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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共党史研究

刘晶芳

张宏卿的博士后报告《乡土社会与国家建构——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原中央苏区的土改为中心的考察》出版了,嘱我写个书评,作为他博士后的合作导师我很乐意为之。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发行,扉页中的“内容简介”写着:本书运用政治学、制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采用宏观与微观、长时段与短时段、区域比较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江西土改为中心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后土改过程中乡村社会的变迁及其与国家建构的关系。可见,这是一本主要以研究方法与研究理路见长的著作。大致说来本书有以下几个亮点:

一是社会学特别是政治社会学的理论运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改运动是不少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甚至是文学艺术工作者青睐的课题。作为一名党史研习者,作者长年来致力于相关社会学科理论的学习与融化,特别是对其中的政治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有了一定的了解并能够学以致用。政治社会学着重研究的是政治系统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探讨政治体系在社会结构中的存在条件等。在作为国家建构的重要载体的新中国初期的土改运动中,诸如后革命时代的困厄与中共的应对、政党权威对乡土社会的权力嵌入、国家意识形态建构中的农民信仰、乡土社会与政治权力实践之间的微妙与张力等问题,运用政治社会学的相关概念与理论,其中的吊诡、纠结与旨趣就会展现得更为清晰与富有逻辑。在土改运动前奏,笔者用“剧场效应”展现出了国家意志与民众革命表象的相互推波助澜。

此外,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一个优势是长时段的“深描”。从审美层面来说,距离产生美;而从历史研究来说,也许是距离产生“真”。作者的选题虽是“建国初期的土改”,但是行文之中前后都有所延伸。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研究革命史或中共党史,也许只有打破中共政权中的1949年界线,对一些史实和历史事件才能看得更为清晰。因为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组织框架、动员模式抑或是民众的思维方式、行动模式都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特点,况且较长时段地聚集某一区域或某一相似的历史事件,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展现其运动轨迹与时代特点,而且还能弥补革命史研究中较短时间内同质事件研究的不足与缺陷。从小事件看大道理,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观察历史的脉动,同时关注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

二是传统社会史中“由下而上从底层看历史”观点的延续与拓展。“乡土社会”是本书视野所及之地,“农民意识”是笔者成文的一条主线。正如本书中所言的“在中共党史领域里,关于中国革命和国家建构中的主导作用,由上而下的力量较为明显也研究颇丰,而对于中国革命和国家建构中的主体——农民的相关研究相对薄弱,本课题正是以‘农民意识为一主线,采用了‘从下而上看历史的视角,‘穿越到宏大叙事的背后,具体分析了其在革命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是‘悄无声息但绝对不容忽视的作用。”正是通过这种社会史的方法与理论阐释,作者触及到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化中的“暗流”——“农民的亚文化”,展示出后革命年代中共党人的“路径依赖”,也呈现了悠久历史的东方大国的奇迹与悖论。

新社会史的特点之一是关注人的内在感受与体验。革命史或党史,由于其较为特殊的学科背景、资料局限等因素,框架较为明显,叙事也显简略,为了突出政党执政的合法性与规律性,难逃挂一漏万之弊,一般民众的个性化感受与体验付之阙如。相对于传统的党史、革命史研究,当史学研究者开始了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的转向之际,其研究成果不仅有清晰的逻辑解释构架,且有更为复杂的人的体验与活动,党史、革命史的叙事更有血有肉、更为丰满。本书作者关注的焦点主要不是革命精英与领导者,而是底层民众,不是“先进”势力,而是“落后”势力。从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的视角去解读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土改,可以走进历史的深处,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中国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运动的特殊性质。在此,人有了主体性与鲜活性,在很大程度上与传统革命史的宏大叙事互为补充。

三是笔者感同身受的情感与现实关怀。此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博士论文(博士论文题目是《农民、革命与中央苏区的民众动员》,书名为《农民性格与中共的乡村动员模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的合理拓展与延伸。作为一个出生于赣鄱大地上的农家子弟,“中央蘇区”“农民意识”(抑或“乡土社会”)都是其情有独钟的话题。无论是在其博士论文中所写的“作为农家子弟,自认为有‘农民情结的笔者选择这样一个课题是自然而然的事”,还是博士后报告中所言的“曾是革命老区、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的赣鄱大地,在新中国成立后又是作为新区土改的角色,其中的吊诡、纠结与旨趣,对于出身农门、研习中共党史的笔者更是有一种无法抗拒的‘魅力”,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一个农家子弟底色的学人情怀,而希望从新中国土改运动中所蕴含的国家权威的嵌入、乡土社会的变迁、党群关系框架中找寻中共党人的兴衰成败之道,为新形势下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蓝本,则是一个历史学习者“忍不住的现实关怀”。

当然,正如一个硬币的两面,此书也有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相关社会科学理论的借鉴与运用,行文给人有点耳目一新的同时,让读者感觉框架明显、史事不足。这也是新社会史与传统党史、革命史学者需要共同面对的困境。新社会史学者特别是研究中共革命史之际,面对“七分史料,三分表达”的传统之际,要进行交流与对话的话,一定量的史料收集与整理,问题解读面的一定收缩是其必须注意之处。而对本书来说,为了进一步的提升与交流面的扩展,史料收集量的增加、“就事论事”的一定“回归”、叙事框架的微调是其必须面对的工作。同时也说明,作为方法论的新社会史介入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研究,要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还须一定时日的磨合。二是史料的运用也有欠缺之处。本书以乡土社会与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为主线,以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原中央苏区的土改为考察中心,关注的重心是乡土社会与农民意识,但是文中所涉及的史料运用基本上都是相关国家权力机关的文件、档案与文献,而能真正反映乡野村夫真实感受的田野调查、口述或当时一般民众的心态的文字资料很少提及,这也许存在很多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但这也是作者以后有待于改进之处。

总的来说,这部著作倾注了笔者不少的心力,也不失为一本颇有研究的学术著作。从“史料即史学”的传统史学到党史、革命史的社会史转向,再到今天党史、革命史对作为方法论的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的运用,“问题导向”“实践阐释”与“研究范式”是学术发展的不竭动力,从这个层面来说,在浩如烟海的著作之中此书也算是值得一阅。

责任编辑/陈 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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