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决策力促南昌起义打响

殷育文


90年前,我党迫于严峻形势举行的南昌起义,是成功的,也是仓促的。这么大的军事行动,从首次提出起义到成功起义只有10天时间。起义决策迅捷,并获成功,党的民主决策、敢于亮剑是一个重要因素。

“依张回粤” 徐图发展

1927年5月中旬至6月中旬,武汉处在多事之秋,昔日被郭沫若誉为“红都”的武汉,如今危机四伏,刚刚击溃了夏斗寅的武装叛乱,又发生许克祥制造的“马日事变”,紧接着汪精卫借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指示的电报译文大做文章,找到了“分共”的借口,加速了国民党左派内部的分化和国共的分裂。随后,共产国际首席代表鲍罗廷被解除了武汉国民政府高等顾问的职务。面对蒋介石公开叛变、汪精卫集团紧步后尘的险恶形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中央两次讨论湖南暴动(以下统称起义)问题,以武装斗争代替退让政策,回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但是,因种种原因起义计划搁浅。

6月下旬,武汉国民政府开始实施“东征讨蒋”计划,集中唐生智、程潜、朱培德、张发奎各部组成东征军,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为总司令,分三路向南京方向挺进。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作为中路先锋,先从武汉和鄂东向九江集结,然后由湖口、安庆顺长江东下。第二方面军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武装力量,有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3个军。其中,共产党人直接控制的有第四军原以叶挺独立团为基础编成的第二十五师(叶挺曾任该师副师长),有第十一军以叶挺独立团为部分基础并由叶挺统率的第二十四师,有接近共产党的贺龙第二十军。此时,张发奎对共产党的态度还比较好,他有放弃“东征讨蒋”、联合共产党打回广东去的意向,中共中央也有利用“东征讨蒋”“依张回粤徐图发展”的计划。这些为南昌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7月11日,叶挺率领第二十四师为“东征讨蒋”的前锋,向九江开拔。第二天抵达九江,第二十四师师部驻在圣约翰中学校长公寓(今171医院),官兵扎在校园及其周围。随后,第四军、第二十军陆续开到九江。第四军第二十五师驻扎在南浔线马回岭、黄老门一带;第二十军第一师驻扎在勃兰地教堂、大东旅社一带,第二师驻扎同文中学。

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担负起在紧急关头挽救中国革命的重任。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一方面谴责武汉国民政府的反动行径,宣布共产党脱离武汉政府;另一方面还要打着国民党的旗号,愿意同坚持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内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这个宣言惹急了汪精卫,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同共产党彻底决裂。

在第二方面军开赴九江的同时,中央临时常委会针对汪精卫公开“分共”的险恶形势,于7月15日晚在武昌湖北省委机关驻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党组织迅速转入地下,各地因“清党”“分共”站不住脚而汇集武汉和在武汉本地已暴露身份的党员干部,包括一部分国民党左派人士,迅速转移,或回原籍隐蔽,或随叶贺部队行动;并派谭平山、吴玉章、林伯渠立即赶赴九江,成立国民党中央九江办事处,以接应党内干部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到南昌继续参加革命工作。第二天,谭平山、吴玉章、林伯渠搭第四军特务营的船抵达九江。九江办事处成立后,先后接待了国民党左派人士宋庆龄、彭泽民、张曙时,以及国民党各省市党部的代表和中共领导人。

武汉国民党中央公开“分共”以后,张发奎一时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人物。汪精卫竭力煽动张发奎在第二方面军“分共”,消灭中共在军队中的武装力量;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周恩来和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做张发奎的工作,争取联合张发奎重回广东,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7月18日中央召开会议,讨论近期行动计划,作出“如果张发奎能够不拥护汪精卫,则我们可以与他合作回粤,否则实行脱离关系”的决定,并派李立三、邓中夏(中央秘书长)立即赶赴九江,实行对第二方面军中共武装的政治领导,决策重大军事行动。同时,周恩来还派中央軍事部聂荣臻、贺昌、颜昌颐赶赴九江,协助叶挺等负责对中共武装的指挥,做部队移师广东的准备工作。19日,李立三等人到达九江,与谭平山、叶挺等会合。

民主决策 中央决定

7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训令各军,取缔共产党。张发奎“高唱拥汪”,有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的共产党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之表示。形势极为严重,如不当机立断,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这些革命武装力量必将全部断送。

7月20日,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聂荣臻、叶挺5人,在叶挺指挥部召开谈话会(史称第一次九江会议)。由于谭平山的身份特殊,他虽不是临时中央常委,但他仍是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6月30日补入),他一直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国民党中央中共党团书记,是国共两党的中央领导人,又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在远离临时中央的情况下,他的号召力、影响力谁也代替不了,因此谈话会由他主持。会上,大家综合各方面情况,全面、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认为武汉政府已完全反动,张发奎深受汪精卫影响,依张回粤很难成功,即使成功也不能达到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之目的。因此,大家认为,在军事上我们要赶快集中,举行南昌起义,并动员贺龙的第二十军和我们一起行动;在政治上,要建立以共产党员占多数、有国民党左派参加、与武汉和南京国民政府相对抗的新政府。上述问题取得一致后,一方面电告中央,一方面加紧做好准备工作,待中央命令一到立即行动。这次谈话会意义重大,它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南昌起义问题。第二天,李立三、邓中夏上庐山,与鲍罗廷、瞿秋白、张太雷等人商议九江谈话会关于集合叶、贺部队在南昌起义的建议,得到他们的赞同。22日,瞿秋白下山,把在九江负责同志的意见带回武汉,提请中央从速决定。瞿走后,鲍罗廷、李立三、张太雷请聂荣臻、林伯渠上山,继续讨论南昌起义问题,了解部队情况和起义准备工作。当天下午,张太雷、聂荣臻、林伯渠下山,张太雷把山上研究的意见带回武汉。

7月23日,“东征讨蒋”部队重要领导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长恽代英,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郭沫若、秘书长高语罕,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廖乾吾等,先后抵达九江。第四军军部驻九江总商会,其领导人(包括总指挥部)住烟水亭;第二十军军部驻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办公处塔公祠(今浔阳区柴桑小学)。贺龙的第二十军是南昌起义主力,起义能否举行,贺龙的态度至关重要。贺龙虽不是共产党员,但受共产党的影响,积极向党靠拢。现在是非常时期,大家对贺龙能否参加南昌起义还是心中无底。因此,贺龙住下来以后,谭平山即以第二十军党代表的身份搬到贺龙军部,与贺吃住在一起,向贺传达了九江谈话会关于南昌起义的问题,并动员各省市代表与贺见面,安排贺接见九江工农代表,做贺的工作。贺龙对第二十军参加南昌起义的态度很坚决。

恽代英是奉党中央命令来九江的,他既是中共中央委员,又是国民党中央执委、第二方面军总参谋长,同李立三、邓中夏、叶挺、聂荣臻一道“负责主持我们的军队及党的指挥”。7月24日,恽代英、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4人在九江召开第二次会议,进一步研究分析当时的形势和南昌起义问题。鉴于形势更加危急,“张发奎尚未到浔,态度更右倾,并闻将有庐山会议来实行解决第二方面军之共产党。同时,贺龙已明确表示参加南昌起义,因此会议决定叶、贺军队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并急电中央征可否”。会上为起义制定政治纲领: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的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和中央党部……没收大地主土地,实行劳动保护法为起义的目的。在这项纲领之下,用国民党中央执委名义发表宣言,由恽代英着手起草《中央委员宣言》。这次会议,把南昌起义推进到实施阶段。

24日当天,贺龙、叶挺、叶剑英、高语罕、廖乾吾等人,在九江城内甘棠湖中一条小船上,以游湖作掩护,讨论部队参加南昌起义的具体行动方案,史称“小船会议”。会上,叶剑英首先通报了汪精卫准备召开庐山会议,名讨论“东征讨蒋”实夺贺、叶兵权的阴谋,贺龙更加坚定了参加南昌起义的决心。会上决定,叶、贺的部队分别于25日、26日向南昌开拔,贺龙的火车皮先让给叶挺。7月25日,叶挺率领第二十四师由九江坐火车向南昌开拔,26日贺龙率领第二十军乘火车到南昌,做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瞿秋白、张太雷与共产国际新代表罗米那兹先后抵达武汉后,24日中央临时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瞿、张的汇报,做出了同意南昌起义的决定,并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为书记,赴南昌主持起义。关于这次起义的名义、政纲和策略,为了争取时间,周恩来已向恽代英作了交代,但是这么重大的问题必须得到中央的认可。因此,周恩来要求中央讨论决定,并请中央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配合策应南昌起义。

7月26日晨,周恩来和陈赓抵达九江,立即召集李立三等在九江的负责人开会,传达中央关于南昌起义和成立中共前敌委员会的决定。李立三向周恩来报告了南浔的形势和第二次九江会议研究起义部署的情况。周恩来表示:“形势既已如是,对在浔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对没有争取张发奎整个第二方面军参加起义,感到是个缺陷,并派邓中夏将南昌起义详细计划带回武汉,报告中央。

26日下午,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彭湃、陈赓等,从九江绕道庐山,27日步行到德安,从德安坐火车到南昌,一到南昌,立即成立前敌委员会,开展工作。周恩来离开九江前,向聂荣臻、颜昌颐交代,设法把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并负责接应到九江的后续部队和零星人员。由于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不倾向革命,该师不能过早行动。因此,周恩来与聂荣臻约定,南昌一起义,立即放列火车到马回岭,火车一到,先把辎重装车运走,随后部队开往南昌。周恩来走后,聂荣臻、颜昌颐按照周的部署進行,整个准备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力排阻挠 成功起义

7月26日,邓中夏从九江到达武汉,向中央汇报南昌起义计划。这时,临时中央收到共产国际7月25日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发来的电报。当天下午4时,中央临时常委会召开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传达来电内容:“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到农民中做政治工作。”电文还明确表示,不容许苏联军事顾问参加起义。这是一封态度暧昧、实际上不支持起义的电报。接着,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加伦讲话说:今日会见张发奎,和他讨论军事问题,张说第一步按兵不动,不再东进,第二步渐次往南昌回粤。如果张赞成回粤,又不强迫叶挺等退出共产党,则我们可以与张推迟分裂。加伦还举例说明推迟分裂的好处,实际上他也不赞成共产党独立举行南昌起义。但是临时中央常委会分析形势后,认为南昌起义有成功的把握,决定派临时中央常委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赴南昌,传达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

这时张国焘完全被共产国际和加伦牵着鼻子走,对张发奎还抱有幻想,没有坚决执行中央的决定。27日晨,他一到九江,就把恽代英、贺昌、高语罕、廖乾吾、夏曦召集在一起,传达26日中央会议精神,主张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的同意,或者推迟起义,要大家重新讨论南昌起义问题。原以为张国焘代表中央前来鼓劲,哪知却讨论是否起义,在场5人均感失望。贺昌、高语罕、廖乾吾都说再无讨论之余地。恽代英更说,还有什么讨论,已经决定了。张国焘得不到支持,于29日接连向在南昌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发了两封密电,说起义宜慎重,无论如何等他到了再决定。傍晚,张国焘、恽代英从九江坐火车往南昌。到南昌后,开了几次会议继续讨论,张国焘依然无法说服众人。直到得知张发奎已经参加由汪精卫主持的庐山“分共”会议,他才不得不表示赞成南昌起义计划。

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是汪精卫集团的重要成员。贺龙抵达九江后,朱培德曾百般拉拢贺,邀其与叶挺赴庐山避暑,然后参加庐山会议,所以他很关注贺、叶部队的动向。当朱得知叶挺部队已坐火车抵达南昌时,即派驻赣滇军炸毁涂家埠山下渡铁路大桥。26日下午,第二十军专列行至涂家埠无法通过。当得知贺龙要去南昌,涂家埠的铁路工人、铁工、木工等有关行业工人100余人,与工兵一道通宵达旦抢修,从晚上9时一直干到27日凌晨4时才将铁桥修好。当天上午,专列顺利到达南昌。

7月29日至31日,汪精卫在庐山召开“分共”会议,严令张发奎限期将贺龙、叶挺的部队撤回九江。张发奎连发几次电报给贺龙、叶挺,但贺、叶不予理睬。

南昌起义原定于8月1日晨4时举行,后因起义时间泄密,前委将起义时间提前2小时。8月1日凌晨2时,各路起义军在总指挥贺龙、前敌总指挥叶挺的指挥下,向驻守南昌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激战4个多小时,占领全城。张发奎得知南昌有变,担心驻马回岭一带第二十五师的命运。中午,他与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带领卫队营从九江坐火车赶去,企图阻止第二十五师赴南昌起义,行至德安万家垄、邹家垄时,被担任起义部队后卫周士第部第七十三团第一营猛烈阻击,张发奎、李汉魂弃车逃回九江。下午,聂荣臻、周士第等带领第二十五师两个多团开往南昌,汇入起义的洪流。

南昌起义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极端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中国革命的伟大壮举,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成功是中央民主决策的结果。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创建人民军队,独立领导武装革命斗争。?

题图 甘棠湖

责任编辑 / 彭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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