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顾全大局的典范

于斌

[摘要]罗荣桓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堪称顾全大局的典范,曾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他从党和人民立场出发,坚持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对党忠贞不渝;以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为顾全大局的核心,自觉在全党全国“一盘棋”中行动;以大是大非不含糊为顾全大局的底线;以统筹兼顾着眼长远为顾全大局的基本要求。

[关键词]罗荣桓 顾全大局 党性修养

罗荣桓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他把毕生精力献给党和人民,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可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1]p140-144。罗荣桓逝世后,毛泽东非常悲痛,写成《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表达了对罗荣桓的深切怀念。其中“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更是毛泽东对罗荣桓顾全大局意识的充分赞誉。

一、以站稳立场为顾全大局的基石

立场是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的立足点。罗荣桓始终从党和人民立场出发,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对党忠贞不渝。

1.“随时随地准备跟恶势力搏斗”。罗荣桓童年时候,家庭受人诬陷,吃了冤枉官司。父亲罗国理惨淡经营的杂货铺便一蹶不振。在打官司期间,原来和罗家过从甚密的乡绅有的不再登门,有的路上碰见了转过脸去装没有看见,有的更是落井下石。罗荣桓的舅舅虽然是长工,却经常来嘘寒问暖。他也经常到舅舅家去,和表哥们一道上山砍柴、割草、放牛、翻红薯藤,学习了不少农业技能,也培养了同农民之间的感情。1921年罗荣桓在家乡组织成立“土梦学友联合会”,开展平民教育,宣传科学民主思想,受到农民的欢迎。

罗荣桓是党内为数不多上过大学,接受了高等教育的革命元勋。他先后在青岛大学、武汉大学求学。与一般人读书为谋官爵耀门楣、享富贵安稳生活不同,罗荣桓目睹近代中国四分五裂而忧心忡忡,面对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重重压迫的劳苦大众而悲悯同情。他思考的是整个民族的未来,寻求的是如何打倒恶势力,让底层老百姓翻身做主,过上幸福生活。尽管他积极参加示威游行、罢课请愿,进行抵制日货等爱国救亡活动,但是旧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没有改变,广大民众的生活仍旧水深火热。他越发寝食难安。一次在与同学交流中,罗荣桓恳切地说道:“我原本以为实业能救国。可是,随时随地有恶势力阻碍着,使你的美妙计划成为泡影。现在看来,首先要跟恶势力搏斗,否则什么事也做不成。”他加重语气坚定地说:“我要随时随地准备跟恶势力搏斗……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众人联合起来,力量就大了。”[2]p1301926年罗荣桓在青岛大学预科毕业后来到广州。他看到了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和工农大众在革命中表现出来的无比威力,兴奋地说:“帝国主义和军阀、土豪劣绅就是把中国搞得国弱民穷的恶势力,要打倒恶势力,必须以俄国为师,把广大工农学商兵各界民众联合起来,而唯有共产党才能担当此任。”[3]p15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当时政治乌云翻滚,白色恐怖弥漫,革命队伍中许多不坚定分子被险象环生的局面所吓倒,纷纷脱离革命。罗荣桓却像海燕一般展开翅膀,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把毕生的精力献给黨和人民。

2.“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在红军长征过程中,面对爬雪山、过草地,长期忍饥挨饿的艰难处境,面对党内一撮人的分裂破坏活动,罗荣桓始终坚定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坚决抵制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恶劣行径。他经常给战士们打气鼓劲:“一定要跟着党中央、毛主席北上抗日!”“一定要勒紧裤带,坚持下去!”[3]p76在长达36年的革命生涯中,罗荣桓之所以在遭受不公平的政治待遇中依然兢兢业业地工作,之所以在非原则场合中甘愿自己吃亏受委屈与个性鲜明的林彪同处共事,是因为他的心永远跟着共产党,始终从党的大局出发,维护党和人民根本利益。

1963年罗荣桓在病危之际,还不忘对子女谆谆告诫:“我尽力争取不死,继续为革命奋斗,如果死已经来临,我也绝不畏惧,决不发愁。我给你们留下的只是党的事业。别的什么都没有,我的遗嘱就一句话,永远跟着共产党走,跟着毛主席走!”[3]p378罗荣桓逝世后,引起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巨大悲痛。许多人纷纷写下悼诗、挽联、发电报以表示悼念之情。朱德亲笔写下《悼罗荣桓同志》:“起义鄂南即治军,忠诚革命贯平生。身经百战摧强敌,留得丰功万古存。”其中“忠诚革命贯平生”更是对罗荣桓一生忠诚于党和人民这一崇高党性品质的高度肯定。

二、以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为顾全大局的核心

中央是党的领导决策核心,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基本依据。罗荣桓一贯维护党中央权威,尽可能减少“左”或右的错误思想、路线对党内带来的消极影响。他严格遵守党的组织纪律,竭力维护党中央权威。毛泽东曾高度赞誉罗荣桓“最守纪律”,“是执行上级指示的模范”[1]p142-143。

1.“发挥一个共产党员的作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出现“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一批坚持正确意见、有实际经验的干部遭到打压和排挤。罗荣桓也遭受不公正的政治待遇。1932年他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由于受错误路线的影响被要求调离。当时正值第四次反“围剿”之际,时任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以他和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的名义向总部发报提出,“大敌当前,我们请求罗荣桓同志工作不要调动”。总部同意缓调。罗荣桓并没有因为即将调动而影响自己的情绪,仍然任劳任怨地工作,把政治部的工作领导得有声有色,对于保持红一军团这支主力军旺盛的战斗情绪,对于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起到了强有力的保证作用。尽管罗荣桓工作成效显著,也有人竭力挽留,但他还是奉命离开红一军团,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巡视员。这对于身上沾满硝烟征尘的罗荣桓来说,显得有些悠闲,也感觉有劲使不上。他并没有消沉,不仅主动到江西兴国、瑞金一带去调查研究,还不时安慰一些当时受到“左”倾错误打压的干部:“我们有意见归有意见,工作还是要尽量做好,要尽量发挥一个共产党员的作用……越是处境困难,越要冷静。要暂且忍耐,遵守纪律。”[3]p66-691935年5月初,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罗荣桓奉命到红一军团第二师巡视。这时风传供给部要收掉他的骡子。有人为罗荣桓打抱不平,对他说:“你不要回去了,就跟我们二师一起走吧!跟我们走比跟机关走还安全一些。”罗荣桓摇摇头,笑呵呵地说:“骡子现在并没有没收。即便收了,我还有两条腿嘛!有么子要紧!”[3]p74他在了解了部队的情况后,便返回了红军总部。

2.“决心不能动摇”。1948年党中央审时度势,指出攻克锦州乃是辽沈战役胜利的关键,明确提出“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时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的林彪,在得知锦州以西葫芦岛的敌人增援后,犹豫退缩,置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和东北解放战争形势的大局于不顾,欲把逼近锦州的部队转回去打长春。在这关键时刻,罗荣桓坚决抵制林彪不执行中央军委命令的错误主张,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决定。他尽量控制心中的情绪,对林彪耐心细致地说服:“为了打锦州,中央三令五申,现在几十万部队拉到辽西,锦州外围已经肃清,部队战斗情绪高涨,忽然不打了,干部战士会怎么想?怎么向中央交代?……打锦州的计划是中央军委、毛主席已经批准了的,我们的决心不能动摇。”[4]p164-167经过再三劝说,林彪可能感到自己的做法不妥,又吩咐秘书到机要处追回那份电报。秘书去机要处后回来报告:电报业已在清晨4时发出。刘亚楼问林彪和罗荣桓怎么办,林彪不作声,罗荣桓表示:“再发一份电报,说明我们仍然决心攻锦。”当日9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我们拟仍攻锦州。”毛泽东看到林、罗、刘的第二封电报后,很高兴,立即于1948年10月4日晨6时致电:“你们决心攻锦,甚好,甚慰。”“在此之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3]p281

攻克锦州后,人民解放军迅速掌握了主动权,沈阳和长春之敌成为“死棋”,对于辽沈战役的胜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罗荣桓在“战锦”的问题上,坚决服从了党中央的决定,在决定东北解放战争全局命运的关键时刻作出了重大贡献。1963年罗荣桓病逝,毛泽东异常悲痛,提笔写下《七律·吊罗荣桓同志》,其中一句“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是对罗荣桓高度组织纪律观念,坚决执行、维护党中央战略意图的充分肯定。

三、以大是大非不含糊为顾全大局的底线

罗荣桓襟怀坦荡,在一些非原则问题上克己厚人,善于忍让、谅解,但是在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面前却毫不含糊。

1.“不能盲目地搞”。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从苏联一回国便照搬苏联模式,大肆鼓吹“肃托”。所谓“肃托”,即肃清托派。托派,原本是苏联共产党中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个派别。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曾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托斗争,许多人被当作托派遭到杀害。1938年9月间,山东抗日根据地湖西地区掀起了“肃托”的狂风恶浪,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被关押的党员、干部达数百人,约300人被无辜杀害[3]p116。罗荣桓闻讯后不顾自身安危,亲自带队穿越敌伪区,马不停蹄赶到山东湖西地区,调查事情真相。他以果断措施纠正“肃托”的错误,及时进行善后工作,挽救了湖西抗日形势的危局。湖西事件后,罗荣桓经常以此为鉴,教育干部要严格掌握党的锄奸政策。面对一些地区报送的“托匪”嫌疑分子名单,他说:“这个名单有没有根据呀?这是很严肃的事情,不能盲目地搞……错误的锄奸方法给了我们很大的损失,只是简单的审讯拷打,轻信口供,造成锄奸工作的神秘化。结果是造成统一战线的破裂,脱离群众,使同情者失望”[3]p122-123。对于这种“左”的错误,罗荣桓每一次都给予抵制,尽力消减对党和无辜党员干部的伤害。1943年在整风运动中,他顶住所谓“抢救失足者”的“左”的做法,使山东的整风运动健康发展。

2.“在原来基础上接受先进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学习苏军经验,从1950年开始,解放军总政治部和总干部部都聘请了苏联顾问。罗荣桓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他注重处理好同苏联顾问的关系,十分尊重他们,但是牵涉到工作中的是非问题则态度鲜明,对那些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做法从不盲目接受。例如,关于干部的任免权问题,苏联顾问要求实行更大的集中,即:团无任免权,师可以任免排级,军任免连级,军区任免营到副团级,正团到副师级由总干部部部长任免。罗荣桓认为,苏联顾问的意见可能是适合苏军的,但是并不切合中国军队的实际。中国军队干部大多是从下面生长起来的,军委总干部部尚不能掌握全军的情况,因此任免权不能过分集中。他强调:“不能认为人家一切东西都是好的。可能有些东西在他们那里是好的,在我们的条件下就不一定适合……我们应该是以我为主,在我们自己原来的基础上,接受苏联先进经验。”[3]p325罗荣桓对于军队存在的一些不加鉴别、不结合中国军队实际而照搬照抄苏联的做法,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当时,军队一些部门以苏军条令为蓝本所颁布的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存在削弱党的政治工作倾向。他明确表示反对:“现在有些同志认为政治工作过时了,政治委员作用不大了,要学习苏联,搞一长制。如果那样做,从井冈山时期就搞起来的政治工作传统不就丢掉了吗?”[3]p326他撰写《继续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指出:“目前部队中,削弱我军光荣传统的现象是存在的,并且有某些滋长,这是一个极端危险的倾向。”在罗荣桓的多次呼吁和参与下,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于1954年颁布实施,为落实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提供了制度保障。

3.“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在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罗荣桓明确反对林彪所谓“走捷径”“背警句”“立竿见影”的做法,主张要结合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才能了解毛泽东某一论断是在何种历史条件下针对什么问题而发,才能学到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个别词句。1961年,罗荣桓不顾重病在身,亲自下到部队基层作调查研究。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使他明确意识到,林彪的“带着问题学毛选”的提法背离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也从根本上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罗荣桓与人交谈中说到:“带着问题学,就是要到毛選中去找答案。这样提不适当。比如,两口子吵架,发生了问题,如何到毛选中去找答案?”[3]p365为了避免这种庸俗化、教条式学习毛泽东思想给党和军队带来的不良后果,也为了提醒林彪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罗荣桓在1961年4月30日的军委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发言明确表示:“‘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要考虑,这句话有毛病。还是去掉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融会贯通,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紧密联系实际”。然而林彪没等他把话说完便粗暴打断,宣布散会,拂袖而去。罗荣桓面对林彪的粗暴无礼,没有丝毫动摇自己的原则。他明确指示《解放军报》:“办报纸主要是要贯彻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的精神……毛主席著作不可能对现在的什么事情都谈到。要学习精神实质,不能像和尚念经,敲破了木鱼,还不知道西天佛祖在哪里呢!”[3]p364

四、以统筹兼顾着眼长远为顾全大局的基本要求

作为人民解放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罗荣桓要面对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革命战争形势,要处理千头万绪、千变万化的矛盾和事务,但他善于从大局出发,做到统筹兼顾着眼长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新中国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把整个战场看成一盘棋运筹”。毛泽东曾罕见地高度评价罗荣桓:“罗荣桓到山东的第一天,就想的是把山东全部拿过来,就想到为把全国拿下来尽义务。山东把所有的战略点线都抢占和包围了。只有山东全省是我们完整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北占东北,南下长江,都主要依靠山东。罗荣桓在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地区,做好了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事业。”[1]p142-143在领导山东抗日根据地期间,罗荣桓统筹兼顾着眼长远,“把山东整个战场看成一盘棋运筹”[5]p151。他团结“山大王”万春圃、孔昭同,联络东北军于学忠部,挤走顽固势力李长胜部,积极贯彻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创造性地提出“翻边战术”(即敌人打到我这里来,我就打到他那里去)和对敌斗争“六字”(插、争、挤、打、统、反)方针,实施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的游击战,有准备有计划地反日伪“扫荡”。同时,罗荣桓针对山东实际情况开展“减租减息”,“整风和审干”,以及政权建设工作;在部队精简整编中妥善安置老弱病残,对于降级使用的骨干耐心说服教育,教导他们要从斗争需要出发,从部队的长远发展看问题。1945年日本投降后,罗荣桓以精簡整编保留下来的骨干为“酵母”,一下子就在山东发展了8个师、12个警备旅、1个滨海支队及1个海军支队,迅速布置部队接受敌伪投降、夺取城市、消灭顽匪等工作,使山东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唯一全面控制了战略要点的省份,发展成为我党我军的重要战略区,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2.“不能搞一朝天子一朝臣”。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出任总政治部主任,组建总干部部。他在坚持干部选任德才兼备同时,特别注意五湖四海的原则,十分注重使用新老干部、主力军和地方军之间的干部相互交流。在干部使用上,罗荣桓历来主张搞五湖四海,坚持任人唯贤。他对拉山头、搞宗派深恶痛绝,对干部一视同仁,不分亲疏:“如果因为个人的熟悉不熟悉,决定使用不使用,领导者就不会使用大量的干部,容纳大量的干部,只是在熟人的小集团中去打圈子,领导者要变动工作就想到把熟人也来搬一个家,必然会造成个人的干部政策倾向。干革命团结的人越多越好,不能搞一朝天子一朝臣。”[3]p364罗荣桓还非常重视选拔新生力量。他认为,配备干部不要一律看资格,主要看干部的德才,看有没有发展前途,为了党和革命事业,应大胆提拔那些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在他倡议下,军队号召大中学生参加军事学习,吸收了大量青年知识分子。很多人后来成为军队建设的骨干。1952年罗荣桓主持筹办解放军政治学院,要求政治学院开展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新时期的政治工作的研究,将军队政治工作“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把它更加充实起来,总结起来”[3]p322,以适应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要求。

学习罗荣桓顾全大局精神,不仅是对罗荣桓元帅的深切缅怀,更关键是对罗荣桓崇高风范和优秀党性品质的弘扬与传承。当今世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新的变化,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国内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严峻。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华民族正处于走向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广大党员干部应深刻认识强化大局意识的重要性,牢牢站稳党和人民立场,观大局谋大势。要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确保令行禁止。要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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