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暴动的起因与上井冈山的必然

刘宇祥

[摘 要] 1927年9月,毛泽东亲自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起义失利的情况下,他又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开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在革命实践中,他找到正确反映中国革命和战争的规律,创造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开辟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关键词] 秋收暴动 起因 井冈山

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这年9月9日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亲自发动和领导了震惊中外、影响深远的秋收起义,随后向井冈山进军。在两年零四个月的井冈山斗争中,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建党、建军、建政和土地革命中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实践,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支工农革命军,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培育了具有原创意义的民族精神——井冈山精神。在秋收起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90周年之际,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秋收暴动的起因和部队上井冈山的必然性。

一、发动秋收暴动的起因

(一)秋收暴动前夕

1927年,是中国人民飽受艰难并历经血与火洗礼的一年。由于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对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大肆逮捕和血腥屠杀,国共合作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惨痛失败。“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1]p1036

在面临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1927年7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作出了三大决策:发动南昌起义,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组织农民秋收暴动。

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为了挽救革命发出的第一个响亮回答。这次起义像一声春雷,让千百万革命志士在经历了一系列严重挫败后,又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但是,这次起义也有深刻的教训,正如周恩来所说:当时武装暴动的思想,不是马上就地深入农村,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因此,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后受强敌围攻,陷入不利境地。

8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要求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这四个省的党组织发动农民立即进行秋收暴动,“以农会为中心”,夺取乡村政权,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这次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从此领导农民革命成为党的工作重点。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中讲道:“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2]p18同时,会议选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讨论通过了《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批准了四省农民秋暴大纲,确定把发动秋收起义作为会后全党的主要任务。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拟让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常委。随后,临时政治局决定派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彭公达担任新的湖南省委书记,前往湖南改组省委,领导湖南秋收暴动。8月16日,中共湖南新省委成立,彭公达任书记,毛泽东为常委委员。8月18日,毛泽东出席在沈家大屋召开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讨论了秋收起义和土地革命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他还指出:“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8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湖南省委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明确提出:“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在接到安源市委报告,了解到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力量情况后,立即召开常委会议,讨论湖南秋收暴动的最后计划,并决定成立暴动领导机关: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由各暴动地区党的负责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以易礼容为书记。

(二)秋收暴动的组织与实施

中共湖南省委会议决定在湘赣边界的长沙、醴陵、浏阳、平江、湘潭、宁乡、岳阳等县和安源矿区发动秋收起义,第一步袭取湘东各县,第二步攻占长沙。

1927年9月初,毛泽东到达安源,以中共中央特派员和中共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身份,在安源张家湾召开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事会议。会议讨论了秋收起义的军事行动计划,以及平江、浏阳、醴陵、株洲、萍乡和安源秋收起义的部署问题,决定从修水、安源、铜鼓分三路举行起义,成功后再合力攻取长沙。会议决定正式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全师共5000余人,总指挥卢德铭,师长余洒度,下辖3个团:第一团,驻修水,由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和湖北省崇阳、通城两县农民自卫军组成;第二团,驻安源,由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安福、永新、莲花、萍乡、醴陵等县部分农民自卫军组成;第三团,驻铜鼓,由浏阳工农义勇队和警卫团一个营组成。毛泽东亲自到铜鼓指挥秋收起义。

经过一系列的组织和准备之后,9月8日,中共湖南省委发布了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要求16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建设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9月9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和师部在驻地修水县城宣布起义,11日,胜利占领了平江县龙门。在路过金坪准备攻打长寿街时,起义前夕余洒度收编的国民党军一个团(团长邱国轩)突然叛变,向我军袭击,第一团腹背受敌,损失较大,战斗失利,团长钟文璋失踪。部队遂向浏阳方向转移。11日,第二团在安源起义,在取得老关、醴陵、浏阳战斗胜利后,团长王新亚麻痹轻敌,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部队损失严重,人枪大部损失。11日,毛泽东亲自指挥第三团战斗,当天占领白沙,先胜后败,退至上坪。当天晚上,毛泽东在上坪陈锡虞家召开了第三团连以上干部会议。起义部队受挫的教训,让毛泽东开始思考如何保存革命武装和如何把革命继续坚持下去的现实问题。随后,毛泽东要求各路部队到浏阳文家市集合。9月19日,各路部队先后到达文家市。当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了前委会议,讨论部队的进军方向问题。毛泽东在会上科学地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再去攻打城市就好比是鸡蛋碰石头了,提出把革命工作的重心由城市转移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以保存和积蓄革命的武装力量,继续坚持斗争。师长余洒度却“仍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3]。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前委集中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决定暂时放弃攻打长沙的行动计划,沿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湘赣边界向湘南转移。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队伍艰苦转战一个多月,行程4000多里,于10月27日终于将红旗插上井冈山,开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我党领导的又一次著名武装起义,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

二、秋收暴动部队上井冈山的原因考察

(一)客观因素:起义前井冈山周边地区坚实的革命基础

大革命时期,湘赣边界也受到了革命的影响,边界各县基本都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和农会等群众组织,党和革命均有一定的群众基础。1924年2月,马克思主义在吉安广泛传播之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吉安临时支部也成立了。中共吉安党组织的建立就是在创建团组织的基础上实现的。1926年初,由郭化非、刘承休、谌光重等组成中共吉安小组,郭化非为负责人。同年3月,中国共产党吉安特别支部成立,郭化非任书记。中共吉安特支成立后,积极发展党员,到1926年4月共有党员42人,占当时全省党员总数一半以上。

同时,为了迎接北伐,先后派党员到吉安城区、各县发展新党员,建立党组织。随后,边界各县党小组纷纷建立起来。1926年上半年,朱绳武受吉安党组织派遣回到莲花,于7月在坊楼新城小学成立莲花党小组。1926年冬,陈正人受中共江西区委的委派,以指导员的身份回到遂川主持工作,建立了中共遂川特别支部,并任书记。同年6月,欧阳洛受中共吉安特支委派回到永新开展党的工作,于7月下旬成立了中共永新支部。至1927年5月,该县发展500余人入党,成立了中共永新临时县委,欧阳洛任书记。7月18日,宁冈、安福、莲花三县农军会攻永新,救出贺敏学等80余人,后随袁文才部退到永新和宁冈交界的小江山一带坚持斗争,临时县委解体,改为区委,欧阳洛仍为书记。

在井冈山和宁冈,当时已经成立了“清明会”“文明社”等组织。20世纪20年代初,居住在山上人口较多、势力较大的王、罗、李、郭四大土籍家族决定联合起来,共同对外,保护家乡的平安。1923年清明节这一天,四大家族聚集在茨坪“位伦祠堂”,磋商成立了“清明会”,公推王佐为会长,罗冬生、李开昌为执事。“清明会”实际上就是井冈山上联合抵抗外来袭击的群众组织。“文明社”是大革命时期宁冈青年的进步组织。1924年,龙超清、刘辉霄等在省里求学的青年,先后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暑假,龙超清、刘辉霄、谢希安等回到家乡后,在县城(宁冈新城)以反封建礼教、封建习俗为名成立了民众组织“文明社”。他们宣传新文化,倡导新风尚,宣传革命道理,号召妇女剪短发,反对女人裹脚。

1926年7月,中共党员龙超清受党组织派遣,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特派员身份回到宁冈县,筹建了国民党宁冈县党部。此时,还有一支由旧式农民武装组织的“马刀队”,首领是袁文才,他们在茅坪半冈山一带活动,为反抗地主豪绅的残酷压迫,他们劫富濟贫,深得农民的拥护。后袁文才带领“马刀队”30余人10余支枪下山接受“招安”,被改编为宁冈县保卫团。实际上这支队伍已经成为革命的武装了。同年11月底,中共宁冈县党支部成立,龙超清任书记,发展了袁文才等为中共党员。随后,在中共宁冈支部的领导下,农民运动热情高涨。宁冈党员发展到30多人,中共宁冈支部下设5个党团支部。7月下旬,成立了中共宁冈区委。

正当边界各县工农运动迅猛发展之时,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边界各县的共产党组织、农会组织都遭到严重破坏,但是边界各县党播下的革命火种却遍布了各个乡镇。地方党组织和党员坚定的革命意志,边界民众渴望革命的普遍心态,为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党员队伍和革命群众基础,也为井冈山精神的形成造就了最广袤、最基本的土壤。

(二)主观因素:起义失利后革命领导人的果断战略转移

秋收起义部队失利后,在文家市会议上毛泽东决定沿统治力量薄弱的湘赣边界向湘南转移。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促使秋收起义部队最终上了井冈山呢?虽然毛泽东在浏阳文家市会议上并没有明确指出要向井冈山进军,但是他放弃攻打长沙而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的决策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他在关键时刻及时地挽救了工农革命军,并开始了中国革命的第一次战略转移。

到农村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去建立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由来已久的“上山”思想的结果。早在1927年的6月毛泽东召集“马日事变”中从湖南出来的同志开会时,就号召大家回到各自的岗位,“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这是他最早提出的“上山”思想。7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他更加明确地提出了“上山”思想,认为“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7月20日,中共中央、中央农民部发出《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指出:中国革命已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阶段。每省农民运动要人力财力集中在政治军事或交通重要的区域,以树立领导全省运动的中心基础。实行土地革命,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农民的革命政权,并以革命的武装保障其胜利。关于农民武装,在合法名义存在和平时分散、遇战事集中两种形式都不可能时,则可以上山。这与毛泽东思想是完全一致的。8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强调,秋收暴动“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这反映出他的“上山”思想是坚定的。所以,毛泽东婉拒瞿秋白要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请求,而执意“上山结交绿林朋友”。这个“上山”实际上也就是不到繁华城市进行革命,而是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建立根据地。

然而“上山”究竟上哪座山?毛泽东并没有明确指出。一开始退却萍乡,毛泽东的想法主要还是想往湘南走。一方面,湘南的革命基础好,农民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另一方面,去湘南还可以接应南昌起义部队,尔后共同谋划在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事上失利之后,必然要考虑部队退却方向和找一个落脚点的问题。紧急关头,毛泽东先是摒弃打长沙的原定方案,提出退兵湖南汝城。而后又放弃这一方略,决计转兵井冈山。为什么会有这一战略上的重大变化呢?经考察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其一,1927年9月26日,秋收起义部队攻克莲花,宋任穷同志受江西省委委派追到莲花的陈家坊才赶上部队,找到了团部。他是秋收起义第三团在铜鼓时派往南昌向中共江西省委请求下一步行动的联络员,这次他带给毛泽东一封中共江西省委的密信。原来,1927年南昌起义的叶挺、贺龙主力南下广东后,中共江西省委就于8月制定了各有关负责同志分散隐蔽的应对策略。在省委机关已经转入地下状态的情形下,宋任穷在省委的秘密驻地见到了当时的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他回忆道:“汪泽楷看了我带去的信,他回了一封信,是用药水密写的,不知写的是什么内容。他只口头对我讲:‘你们在莲花厅一带行动。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其他的事,信上都写了。”[4]p192毛泽东在汪泽楷的信中看到建议工农革命军开到宁冈去,立刻与前委的几个委员商量,开始余洒度、苏先俊表示不赞同。毛泽东经过一番说服后,以决断的语气说:目前敌强我弱的形势,需要我们退到井冈山这样的地方去。这件事,我会向湖南省委报告的。随后,秋收起义部队继续南下,经三湾、古城,到茅坪,上井冈山,每到一地,毛泽东都会对当地的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和了解。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工农革命军争取了井冈山的地方武装袁文才、王佐的帮助,得以进驻茅坪、茨坪,安置伤员,设立留守处。

其二,毛泽东从文家市出发,一路走来一路调查,详细了解湘赣边界各县的实际状况,得出结论:党在这个地区的群众基础较好,大革命时期各县曾建立过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并有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地方农民武装在这里坚持斗争,他们愿意同工农革命军合作革命;这里有利于作战的地势,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这里的周边各县有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易于部队筹款筹粮;而且这里地处两省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比较远,加之湘赣两省军阀之间又存在矛盾,敌人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整个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最有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

为了解决部队的给养和扩大政治影响,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沿湘赣边游击行进。当时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行至湖南水口时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已经失利的消息。在去湘南已无可能的情况下,毛泽东最终是边走边退,经遂川大汾来到了井冈山。并且,在井冈山与当地的绿林武装首领袁文才、王佐交朋友,成功地改造了袁、王部队,在井冈山上站稳了脚跟。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实现了朱、毛两军的胜利会师,从而最终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所以说,毛泽东选定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并把井冈山作为革命根据地是有一个过程的。

三、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现实意义

工农革命军从秋收起义到上井冈山,为井冈山革命斗争作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现实作用。

(一)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过程中,毛泽东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带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经过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土地革命等革命实践后,最终形成了实事求是闯新路的伟大的井冈山精神。

实事求是闯新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点,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中国共产党在八七会议之前,一直是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想通过中心城市的总暴动,达到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目的。在城市暴动一再受挫、秋收起义部队失利的情况下,在革命面临生死抉择的紧要关头,毛泽东以他独特的思想、非凡的胆略,审时度势,命令各路部队暂停进攻,到浏阳文家市集中。在文家市会议上,毛泽东认为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他很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当时的中国与苏联不同,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农业大国,中心城市是反革命力量最集中、最强大、对革命防范最严的地方,而广大的农村山区则是反革命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山高皇帝远,敌人鞭長莫及,只有先到农村去,聚集革命的力量,然后夺取城市,最后取得全国的胜利。当时的总指挥卢德铭等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因而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关于部队放弃攻打城市、去农村开展游击战争的正确意见。随后部队开始向罗霄山脉中段的广大农村转移,部队边打边退,到了湘赣边界,在袁文才、王佐的帮助下,选择了在井冈山休养生息,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并在实践中开始摸索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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