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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

王检生

[摘要]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地理条件、人民条件、战场选择、地方组织基础、根据地建设等事关军事斗争成败的定性分析以及条件选择,是毛泽东对反“围剿”斗争红军处于弱势地位的理性思考和睿智抉择。他有力地促成了革命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主动把握,变不利为有利,从而取得胜利。

[关键词]中央苏区 反“围剿”战争 毛泽东 军事思想

中央苏区是毛泽东从事军事斗争实践活动的大舞台和从事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大本营,中央苏区时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研究课题,它对研究和探索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地理条件、人民条件、战场选择、地方组织基础、根据地建设等事关军事斗争成败的定性分析以及条件选择具有重要价值。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在中央苏区的形成过程,非常有必要考察中央苏区所具有的自然条件、客观情形和态势。

一、中央苏区具有适宜红军运动、伏击作战的地理条件

在罗霄山脉和武夷山脉的中段和南段之间,夹着广袤、辽阔的赣西南(还包括赣东南部分地区)和闽西两块区域,这便是后来开创和建立起来的中央苏维埃区域,简称中央苏区。中央苏区横跨赣、闽、湘、粤四省边界。境内多崇山峻岭和丘陵山地,密布的河溪间有众多小块盆地,地形复杂,沟壑纵横,山势险峻,道路崎岖。境内有两大水系:赣西南属赣江水系,闽西属汀江水系。赣江上游有两条支流:一为形成和发源于罗霄山脉南端诸广山的章江,一为形成和发源于武夷山脉南端西麓的贡江。章、贡两江在赣州汇合形成赣江,向北流经赣西的吉安和赣北的南昌、九江,注入长江,流归东海,使偏僻闭塞的赣南和赣西借助便利的水运交通与外界联系。闽西的汀江,形成和发源于武夷山南端东麓的长汀县西北,经上杭、永定二县南入广东省境内的大埔韩江,流入东海。韩江和汀江可通船至长汀县城,而长汀县城与赣江水系的瑞金县城仅一山之隔。这一区域的人民同为客家人,勤劳、勇敢、正直、善良,性格果敢坚毅,富有抗争精神。生活习俗、饮食习惯、语言体系和宗教信仰有许多相同之处。赣西南、闽西这一险峻、优越的山川地貌,为中央苏区的建立和反“围剿”战争提供了天然屏障和战场,十分适宜于红军运动作战和伏击作战。同时这一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物产丰富,较强的自供自给的经济能力为支援反“围剿”战争、建立中央苏区提供了足够的经济给养和物质保证。同时,赣西南、闽西区域性人口多,尤其青壮年较多。鼎盛时期,中央苏区的版图面积达到8.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为453万人,在同时期的全国苏区中是首屈一指的。朱德在总结中央苏区反“围剿”经验的时候,曾说:毛泽东同志在1929年春率领红四军游击于赣江东岸,如永丰、乐安、兴国、宁都、石城等县广大山区时,即预言这一地带对将来大规模战争的作用,认为适宜在这一带布置根据地。

二、中央苏区具有适宜红军作战的人民条件和群众基础

1930年11月,红一方面军在东渡赣江后实施“诱敌深入”战略时,对战略退却的终点和预定战场作出正确选择,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认为:退却终点即是反“围剿”的预定战场。预定战场的选择,必须在下列6种条件中至少具备2种以上方可:(1)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2)有利作战的阵地;(3)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4)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5)使敌人疲劳沮丧;(6)使敌人发生过失。

毛泽东说:“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根据地的条件。并且由于这个条件,第四、第五、第六等条件也容易造成或发现。所以当敌人大举进攻红军时,红军总是从白区退却到根据地来,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也有区别;对于封锁消息、侦察、运输、参战等事,中心区的人民比边缘区为好。所以‘退却终点,在过去江西反对第一、二、三次‘围剿时,都选在人民条件最好或较好的地区。”[1]p207为此,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基于这一原则选择了“人民条件好”的宁都黄陂、小布地区,作为红一方面军退却的终点。11月27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南垄发出《关于到黄陂小布集中》的命令。12月1日,红一方面军到达战略退却终点——宁都西北部的黄陂、小布地区。

宁都人民条件好,主要基于地方党、政、武装建设和完成土地分配的状况。一是宁都县1926年就有了党的组织,1928年成立了中共宁都临时县委,1929年成立了中共宁都县委,党员人数由1926年的6名,发展到1930年冬建立了11个区委、152个支部、近千名党员;二是政权建设,从1928年还处于秘密状态的农民协会,发展到1930年冬全县成立了11个区、152个乡苏维埃政府;三是地方革命武装建设,由1928年处在秘密状态的100人左右,发展到1930年5月时的5支游击大队,其中除第一游击大队96人、枪编入红军第三军外,留在地方的仍有2000余人、300多支枪,并且基本上摧毁了地方反动武装势力;四是土地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凡是暴动了的乡村,都于1930年秋以前,按照当时的土地政策,基本完成了没收与分配的任务。因为农民得到了实惠,所以真诚地拥护党、拥护苏维埃政府、拥护红军。到1930年冬,全县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土地成为比较坚实的“工农武装割据”地[2]p35。

宁都人民条件好的另一个体现,正如康克清最朴实的表达,“在宁都住得下,吃得饱”。自古以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军队的供养保障是一个重要问题,同时部队的隐蔽集结更是一个大问题。在一个几十平方公里的黄陂、小布地区要容纳并保证红军部队约4万人吃得上饭、住得下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后勤保障问题。宁都等苏区人民为了支援红军、支援中国革命,宁愿自己勒紧裤腰、节衣缩食,把省下来的每一粒粮食、每一寸棉布、每一双鞋都捐献给了红军。由此红军得以持续稳定地在这里驻扎了4个月23天,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围剿”斗争。

三、把中央苏区作为革命大本营是红军的必然选择

1930年11月至1934年10月,国民党军对红军和中央苏区的进攻,由过去一省或几省军阀部队的“进剿”“会剿”,改变为国民党政府统一组织的大规模“围剿”。国民党取得了全国性政权,掌控了全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和命脉,得到了世界主要反革命国家的支援,存有世界上数量最大的常备军,这种强势的客观条件加剧了国民党军对红军“围剿”的有恃无恐。弱小的红军起步于游击队,游弋于山区僻地,没有外部援助,经济、文化条件落后,红军数量少,武器装备差,保障给养困难,实难与国民党军相拼。国民党军为消灭红军,推毁中央苏区,依恃其优势兵力,对弱小的红军组织一次又一次的“围剿”。而且“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情况一次比一次复杂,战斗一次比一次激烈。第一次反“围剿”,红军约4万人对付敌军约10万人;第二次反“围剿”,红军约3万人对付敌军约20万人;第三次反“围剿”,红军约3万人对付敌军约30万人;第四次反“围剿”,红军约7万人对付敌军约40万人;第五次反“围剿”,红军约10万人对付敌军约50万人。这种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基本态势一直没有改变。红军唯有依托、借助中央苏区的有利条件和整体力量才有可能抵御敌人的“围剿”,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因为红军打破敌人的一次“围剿”之后,敌人很快组织起新的“围剿”。這种“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反复,是土地革命战争的主要形式。因此,红军选择相对稳定成熟的中央苏区作为他的大本营是他的必然选择。正是因为中央苏区具备的有利条件拥有整体力量基础,红军在反“围剿”作战时,得以采取持久战略,即在打破敌人的一次“围剿”之后,立即开始为打破下一次“围剿”做好准备。红军的反“围剿”在战略上实行持久战,而在战役战斗中实行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中,采取战役战斗的外线作战。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红军的反攻作战,都是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法,在几天、十几天的时间里,接连在外线打了几个速决战,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在长期的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只有以战役战斗的优势兵力歼灭敌军,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才能为最后打破敌军的“围剿”创造条件。

四、党和苏维埃运动的蓬勃发展为中央苏区反“围剿”的胜利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共“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引和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赣南、闽西各地掀起农民武装暴动,初创“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区域,奠定了中央苏区的“根基”。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红军部队占崇义,取大余,入定南,首战大柏地,击毙郭凤鸣,军心大振,威震闽西,建立了长汀县红色政权。3月20日,毛泽东在长汀辛耕别墅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以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认为这是“前进的基础”。这一战略方针的确定,揭开了创建中央苏区的序幕。此后,赣南、闽西革命形势一路高涨,先是红军攻占于都、兴国、宁都县城,建立赣南最早的三县红色政权;尔后红军二次入闽,三克龙岩,攻占上杭,建立永定、龙岩、上杭三县闽西最早红色政权。朱毛红军由此在赣南、闽西安营扎寨,立稳脚跟。特别是“古田会议”以后统一了党内认识,确定了建军纲领。中央苏区的定势初露端倪。

1930年8月以前,中共中央未设立统一领导全国红色区域的党的领导机构。直到1931年1月,项英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抵达宁都小布,与红一方面军总部毛泽东、朱德会合。1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小布赤坎龚氏新屋正式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项英代理书记。当天,项英签署发布了第一号通告,宣布“中央为加强党对苏区的领导和工作的指导起见,在中央之下设立全国苏维埃区党的中央局……管理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各级党部、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党的工作”[3]p1340。苏维埃运动的蓬勃发展,赣南、闽西地方红色政权和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先后建立,为中央苏区的正式建立、取得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强有力的政治基础。

五、中央苏区的建立及中央苏区反“围剿”的胜利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1930年10月红军攻克吉安,建立了以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江西中央苏区横断半壁,红透南国,从而奠定了中央苏区的坚实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0年10月24日开会讨论全国苏维埃区域工作计划时,决定将全国现有苏区统一划分为赣西南、湘鄂赣、赣东北、湘鄂边、鄂皖边、闽粤赣边和左右江等七大苏区,并确定以江西的赣西南区为中心区域,“要巩固和发展它成为苏区的中央的根据地”,并称之为“中央苏区”“中央区”;并且规定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就设在赣西南苏区。这样,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的实体和中共中央在赣西南苏区设立“中央区的决策上,表明中央苏区已初具规模,并为中共中央所认可、确定。

1931年11月底,中共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以及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随军战略退却,进驻宁都县西北部的黄陂、小布地区。在这里稳定、持续地驻扎了4个月23天,毛泽东整理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光辉著作《兴国调查》《寻乌调查》两篇文章,并写下这两个调查的前言;部署和指挥了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取得了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开局胜利;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两个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指挥机构;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部无线电侦察台和第一支无线电通讯队,开创了我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新纪元;毛泽东军事思想“诱敌深入”方针应用成功并深入苏区军民人心,构筑起实质意义上的中央苏区。这为取得紧随而至的第二、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不可避免地迎来中华苏维埃运动的高潮——1931年11月7日“一苏大会”的召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标志性地宣告中央苏区的正式建立。中央苏区的建立和反“围剿”的胜利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形成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全部原则。同时,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建立及红军进入鼎盛时期,为毛泽东在更广阔的领域探索军事思想、党的建设以及经济、政治、文化、政权建设等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

參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曾庆圭.论略宁都在中央苏区的历史地位[J].赣南党史资料,1986(1).

[3]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2)[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彭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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