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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米夫的真实作用

程单剑

[摘要]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共早期革命影响颇深。对米夫的研究是中共早期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国内对米夫研究的主要观点包括米夫与王明的关系、米夫与王明的来信、米夫与王明的擢升、米夫与中国革命以及米夫与毛泽东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米夫 马克思主义 真实作用

国内对米夫的研究,日见增多。特别是新史料的呈现、研究视野的开拓,学界对米夫研究的诸多观点存在更为广泛的讨论空间。

一、米夫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

1.米夫与王明的关系。米夫与王明的关系是国内米夫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米夫与王明的关系超越了普通师生关系,有种相互利用的关系。米夫与王明相识于莫斯科中山大学,他们是师生关系没有争议。但一直以来存在这样一种观点,米夫与王明的关系超越了普通的师生关系,有种相互利用的特殊关系。“1927年夏,米夫在派系斗争中升为校长。王明因打着拥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旗号,又支持米夫上台有功,于是米夫安排他控制中山大学支部局。从此,米夫就组织起一个互相呼应,以王明为首的宗派集团。”[1]这种观点,认为米夫主动扶植了王明,形成相互利用的特殊关系。

第二种观点认为王明颇藏心机,欺骗和利用了米夫。有人认为,王明心机很深,其深知若要在中共取得一定地位,必须得到米夫的支持与信任。王明主动投怀送抱,“王明对米夫很崇拜,常主动接近老师,请教一些问题”[2]。“米夫早就垂涎校长一职,王明认为此时正是他邀功的机会,于是向米夫献计:在二派相持的局面下,首先要把游移于两派之外的‘第三种势力争取过来,然后再联合‘党务派,共同反对‘教务派。米夫依计而行果然得逞,副校长米夫顺理成章地当上了校长。”[3]

有学者认为,王明为达到个人目的,扭曲事实,诋毁他人。并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利用了米夫对自己的信任,获取了进入中共领导层的机会。根据俄罗斯公布的档案资料《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王明于1930年6月之后半年多的时间里,连续多次向米夫写过多封绝密信。“王明在这些信中向米夫等反映中共中央及主要领导人的问题,虽有真实的部分,但更多的是歪曲事实、诋毁他人,以达到他通过米夫,使自己上台掌握中央領导权的目的。”[4]

第三种观点,米夫与王明之间更多的只是一种工作关系。学界的这种观点值得关注,王明是否得到共产国际的完全信任,是否得到米夫的完全认同,或者米夫与王明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工作关系。“米夫及远东局其他同志于12月29日、 30日分别找何孟雄、温裕成、徐锡根、王克全、陈郁等人谈话,结果发现陈绍禹等人在党内威望不高,普遍认为他们都是一些缺乏实际锻炼的大学生。”[5]“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很有看法,有许多批评。”[6]还有一点需要指明,王明为什么要连续向米夫写出多达九封信件?王明是通过不断向米夫通信,一点点获取米夫的同情。王明与米夫的关系远远没有达到那种十分亲密的程度。米夫与王明的关系仅仅停留在工作关系的层面,他们的关系也确实不像很多人所想象那样。

第四种观点认为,米夫与王明的关系并不和谐。“米夫对王明、博古、张闻天等的颂扬要少,调子也要低。”[7]王明一度超越了“恩师”米夫,“王明到莫斯科后,很快被任命为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的书记,王明的地位一下子超过了他的恩师米夫”,“他很快就不需要借助米夫的牌子”[7]。

2.米夫与王明的来信。1930年下半年,王明多次向米夫写信。这一历史问题,学界的研究越来越多。主要问题涉及王明写信的动机、信件内容以及信件所产生的作用等。

在写信的动机上。王明第一份信件发出日期为1930年6月26日。王明在1929年第一次回国之后,并不得意,甚至一度受到处分。有学者认为,王明写这些信的动机就是为了泄愤。而六届三中全会也没有给他们平反。于是,“王明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给米夫以及其他共产国际领导人写信诉苦”[8]。同时其更大的动机是谋取高位。

信件内容。关于信件内容,有学者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概述:“王明是向米夫反映他们与中共中央主要领导有矛盾、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同时,他也向米夫表明他所持的是同反对国际路线的立三路线进行斗争的立场。他更希望米夫和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否则革命就不能发展。”[4]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信件的言辞越来越激烈,到第四封信,王明甚至认为:“现任中央及其主要领导不仅反对以他为首的莫斯科派,而且还敢反对米夫及共产国际。同时,他把党内的矛盾上升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并慷慨激昂地表示了为革命事业牺牲的决心。”[4]最耐人寻味的是第九封信,首先时间上,是在米夫到达上海一个多月后发出,更是在共产国际十月指示信之后。另一点,他这封信的言辞与之前第八封信的观点,“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4],完全契合了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

很多学者在肯定这些信件史料价值的同时,对信件内容的可靠性与真实性极为存异。其不可信性基于两点,其一私心作祟,在这些绝密信中,暗含了王明希望通过米夫使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政治局提拔以他本人为代表的莫斯科派进人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愿望。其二确实不了解国内斗争形势,“信中指控中共中央领导右倾是不准确的,实际上立三中央在1930年6月至9月间所犯的是‘左倾错误”[4]。

信件所产生的作用。可以说,“王明的这些告状,产生了作用”[6]。“应该说,王明的告状加强了王明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分量,被视为‘反立三路线英雄,因此使共产国际产生了重用王明的决定。”[6]当然这些来信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加深了米夫对王明的正面认识。

3.米夫与王明的擢升。米夫到华是否首先召见王明,面授机宜。多数学者都认为,米夫在1930年到达上海之后,首先召见了王明。“米夫到达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召见王明。”[9]“米夫到达上海后,单独召见王明,向王明交了底。于是王明很快同何孟雄、罗章龙等人分道扬镳”[10],“王明似有所悟”[9]。但有学者认为,米夫并不是12月来华,而是11月中旬,而王明对此并不知情。关于米夫来华首先召见王明的说法,也就有了讨论的空间。“米夫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和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远东局书记(1930年7月29日任命,11月到上海)。”[4]“米夫在1930年11月21日已经与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进行了会谈,国内的‘12月来华之说是完全错误的。”“至于王明何时知道米夫已经来华,虽然以往的论述都说米夫来华后就首先私自向王明面授机宜,但档案材料证实,王明确实在米夫来华后的一个月内,不知米夫已经来到上海。”[11]

米夫在王明人事任命中的真实作用。在这一问题上,许多人认为,米夫对中国革命有绝对的领导权,特别在王明的人事任命上,直接提拔王明进入中共领导层。“米夫处于设计师和裁判员的地位”,“四中全会在米夫一手操纵之下……它结出的唯一果实,就是完成了把王明推上前台的任务。”[9]当然也有这样的看法,“米夫没有决定中国党的领导人的权力”,“1931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但是没有安排王明接任向忠发空出的总书记职务。”[6]实际上,米夫只是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更多的只是在“不遗余力地执行着莫斯科的指示”[8]。“许多论者把王明上台归结为米夫的作用,把王明的被赏识归结于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经历,这都似嫌简单。”“王明上台时,米夫仅只是共产国际一个派出机构——远东局的负责人,而撤免、任命一个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是一件大事,两者之间事权悬殊;并且共产国际有一套十分严密的决策体系和组织程序,一些决策包括任命领导人员需要经过许多层次和关节。”[6]

二、米夫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米夫对中国革命的认识。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东方部的负责人,参与了中共早期政策与一些重大决策的顶层设计。有学者认为米夫对中国革命并不是没有了解,“他也支持过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许多正确主张。米夫写下了许多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其中有些观点是错误的,但也有许多观点是正确的”[12]。

驳斥托洛茨基、拉狄克等人否认中国存在封建残余的观点。“米夫以大量材料论证了中国农村严重存在着封建残余:‘佃农一半以上收成都被地主剥削去了,许多地方地租要超过百分之七十,军阀战争完全破坏了农村经济,帝国主义‘经过中国农村里的统治阶级——地主、高利贷者、绅士和商贩的媒介,而掌握中国农业经济,中国农民被这个封建罗网所束缚。这一切都证明托洛茨基、拉狄克的观点是错误的。米夫又进一步说明‘中国农村的各种社会集团间正有极深刻的,有增无减的斗争,进一步驳斥托洛茨基和拉狄克所说的‘没有农民内部的斗争的观点。”[12]

正面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米夫写道:‘外国资本在中国的统治,表现为与整个封建残余制度相结合的殖民地经济制度,它非常阻碍这个国家生产力的发展,正在发展的革命,其經济原动力就在这里。‘中国革命在现今历史阶段上,从它发展的内部趋向来看,它是,并且不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米夫在这几篇文章中的一个突出的观点,是把农民问题同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联系在一起。米夫认为,争取民主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关键是农民问题。”[12]

提出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关于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是1926年11月国际执委第七次会议明确提出来的。米夫参加了第六次会议,当时他是同意这个主张的。到国际执委第七次会议之后,米夫也在文章中努力宣传决议中指出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米夫的这个主张在当时显然是正确的。

当然,米夫对中国革命的有些问题,认识有不足的地方,比如,“他把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看成了一面性”,“当时如何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以及“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米夫夸大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危机,夸大革命形势有利的一面,用反右倾来推行盲动主义”[12]等。

2.米夫与毛泽东的历史关系。关于米夫与毛泽东的关系,讨论与研究比较广泛,主要有这样一些观点:

米夫与毛泽东“关系紧张说”。一些学者认为,米夫长期支持王明,对毛泽东采取压制的态度。甚至有说,米夫指使人编造毛泽东死讯,以实现王明对中共的领导地位。

米夫对毛泽东“欣赏说”。有学者认为,“米夫对毛泽东是肯定颂扬为主”[7],并给出四项证据以支撑其观点:其一,“米夫对中国农村革命斗争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和重视”;其二,“从轻视中国农村根据地和革命军队到高度评价苏区、红军的转变”;其三,“米夫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毛泽东所代表的中国式革命道路,提出了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而不是放在城市,并明确要求中共的城市工作为农村斗争服务”;其四,“米夫对毛泽东及其活动的肯定、赞扬,提高了毛泽东在全党和共产国际中的地位,客观上有利于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独立探索”[7]。

米夫对毛泽东“支持说”。有学者认为,毛泽东何以在缺席中共六大的情况下,却依然能够当选为中央委员,其主要是米夫的贡献。“1928年5月25日,李维汉发出一封写给中共六大代表团的信件,这是一份中共首次向共产国际宣传毛泽东和井冈山斗争取得显著成绩的重要文献。该文件的副本于6月26日被米夫寄送给斯大林、布哈林等人。该信件对毛泽东缺席中共六大却当选为中央委员具有重要意义。”[13]米夫把文件副本寄送斯大林的时间恰在中共六大召开期间,中央委员选举之前。可以说,“此举自有其深意”[13]。某种程度上,米夫在毛泽东当选中央委员的问题上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喜德.王明路线与米夫[J].东北师大学报,1992(2).

[2]孙国林.米夫在中国——“中共与共产国际”系列之七[J].党史博采,2011(9).

[3]张家康.王明两次回国夺帅印[J].文史精华,2010(6).

[4]姜建中.评王明给米夫的九封信[J].世纪桥,2009(7).

[5]张实秋.1929-1931年间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与中共中央关系之探讨[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1(4).

[6]李东朗.简论王明的“国际背景”[J].理论学刊,2008(10).

[7]袁南生.关于米夫与毛泽东关系的探讨[J].益阳师专学报,1999(2).

[8]张秋实.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的更替[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4).

[9]熊廷华.王明是如何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异军突起的[J].党史文苑,2008(2).

[10]王生杰.王明上台与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关系[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7(6).

[11]戴茂林.关于王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考证[J].中共党史研究,2010(12).

[12]张志强,金再及,刘志强.米夫的《中国革命》一书[J].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6).

[13]李茂,徐建.毛泽东何以缺席中共六大却当选中央委员[J].红岩春秋,2015(9).

责任编辑/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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