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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群众路线述论

吴伟锋

[摘要]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主要有:坚持以人民根本利益为重,赢得民心;掀起土地制度改革运动,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领导国统区群众运动,形成“第二条战线”;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可以说,党的群众路线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攻坚克难、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关键词]解放战争 群众路线 理论与实践

从1945年8月到1949年9月,这是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的重要阶段。战争初期,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悬殊。当时,国民党在军队数量、军事装备、后备资源以及外来援助等方面都明显地超过共产党。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悍然发动全面内战时,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为430万人,装备精良,并且有美国的支持。而人民军队的总兵力仅为120多万人,装备很差,物资上得不到外援。力量对比如此悬殊,国民党当局气焰嚣张,扬言要在3到6个月内消灭人民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人心向背是最关键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也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1]p1246解放战争的历史,证明了这一判断。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党领导人民军队经过三年多的时间,以摧枯拉朽之势击败了国民党反动派,解放了全中国。

一、中共力争和平建国,赢得民心

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抗日战争胜利后,和平是人心所向。人民渴望和平、民主,希望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得以休养生息。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的这一根本愿望出发,提出和平建国的主张,制定各项开明政策,赢得了人民的拥护。与之相反,国民党推行内战和独裁政策,丧尽民心,终被人民抛弃。人心向背,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然胜利、国民党必然失败的结局。

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建国,做了大量工作,以实际行动赢得了人民的信赖和支持。抗战胜利后不久,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時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道出了人民群众的心声和渴望,顺应了历史潮流。针对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认真分析研究,决定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谈判,力争实现国内和平,同时拆穿蒋介石假和平的面目,以教育人民。8月28日,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亲赴重庆,充分显示出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受到各阶层民众的热烈欢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民主人士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是“弥天大勇”。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说:“毛先生能够惠然肯来,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抗战胜利后,“我们再能做到和平、民主和团结,这岂不是国家喜上加喜的大喜事”!

为了使重庆谈判能够获得进展,中国共产党就解放区政权和军队问题先后多次作出让步,充分表示出争取和平的诚意。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政府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对于重庆谈判的意义,毛泽东给了很高评价,他在10月17日《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指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1]p1159。事实确是如此。在此之后,国民党进行的一系列内战行动,遭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等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而共产党则赢得了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牢牢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在这篇《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有关党群关系的著名论断:“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1]p1162党和人民的关系,就是种子和土地的关系,这种十分形象的比喻脍炙人口,成为党的群众路线的经典表述,为几代共产党人所铭记和遵循。

全面内战爆发后,党的群众路线得到极大发扬。我们党制定了一系列保护人民利益的措施:发展解放区生产,实行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减轻解放区老百姓的生活负担;掀起土地制度改革运动,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领导国统区的群众运动,彻底孤立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整党运动,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运用诉苦、“三查”“三整”的方式进行新式整军运动,使得人民军队万众一心。党的政策在执行中显示出巨大威力,结出了累累硕果,获得了人民群众“一边倒”的支持。人民解放军的凯歌行进,再一次印证了人心所向、泰山能移的朴素真理!

在中国共产党一步步赢得人心的同时,国民党却在一步步失去人心,陷入全民的包围之中,最终丧失政权。

历史地看,抗战胜利之初,国民党和蒋介石还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国民政府收复台湾、东三省和还都南京等战胜国之举,在当时民众的心目中,蒋介石是“抗战领袖”“民族英雄”,其威望一时间达到顶点。然而,这种光环很快被国民党和蒋介石种种反人民的行径所销蚀殆尽。

其一,国民党政府的掠夺性接收,激起各阶层民众的极大不满。抗战胜利时,沦陷区人民曾对国民党政府抱有很大希望。然而事实却如人民所说的,“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在接收过程中,国民党政府各级接收机构和官员竞相抢掠,抢位子、金子、房子、车子、女子,被老百姓讥讽为“五子登科”,充分暴露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腐败堕落。对此,负责经济接收的重要人物邵毓麟曾向蒋介石当面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了人心!”[2]p76

其二,假和平、真内战的反动伎俩每暴露一次,蒋介石在民众的心目中威信就大跌一次,直至完全丧失民心。1945年8月,蒋介石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共商“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但当中共代表团真的来到重庆时,国民党根本没有任何准备,拿不出一点意见。国民党代表张群在谈判桌上尴尬地承认:“我方事前党内并未有任何讨论,也未准备任何方案与中共谈判。”这样,国民党的虚伪和阴谋显露于世,人民开始失望。《双十协定》签订后,人民以为从此可以过上和平的日子。但是,国民党很快撕毁协定,走上内战之路。这样,又一次大失民心。当人民反对内战时,国民党却使用暴力镇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和“李闻惨案”。这些举动,使人们对国民党政府的信任更加丧失,开始转向政治上厌蒋、反蒋。

其三,内战爆发后,国民党通过专卖、捐税等措施,以解决不断增加的军事开支,当这些措施无法维持时,只得依靠滥发纸币来弥补巨额赤字,实行所谓“币制改革”,超限额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民间的黄金外币,以超经济强制手段攫取社会财富,构成对国统区民众从工商资本家乃至升斗小民的穷凶极恶的掠夺。结果是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以至民怨沸腾如江河溃决,经济陷于困境。国统区人民日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国民党由此完全丧失了民心,进而动摇了军心。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已不可避免!

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政策,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是两种不同的前途和命运。广大人民从切身体验中,在历史的比较中,郑重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二、中共领导土地改革,调动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解放前的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80%,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中国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在革命中占据异常重要的地位。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土地政策,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迎来了全国革命的胜利。

抗战胜利初期,中央开始解决新解放地区的农民问题。194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务使整个解放区,特别是广大的新解放区,在最近几个月(冬春两季)发动一次大的减租运动,普遍地实行减租,借以发动大多数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1]p1172通过普遍的减租减息运动,农村封建势力被削弱,广大农民获得了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亲身体会到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极大提高了保卫和建设解放区的积极性。

内战爆发前夕,鉴于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毛泽东指出,必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决定将抗日战争以来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支持广大农民获得土地的正当要求,进一步发动农民群众为巩固解放区而斗争。《“五四”指示》下达后,各个解放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1947年春天,整个解放区约2/3的地區解决了土地问题,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这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激发了他们支援革命战争的热情。

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党在解放区实行了更加普遍深入的土地改革。1947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正式颁布),决定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运动。1948年4月,毛泽东完整地概括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即:“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1]p1314这个总路线联合了农村中的绝大多数人,十分鲜明地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

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力,猛烈冲击着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到1949年上半年,东北解放区完成了土地改革,华北、西北以及华东的山东、苏北的老区、半老区,除一些零星地区外,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阶级和封建剥削制度。

土地改革的政策,赢得了农民,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力量对比。通过土地改革,亿万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并由此而迸发出难以估量的革命热情。他们踊跃参军参战,担负起巨大的战争勤务,并以粮草、被服等物资支援自己的子弟兵,为夺取全国胜利,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第一,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大大扩充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美国政治评论员罗伯特说:“当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时,这可激怒了翻身农民,千百万刚刚分到土地的庄稼汉为了保住自己的土地,涌进了解放军,拿起了武器,和蒋家军拼命,所以,这支军队的战斗力特别强,结果是哲学家的毛泽东打败了军事家的蒋介石!”据统计,解放战争三年中,东北解放区有160万人参军,晋冀鲁豫解放区有148万人参军,山东解放区有59万人参军。许多地方出现了父母送子、妻子送夫、兄弟相争、村干部带头踊跃参军的动人景象,正是解放区农民源源不断地补充着人民军队的兵员。

第二,翻身农民积极生产,从物资上支持人民军队。广大农民努力兴修水利,扩大耕地面积,增添牲畜工具,发展多种经营,使农村经济面貌迅速改观。例如东北解放区,1949年全区粮食产量达1414万吨,比1948年增产234万吨。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广大农民积极踊跃交纳公粮。三年解放战争期间,东北解放区共交纳公粮686万吨,华北解放区交纳公粮129万吨……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

特别应指出的是,广大农民在自己温饱还不能得到充分保证的情况下,尽力向人民解放军提供粮食和其他物资,基本做到了前方需要什么农民就供应什么。这里,举一个陕西佳县支援人民战争的事例。1947年秋天,正是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困难的时候。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想把位于晋北与陕北交界的佳县打下来,以缓解胡宗南大军进犯陕甘边区的压力。但临战却发现,胡宗南部已将这一带抢掠一空,部队由于极度缺粮根本无法打仗。毛泽东计算了一下,如果仗打三天,部队就需要12万斤粮食。他请来佳县县委书记张俊贤,让他想想办法。张俊贤说:“把全县坚壁的粮食挖出来,够部队吃一天;把全县地里的青玉米和谷子收割了,还可以吃一天;剩下的一天,就把全县的羊和驴都杀了!”战役打响了,佳县百姓的支前队伍扛着拉着从各家各户凑来的粮食、驴和羊,共产党官兵打到哪里,他们就一步不离地跟到哪里;而在战场的后方,佳县的百姓吃的是树叶和树皮,这些都吃光了,就吃观音土。战后很长时间内,这个县都看不到羊和驴。彭德怀十分感慨地说:“人民恩重如山啊!”曾在河北省平山县广泛传唱的支前民谣就是彭德怀这一结论的生动诠释,这个民谣唱道:“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亲骨肉送他上战场。”如果说,人民解放军是用“小米加步枪”战胜国民党的,那么这些供应军需的“小米”,主要是来自于解放区的翻身农民。正是广大翻身农民,为解放战争提供了巨大的物资支撑。

第三,翻身农民大力支援前线。人民解放军的物资和伤员转运、修桥修路等任务,主要是由农民来承担的。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下,人民群众组成了数以千计的“轮战营”“常备担架团”随军战斗。淮海战役的时候,表面上是我军60万人与80万敌军的对决,而实际上当时参与战勤服务的支前民工达到了543万人,其中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转运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在淮海战役中,支援前线的担架有20多万副,大小车有88万辆,挑子有30多万副,共运输粮食4.8亿公斤。这些粮食若全部装上小车,每车按装100公斤计算,小车队伍可以从南京到北京排成8行。

“一个小竹棍的故事”就可以看出当年支前的场景:1948年秋天,山东农民唐和恩带着原来要饭时使用的一根一米长的小竹棍,从家乡山东胶东地区莱东县出发,在此后5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带领小车队和千万个支前队伍一样,冒风雪,忍饥寒,翻山涉水,日夜奔走。自己吃“三红”(红高粱、红胡萝卜、红辣椒),省下小米、白面供应部队。遇到刮风下雨,就把蓑衣、棉衣脱下来盖在军粮上。淮海战役所需的粮食,就被唐和恩这样的普通民工运到了前线。而在唐和恩的竹棍上,刻下了他所经过的每一个地方: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濉溪口……,包括江苏、山东、安徽3个省88个城镇和村庄。这根竹棍现陈列在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内,成为人民热烈支前的见证。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曾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实际上,解放战争的所有战役都是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进行的。广大人民群众响应党的号召,冒着枪林弹雨,依靠人力和相当落后的工具,大力支援前线,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画卷。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评价解放区土地改革的作用时,指出:“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的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3]p257-258可以说,解放战争的迅速勝利,正是土地改革运动成果的集中体现。

三、中共领导“第二条战线”,推动国统区的群众运动

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民党统治区以学生运动为主体,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各阶层人民广泛参加的反蒋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开展,形成了与解放战场相互呼应的第二条战线。第二条战线对打击国民党统治集团,推进中国革命的进程起了重大作用。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国统区的群众运动,不仅制定了一整套正确的指导方针和斗争策略,还派出了大批有地下工作经验的共产党员,深入国统区建立组织机构,直接领导国统区人民的反蒋斗争。从1945年10月起,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便开展起来。11月下旬,昆明学生举行反内战集会,3万余人总罢课。12月1日,国民党派武装暴徒镇压学生,杀害师生4人,打伤数十人,酿成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号召下,全国各地爆发了声援昆明学生的活动,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的爱国民主运动,席卷了整个国统区,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先声。

1946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书记处会议,专门研究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并决定改组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由周恩来兼任部长。确定城工部的主要任务是在中央领导下管理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包括工、农、青、妇的一切工作,负责训练这方面的干部。周恩来根据形势的变化,于1947年2月和5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两个文件,指出:在敌人统治尚严的地方要保护我党及民主进步力量,以继续加紧开展人民运动,进行反美反蒋斗争;应该扩大宣传,避免硬碰硬,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并注意对经济斗争的领导和发展,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统治的广大阵线。这就为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有力地推动了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

1946年12月24日,美国士兵在北平强奸一名中国女大学生。这一事件触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美军暴行的运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党组织以“美军退出中国”为中心口号,把斗争引向深入。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广州、台北等地学生纷纷举行聚会、罢课和示威游行,全国共有50万学生参加抗议活动。学生的爱国斗争,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声援。这场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人民运动,很快发展成为党领导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第二条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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