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屹立于反分裂斗争最前沿的朱德

梅兴无

在长征途中,党领导的那场关乎党和红军前途和命运的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朱德始终处于最前沿,力挽狂澜,居功至伟。从《朱德谈红二方面军北渡金沙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前后的经过情况纪要》(1960年11月9日,以下简称《纪要》)披露的一些史实看,1935年9月到1936年10月这段时间里,朱德与张国焘面对面的斗争,以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合为节点,可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忍辱负重,后一阶段理直气壮,为党赢得那场反分裂斗争的胜利立下了旷世之功。

在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前,朱德在《纪要》中说“我们很孤立”,只有忍辱负重,以“牛皮糖”战术应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

朱德当时为什么感到“我们很孤立”?这得从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说起。

会师后,中央政治局接连召开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和毛儿盖会议,决定了红一、红四方面军北进方针。随后,两个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以红一方面军第五、第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及军委纵队的小部分组成,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右路军以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军委纵队的大部分及新成立的红军大学组成,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動。

9月3日,张国焘突然提出南下方针。9月9日,张国焘致电中革军委,坚持“乘势南下”的主张。同时,他又背着中央密电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毛泽东获悉这一情况后,当机立断,决定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先行北上。

朱德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在左路军,随红四方面军一起行动,历史将他们尤其是朱德推到了那场反分裂斗争的最前沿。

9月15日,张国焘在阿坝召开“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会场外挂着“反对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北上逃跑”横幅。张国焘在发表攻击中央率红一、红三军北上是逃跑主义的讲话后,直接对朱德发难: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朱德不卑不亢地回答:北上,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

在张国焘的煽动下,一些“活动分子”对朱德进行围攻斗争,讥讽、喧闹、跺脚、谩骂,拍桌子、吐口水。不管他们怎么斗、怎么骂,朱德始终沉着地坐在那里,时而翻书,时而静听,但在北上这个原则问题上,他毫不让步,旗帜鲜明地亮自己的观点。

张国焘最后跟朱德摊牌:你既然主张北上,那你就离开部队北上好了。下面的人跟着起哄:你现在就走、快走!朱德心平气和地回答:我不能走!我是党派来做工作的。你们现在不肯北上,那我只好等待。你们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朱德明白自己在斗争的最前沿,倘若离队,就失去了继续做红四方面军工作的机会,只有留在这里,才能及时掌握张国焘的动向,用撕不烂、扯不断的“牛皮糖”战术来对付他。一如《纪要》中朱德所言,“在二、四方面军会合前是想尽一切办法如何同他(张国焘)在一起”。

10月5日,张国焘把分裂活动推向极端,在西康理番县卓木碉公然宣布另立“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还逼朱德写文章“反毛”。

朱德又用起“牛皮糖”战术:我不会写文章。而且要我这个朱去反毛,也做不到。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就算你把我劈成两半,朱也离不开毛,毛也离不开朱,朱离了毛过不了冬!下面有人谩骂朱德是“老不死”“老顽固”,有的甚至掏出枪来威胁他。他微微一笑,大度地摆摆手。

对张国焘把他列为伪中央的政治局委员,朱德不为所动。《纪要》记述了他的态度:“要搞,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我们是,他搞他的,我们做我们的工作。”

张国焘对朱德不温不火的态度很恼火,就采取各种手段排挤他,不让他听消息,不让他看文件,不让他参加会议,甚至限制他的行动自由。后来张国焘竟然把朱德与刘伯承调离司令部,刘伯承被派往红军大学,实际上解除了他的总参谋长职务;朱德被派到前线,跟部队一起行军、宿营,实际上把他们孤立起来。

朱德仍坚持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反复亮明他的观点: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纪要》中朱德这样描述那时的情况:“我们当时处境很困难,但碰上困难有什么呢,坚持吧。”

在困境中,朱德始终没有放弃寻求打破张国焘“孤立”他们的努力,把希望寄托在坚持在南方的红二、红六军团(红二方面军前身)身上。《纪要》中朱德坦言:“我和刘伯承同志的意思,想把你们(红二方面军)那方面的力量拉过来,不然我们很孤立。”

在让红二、红六军团过金沙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问题上,朱德和张国焘“一拍即合”,但他们是“同床异梦”

红二、红六军团是三大主力红军之一,其领导人贺龙是八一南昌起义的总指挥,任弼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们在党和红军中都有崇高声望和重要影响力。因此,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红二、红六军团在党和红军中都是一支重要力量。

1935年下半年,党中央同红二、红六军团的通信联络中断,张国焘利用所控制的电台密码与红二、红六军团建立起了无线电联络,并以中革军委名义向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发号施令。

当时,贺、任、关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情况一无所知,误认为张国焘的指示就是中央的指示。所以《纪要》说:“这段时间所谓中央和军委指示都是假的……都是他(张国焘)的东西。”

朱德对红二、红六军团一直心中有数,“当时我有二局,组织二局主要做些情报工作,从搞情报中,同时也收到二方面军的活动情况”,“在二、四方面军会合前,是没有中央指示的,我们发报都经过他(张国焘),当时有关打仗他不得不听我的,但有关政治方面的都得听他的”。

朱德与张国焘商量,让红二、红六军团尽快渡过金沙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没想到在这个问题上张国焘与朱德很“合拍”,于是朱、张立即联名电令贺、任率部渡金沙江北上甘孜会合。因此,朱德后来说:“(红二、六军团)过江(金沙江)不是中央指示,是我们从中抓的。”

不過,朱德、张国焘两人却是“同床异梦”。朱德是“想二方面军过江对我们就气壮了,所以总想你们早点过来好”,以团结起来迫使张国焘放弃与中央对抗;而张国焘的目的是拉拢、控制红二、红六军团,以加重他继续与中央对抗的筹码。

4月27日,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红二、红六军团渡过金沙江,朱德立刻发去贺电:“金沙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湘、黔、滇,万里转战的我二、六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的敬礼!”

5月,红二、红六军团进入康南,为减少沿途供给困难,在中甸分为两个纵队,红二军团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从左路北上,红六军团由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率领由右路北上。

张国焘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分化拉拢红二、红六军团的行动。他利用红二、红六军团分兵北上的机会,先拉拢红六军团,再各个击破,整体控制红二、红六军团。对此,王震回忆道:“张有阴谋瓦解二、六军团。贺、任、关是老旗帜。贺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是革命旗帜;任、关是中委。张认为我们是娃娃。想把我和萧克及六军团买过去,反对毛、周、张、博。”

张国焘派第三十二军远出200多公里迎接红六军团。此招他颇费心思,红三十二军的军长、政委与萧克、王震是从井冈山下来的老战友,搞分化、拉拢更有说服力。

6月3日,红三十二军与红六军团在理塘的甲洼会合。红三十二军的军长和政委与萧克和王震单独接触,王震旗帜鲜明地表态:“我们这个部队是井冈山的,是毛主席领导成长起来的,不能反毛。”但萧克一度受蒙蔽。

6月22日,红六军团一到达甘孜附近的蒲玉隆,朱德就马不停蹄地从炉霍赶到蒲玉隆,先同王震交谈,谈没几句,就觉得出了问题,当即让王震把萧克叫来,有针对性地说明了张国焘的有关问题。萧克了解真实情况后,立即转变了立场。

对此,萧克在《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一文写道:“当六军团六月三日在理化南之甲洼,与远道前来迎接我们的部队见面时,有的老战友对我说,张国焘与中央分裂了,责任在中央。我盲目地相信了。我本来对中央根据地的损失和一方面军在长征中的严重消耗与削弱有些不满,加上片面地听信了歪曲事实的说法,就把遵义会议前后中央的领导搞混淆了,曾在一些同志面前对中央表示过不满情绪,这是错误的。但当我见到朱总司令,他诚恳地向我说明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后,就改变了态度。这是我政治生活中一个最深刻的教训,书此以志不忘。”

6月30日,红二军团到达甘孜附近的绒坝岔,朱德带随行人员远出10多公里迎接。朱德、贺龙这两位南昌起义领导人的手又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他们同任弼时、关向应等一同前往红四方面军总部所在地甘海子,同刘伯承见面。

一落座,朱德就兴奋地说:“我和伯承早就盼着你们来!”贺龙说:“我们二、六军团也早就盼着和中央会合!”朱德激动地说:“你们一来,我的腰杆也硬啦!北上会合中央就有把握了。”刘伯承补充道:“中央不在这里,中央在前面。”贺、任、关都惊愕地望着他们。

朱德把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情况如实相告,并拿出中央政治局两河口、沙窝、毛儿盖会议的决定,以及中央一再明令张国焘率部北上的电报等文电给贺、任、关看。他们这才弄清张国焘是假传“圣旨”。

朱德强调说:“你们一来,他被迫取消了伪中央,但分裂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现在要想办法推动他北上与中央会合。”刘伯承建议贺龙等要注意策略:“对张国焘这个家伙不能冒火,冒火可能导致分裂。”

朱德还特地提醒,不可轻视张国焘分化、拉拢的能量。张国焘亲自把红六军团的领导找去一个一个地谈话,想把红六军团拉过去。朱德还同任弼时、贺龙商量,如何将部队分开行动,防止被张国焘控制;又给贺龙出主意,向张国焘要人要枪,以削弱、分散他的实力。

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朱德的兴奋劲溢于言表:“二方面军一来,我们腰杆硬了,张国焘的气焰终于被打下去了!”

7月2日,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举行会师庆祝大会。朱德在大会上话:“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此外,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人烟稀少的草地,我们要有充分准备,克服一切困难。”他理直气壮,声如洪钟,这既是对红二、红六军团说的,也是对红四方面军说的。

等朱德讲完后,张国焘也欲起身讲话,坐在他身旁的贺龙捅了他一下,凑到他耳边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其实贺龙哪会打他的黑枪,只不过吓唬吓唬他而已,可张国焘还真有几分忌惮,没敢在会上讲不团结的话。

由于朱德把工作做在了前头,贺龙、任弼时等对张国焘分裂活动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当张国焘派“工作团”来散发反对党中央、批判“毛、周、张、博”的文件时,贺、任明确要求:“这些材料不能发,不准看,看了的要处分。”张国焘还派“高级代表”给红二、红六军团指战员“讲话”,贺、任明确规定:介绍过草地经验可以,但不准讲红一、红四方面军问题,不准讲党中央一个字。

根据朱德的建议,贺龙找到张国焘说:“你是红军总政委,二、六军团你也得关心啊!你看我们长征损失大,你的人这么多,能不能调两个师给我们?”朱德马上表态:“我看可以,都是红军部队嘛!”张国焘瞟了一眼朱德,十分不情愿地把红三十二军调归贺龙指挥。

贺龙、任弼时想把电台密码要过来,建立同中央的直接联络。张国焘说:“双方的情况我甚为明了,可由我处转。”朱德在一旁直截了当地说:“你现在还有什么权力在中央和二、六军团之间转报呢?这样转,误时误工,我看你就是有意阻挠。”张国焘无话可说,只好交出了密码。

贺、任立刻用密码与中央建立了直接联系。为防止不利局面的出现,中央于7月5日果断下令:以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兼红二军团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兼红二军团政委,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委。全军共约1.6万余人。

红二方面军的成立,成为与红四方面军并列的方面军,任、贺、关与张、徐(向前)、陈(昌浩)取得平起平坐的政治地位,可以站在方面军领导人的地位上同张国焘进行斗争。

张国焘孤立朱德、刘伯承的局面被扭转。朱德能理直气壮地发表意见,反分裂的局势发生根本改变,他高兴地说:“二方面军一来,我们气壮了,腰杆硬了,张国焘的气焰终于被打下去了!”在他和贺龙、任弼时、刘伯承、关向应等的坚韧努力下,加上以徐向前为代表的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要求北上与中央会合的呼声,张国焘被迫同意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一起北上。

7月中旬,红二、红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北上。根据朱德的建议,任弼时随红军总部行动,以加强同张国焘斗争的力量。

在朱德的支持下,任弼时一路上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红二方面军政委的双重身份,与张国焘以及陈昌浩、徐向前、傅钟、李卓然等人单独谈话,使大多数人在党的组织上的统一、建立最高集体领导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中共中央于7月27日决定成立中央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朱德、贺龙、陈昌浩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

张国焘虽勉强北上,但骨子里并不想与中央会合,而是想单独夺取河西走廊。9月13日,中央根据敌情的变化,提出静(宁)会(宁)战役计划。张国焘抗拒中央的计划,在9月18日的西北局岷州会议上,提出西渡黄河,翻越祁连山脉进入甘肃西北部。朱德坚决反对,主张按中央指示北上静宁、会宁地区,同紅一方面军会合。张国焘仍固执己见。朱德就找张国焘过去的“铁杆”支持者陈昌浩做工作,“后来我们把陈昌浩说动了,他也主张北上会合”。

会议开到第三天,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朱德气愤地说:他不干,我干!但当天黄昏,张国焘又通知继续开会,多数人都支持朱德的主张,张国焘被迫表态:既然你们大家都赞成北上,那我就放弃我的意见嘛。

可张国焘9月21日到达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所在地漳县,召集军以上干部开会,推翻岷州会议决定,提出一套西渡黄河的方案,他声泪俱下地说什么“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煽动和蒙蔽前方将士反对北上。他未经朱德同意,要求各军下令兵撤通渭,调头西进,并致电中央称:“目前与胡宗南之一路军,在静会这一四面受敌之地区决战是不利的”,“四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

对张国焘的出尔反尔,朱德十分气愤,彻夜未眠,凌晨3点致电张国焘:“静、会战役各方面均表赞同,陕北与二方面军也在用全力策应,希勿失良机。”同时,他致电中央和贺龙、任弼时等,坚决反对张国焘推翻岷州会议决定,要求执行原方案。

天一亮,朱德立刻策马奔往120里外的漳县。当面责问张国焘:“当时既然表示服从并签了字,为什么不经过西北局重新讨论就改变计划?”“可能会合为什么不会合?”这时,中央致电张国焘等命令部队北上,指出:“若西进到甘西只限制青海一面,尔后行动困难。”贺龙、任弼时也联名致电张国焘等:“一、二、四方面军目前行动比过去任何时期迫切要求能协同一致”,“听陕北之决定”。陈昌浩、徐向前等四方面军多数将领也力主北上同一方面军会合。

张国焘空前孤立,感到再无力量对抗中央。9月26日,他被迫向中央连发4封电报,12时那封电报中已有“我们提议洛甫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等语,表示放弃同陕北党中央保持“横的关系”。20时张国焘致电中央:“如兄等仍以北进万分必要,请求中央明令停止(西进),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

9月27日,中央致电张国焘等:“请电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随即北上。”张国焘回电:“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决不再改变”。9月29日,红四方面军重新下达北进命令,并于30日自岷州、漳县等地向通渭、庄浪、会宁、静宁前进。

10月中下旬,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中共中央与中国工农红军这次持续一年之久的分裂危机,终于基本解决。

后来,毛泽东对朱德给予高度评价,称赞他斗争得有理有节,表现了“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的优秀品质。?

责任编辑 / 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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