,又不能违背党的基本方针。一方面要适应战争和农民的土地需要,就必须进行土改;另一方面,要维护党的基本方针,就必须在土改时对土地所有者区别对待,不给予全面打击。要使新的土地政策适应党的基本方针,就必须适应战争和巩固争取和平民主的统一战线这两个方面的情况[5]。在当时这种形势下,中共领导集体明确指出,考虑到环境的许可,考虑到农民群众的觉悟和组织程度,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应当是有步骤的,完全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是不可能的,一成不变当然更是不可取的,我们的土地政策只能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在对形势充分把握以及冷静分析之下,我们党果断地推出了带有“不彻底性”的《“五四”指示》。“为了既不脱离广大群众,又能满足解放区群众要求,两者都要照顾,使和平与土地改革结合起来,结果就产生了‘五四指示。这不算错误,应当如此决定。”[5]p386这样,《“五四”指示》既顾及了战争和农民的土地要求,又相对稳定了农村的阶级关系,反映了农民要求和平的愿望,巩固了争取和平民主的统一战线;既没有超越当时形势的许可,也没有落后于当时的形势,恰到好处地贯彻了党的基本方针[6]。

从减租减息政策的延续到着手调整,最后到《“五四”指示》出台,中共领导人根据一系列变化发展的形势,及时调整党的土地政策,既十分慎重每一项政策的延续性,又能够在关键时刻果断出台新的土地政策,极大地展示了党的领导人的智慧。在之后的革命斗争中,《“五四”指示》发挥作用的每一步,都充满了党的领导人的伟大智慧。

二、《“五四”指示》的内容与坚定机敏的协调智慧

《“五四”指示》的基本精神是领导农民通过用群众所创造、所总结的那些方法来实现“耕者有其田”。1946年5月4日,《“五四”指示》正式发布,用特殊的技巧解决复杂形势下的问题,并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中共领导集体运筹帷幄的结晶,是党的领导人面对复杂形势,清醒與冷静面对的产物,政策的内容更是集中体现出党的领导人的坚定与机敏。

1.坚定原则,始终站在人民一边。在大形势大环境大背景下,中共领导人认识到,作为人民利益的坚定捍卫者,必须坚决地站在群众方面,拥护广大群众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为,批准农民已经获得和正在获得的土地归自己所有。这标志解放区的土地政策开始由抗战时期削弱封建剥削制度的减租减息向废除封建剥削制度转变,这是党的领导人在重要时刻作出的重大决策。

《“五四”指示》中明确指出:“对于地主阶级的叫骂,应当给以驳斥;对于中间派的怀疑,应当给以解释;对于党内的不正确观点,应当给以教育。”从思想上舆论上最大程度上达成统一,减少土改的阻力。“指示”要求各地党委要有“五不怕”精神:“不要害怕普遍变更解放区的土地关系,不要害怕群众获得大量土地和地主普遍丧失土地,不要害怕消灭群众中的封建剥削,不要害怕地主的叫骂和污蔑,也不要害怕中间派暂时的不满和动摇。”[7]p245-246这表明党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坚定实行《“五四”指示》的一往无前的勇气和魄力。同时,“指示”要求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最基本的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目前的群众运动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7]p246。这从实际行动上表明党的坚定决心。党坚定地站在广大群众一边,以他们的切身利益作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而《“五四”指示》中关于“真正发动群众,由群众自己动手来解决土地问题”的指示[7]p246-248,为土地改革指出了明确的方向。这些内容体现了我党领导人在帮助广大群众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上的坚定原则性,始终站在人民一边,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彰显了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2.渐进步骤,注重变革程度和方式上的变通性。从土地变革的程度上看,中共领导人意识到,虽然当时内战危机极其严重,但是毕竟仍未完全爆发,和平大门尚未完全关闭,在群众心中依然留有和平可能的念想,因此在《“五四”指示》中规定了要用有理且合法的方式进行土地改革分配土地,同时有必要对几种人给予必要的照顾,可以将其形象地概括为“一条批准,九条照顾”[8]p1182。党的领导人将打击面缩小到只消灭国民党反动武装和打击豪绅恶霸分子方面,这样有利于争取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这些都体现了《“五四”指示》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上的步骤性。

从农民获得土地的方式上看,农民并非直接没收地主的土地,中共领导人灵活采用了群众在实际斗争中创造的具有温和色彩的方式。《“五四”指示》明确规定农民是要“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绝对禁止使用违反群众路线的命令主义、包办代替及恩赐等办法”。具体方式包括以下几种:第一种,农民不是无条件地“没收”地主的土地,而是通过各种方式清算地主欠下农民多少债,地主就“出卖土地给农民来清偿负欠”,有一种补偿的含义。第二种,“减租之后,地主自愿出卖土地,佃农以优先权买得此种土地”,有一种地主自愿的含义。这两种方式,都是地主“出卖”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农民“没收”其土地。第三种方式,“由于在减租后保障了农民的佃权,地主乃自愿给农民七成或八成土地,求得抽回三成或两成土地自耕”,这是地主在一定条件下自愿”把其部分土地交给农民,而不是被“没收”的[7]p246-249。通过这些方式,农民得到土地时,大多数还取得地主书写的土地契约。可见,按照《“五四”指示》,地主的大部分土地所有权转移给农民,主要通过买卖以及授受方式达成的,这和以前直接“没收”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说明党的领导人充分考虑了两个方面群体的意愿,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土地所有者的权益,同时也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最大程度实现在稳定的环境下进行土地制度的变革,极大地展示了我党的协调智慧,稳定了当时的局势。

同时,在《“五四”指示》具体执行过程中,充分展示党的领导人的求真务实的精神。各解放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因地制宜,分别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贯彻落实《“五四”指示》。同时对于新解放区、老解放区和边区也采取不同策略。这些做法无不体现党的领导人能够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作风。

三、《“五四”指示》发展与唯实远见的反馈调节智慧

如何根据《“五四”指示》精神,既要坚决支持农民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运动,又要有利于说服民主人士,积极争取社会舆论,维护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确实是一个难题。中共领袖们用坚韧与机敏结合的智慧,充分发挥《“五四”指示》的作用,获得了解放区大多数群众的支持,使得解放军在初期能够抵御国民党的进攻,节节胜利,最终使蒋介石陷于孤立。这是最实际的智慧。但是,在《“五四”指示》具体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失误,影响了政策的效果。党的领导人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及时纠错,难能可贵。另外,随着形势的发展,党的领导人不失时机彻底变更土地制度,用准确高明的预见智慧,实行《中国土地法大纲》,进一步满足了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1.敢于通过实践检验,及时开展复查运动纠正错误。从1946年5月到1947年2月,各解放区大部分地方执行了《“五四”指示》,解决了土地问题,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保卫解放区,发展生产、支援战争的积极性,但是已经进行土改的地方有的还存在不彻底的现象。中共领导人注意到了这一点,敢于纠正执行过程的不完备之处。根据毛泽东在1947年2月1日发出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各解放区于1947年春夏继续进行土地改革和土地复查,着重解决了有些地方没有认真发动和依靠贫、雇农,对地主的没收和斗争不彻底,贫农和雇农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以及果实分配中照顾过多和积极分子多分等问题。在大是大非面前,党的领导人能够通过实践检验,善于反思,勇于调整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过失,不遮掩错误,并且敢于纠正错误,通过开展复查运动来完善和调整原有的不足之处,这种智慧与精神难能可贵。

2.善于把握历史趋势,不失时机推出《中国土地法大纲》。智慧总是蕴涵着远见,对未来趋势了如指掌,否则就不成其为智慧。党的领导人充分考虑到形势的复杂性,制定了综合平稳的《“五四”指示》作为过渡政策,随着形势的变化,历史呼唤更加适应变化了的形势的新政策。从全面内战爆发到1947年2月,各解放区约有2/3的地区解决了土地问题,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农民的生產积极性和政治觉悟大为提高,掀起了参军参战高潮,仅1946年10月,解放区就有30万农民参军,极大地促进了解放战争初期辉煌战果的取得。过了一年多,到了1947年7月以后,我军转入战略进攻,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情形不同了,全国人民认为与蒋介石和谈不可能了”,中共领导人考虑到“党与群众的思想准备成熟了,形势成熟了”,未来战争环境明显不一样了,人民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出路。因此,原来过渡性的《“五四”指示》又必须作出改变,到全国土地会议时党的领导人不失时机地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废除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用彻底平分土地代替《“五四”指示》。这时是“不迟也不早”,因为形势又发生变化,政策必须改变,《中国土地法大纲》无疑更适应这个形势。党的领导人充分预见到未来战争的发展趋势,争取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进行解放战争。同时,在形势发生变化之后,又能积极作出回应。无不展示了党的领导人审时度势,把握历史趋势的能力。

将整个土地政策制定执行反馈调节的过程与党的领导人的智慧联系起来,可以说,《“五四”指示》的出台、内容、执行以及其效果,在当时都是极其成功的。它的出台,坚持从实际出发,汲取历史经验,是党的历史上正确解决土地问题的光辉典范,极大地展现了党的领导人制定和执行土地政策中慎重与果断、坚定与机敏、唯实与远见的智慧和领导艺术。其“不彻底性”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因为并不一定最彻底就是最好的,只有最适应客观形势才是最好的。

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一直是党不断自我完善的重要法宝。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党和国家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五四”指示》中所蕴涵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智慧,是党在具体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断探索而形成的,是伴随着中国革命发展进程积淀的先进思想,将其中的智慧升华为领导艺术,比如慎重果断的决策艺术、科学严谨的思维艺术、求真务实的执行艺术、准确高明的反馈调节艺术,更加适应时代的需求。这一切,在现阶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有助于加强党政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干部队伍素质,从而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中国共产党历经近百年而不衰,中国在如今取得如此重大的发展,正是由于党的领导集体的伟大智慧,准确把握中国发展的趋势,制定一系列符合形势的政策。相信在党的带领下,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最终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杜敬.关于“五四”指示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几个问题[J].天津社会科学,1985(3).

[2]中国近现代史纲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3]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管春林,温瑞茂.如何认识《“五四”指示》的不彻底性[J].近代史研究,1987(3).

[5]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6]刘占奎,秦明月.对《“五四”指示》不彻底性的新认识[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9).

[7]建党以来若干重要文献选编(第23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8]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陈 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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