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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组织工作在长征中的实践

刘永利

[摘 要] 红军长征中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加强政治机关建设,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保证了党对红军的正确领导,使红军指战员为实现党的政治任务而努力奋斗,从而在组织工作上为红军完成战略转移任务提供了保证。

[关键词] 红军 组织工作 长征

组织工作是红军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其任务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加强政治机关建设,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工作是党在红军中全部工作的基础,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保证。因此红军组织工作在长征中的效果直接关系到能否保证党对红军的正确领导,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完成战略转移任务。故红军长征中非常重视组织工作,并为此做出了巨大努力。

一、坚持党对红军的正确领导

由于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至12月初,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四道封锁线,但人员损失过半。

12月18日,黎平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为在川黔边区建立新根据地。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解决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帮助者。会议委托张闻天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于2月8日经政治局会议通过后印发。决定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2月5日后,张闻天接替博古为中央总负责人,2月9日,中央负责人在云南成信县扎西开会,决定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随后,红一方面军在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6月26日,两河口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创造川陕甘根据地。8月3日,中革军委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决定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消灭敌人主力,形成在甘肃南部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并以红四方面军之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之第五、第三十二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从卓克基攻阿坝;以红一方面军之第一、第三军和红四方面军之第四、第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从毛儿盖攻班佑。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8月4日至6日,沙窝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8月20日,毛儿盖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迅速占领岷州,建立陕甘根据地。9月9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从张国焘给陈昌浩的电报得知张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在巴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一部立即北上。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将红一、红三军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并决定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以游击战争与苏联发生联系,创建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9月15日,张国焘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之红四、红三十军分别由阿坝、包座地区南下,计划在川康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建立苏区。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卓木碉另立党的“中央”。

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把红军落脚点放在陕北,提出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新的战略方针。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长征。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立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在中共中央劝导和督促下,加上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对张国焘不断地说服与斗争,又由于红四方面军南下受挫,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南下方针的不满情绪高涨,张国焘被迫于6月6日放弃“第二中央”,接受中共中央北上陕甘的战略方针。

长征中,中国共产党战胜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确立了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制定了红军北上陕甘的战略方针,确立了党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实现了党对红军的正确领导,从而在政治上为红军胜利完成战略转移提供了根本保证。

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

为贯彻落实黎平会议精神,总政治部于1934年12月21日发布《关于实现“创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训令》。训令指出:“号召与团聚全体红色战士在党的正确决定与军委领导下,以百倍的勇气和信心为实现在川黔边创造新苏区根据地而奋斗。”[1]p198遵义会议后,红军各部队传达贯彻遵义会议的精神。例如,《红星》报于1935年2月19日报道:“军委纵队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2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大意和目前全党的任务致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电,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的基本精神,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及目前全党的中心任务[2]p259-261。

为贯彻落实两河口会议决议,《红星》报于7月10日发表《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的社论指出:“党中央关于在川、陕、甘成立巩固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无疑的是我们目前唯一的正确的战略方针。”[3]p568红一军政治部《关于婆罗子整顿工作报告》记述:“赤化川陕甘的问题,我们曾经在毛儿盖整顿时,各连队都已经在干部和党内战士中上了课,开会讨论。这七天是抓紧继续深入这一动员工作。”[4]p164为了贯彻沙窝会议精神,总政治部于8月20日发布的《夏洮战役政治保障计划》要求“各军、师政治部应组织干部的会议,报告与讨论八月五日中央政治局的决议,着重的解释目前政治情况与中央赤化川陕甘的总的战略方针,号召一、四方面军弟兄的团结,最高限度的鼓励作战士气,反对消沉、悲观与右倾机会主义。这个决议应该在一切支部中广泛的讨论”[3]p634。红一、红四方面军各部队按照总政治部的计划贯彻执行沙窝会议精神。

瓦窑堡会议后,红军各部队先后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1936年1月,红一方面军各部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2月,红四方面军各部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例如,红三十军要求部队“深入目前新的形势与党新的策略路线教育,‘坚决执行共产党的新的策略路线……进行广大的宣传鼓动,提高每个战士的杀敌勇气”[5]p348。5月上旬,红二、红六军团“在中甸举行全军团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决议大纲”。“为着使中甸会议的精神传达到党团员中去,已将中央的决议大纲印发到小组讨论,并编成政治教材与识字课本,利用行军间隙上政治课,还举行了测验和问答晚会。”[4]p13

长征中,红军各级政治机关和各级党组织根据中革军委、总政治部的指示和训令及时地组织部队传达中共中央的会议精神,积极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从而保证了党对红军的正确领导。

三、清除王明“左”倾错误对红军政治工作的影响

遵义会议后,党和红军开始清除王明“左”倾错误对红军政治工作的影响。一是恢复红军中党的集体领导制度。1935年2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给项英及中央分局的指示》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2]p250。2月11日,《中央及军委致湘鄂川黔省委及二、六军团关于战略问题的指示电》指出:“为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任、关、夏、肖、王为委员,贺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及红军行动的方针。”[6]p226红军中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为保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奠定了组织基础。红二、红六军团在长征中的每一个重大决策,都是“党和军分会根据当时的政治情况和战略上的要求”[4]p2决定的,部队每一项工作都是根据党和军分会的意旨进行的。红二、红六军团之所以胜利完成长征,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有了党和军分会的正确领导。二是纠正王明“左”倾错误所制造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和冤案,为遭到错误打击的同志恢复工作。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期间任命遭到错误打击的邓小平为中共中央秘书长。随后,总政治部党务委员会又恢复了被错误开除的萧劲光的党籍,中革军委任命萧劲光为红三军参谋长。10月,中共中央制止了陕北苏区正在进行的“肃反”,把受诬陷被捕的刘志丹、汪锋、习仲勋等一大批受冤枉的同志释放出来,恢复了他们的职务。1936年2月8日,林育英为保全廖承志、曾中生的生命致电张国焘,指出:“鉴于历史教训,盼兄负责检查,使扩大化、偏见与单凭口供刑讯的错误早告肃清。廖承志、曾中生即使有反动嫌疑,亦须保全其生命,并给予优待。此为代表团所切嘱。”[5]p356三是纠正对知识分子歧视和打击的错误倾向。1935年2月1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优待技术人员的指示》,要求“各级首长特别是政治工作人员应加强对特种技术人员的领导”。“对于技术特别好的人员,可给予用苏维埃纸票兑换现洋的便利,同时打土豪来的食物用具应多多的分配给他们,使他们不感缺乏”。“已经规定了马匹、特务员、练习生与行李担子的技术人员,应不使他们感觉着缺乏。如果在他们的职务上没有规定这些的话,在他们的生活上确实感着困难的,也可以酌量地增加,对于有病的更要很好地招呼,不要使他们掉队”。要解决他们实际生活中的困难,“使他们很安心的为苏维埃服务”[1]p258。这些规定消除了对知识分子的偏见,调动了知识分子干部的积极性。

四、加强政治机关建设

红军中的各级政治机关是党在红军中的代表机关和政治工作的指导机关,其工作在于加强红军的战斗力,保证党对红军的一切工作和行动的绝对领导。因此,红军长征中重视健全和加强各级政治机关建设。1934年11月1日,任弼时、王震、关向佥、张宗逊关于在第二、第六军团恢复党的工作致周恩来的请示电中指出:针对红二军团在“肃反”中解散了党的组织和取消了政治机关,“我们决定以原六军团政治部为二军团政治部,六军团另成立政治部”。接着,又从红六军团抽调方理明、袁任远、廖聚群、冼恒汉等到红二军团分任师、团两级政委,并“另从六军团调一批同志和四个总支书,设法建立两个师政治部,迅速地普遍建立支部”[6]p210。这些措施对加强红二军团的政治工作和保证党的领导起了重要作用。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关于创造新苏区新的根据地的决议草案》指出:“首先就要加强红二十五军,建立政治工作系统,切实建立政治部的工作。加强连指导员的工作。”[7]p289由于红二十五军按要求加强了政治部的工作,中共鄂豫陕省委两个多月后认为红二十五军“政治部的工作相当建立,工作系统相当建立”,“党的政治的、军事的(工作)都有相当的进步”[7]p296。

1935年1月3日,总政治部《关于到黔北后的政治工作训令》要求各部队“健强与充实各级政治机关的组织,加强巡视工作,能够迅速传达上级指示,与迅速反映下层情况,求得迅速解决各方面所发生的问题”[1]p240。2月18日,总政治部发布《关于由川南回师东向对政治工作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加强政治机关建设,特别要“加强团政治处与连指导员工作的领导与指示,提高指挥员特别是政治工作人员的责任心与积极性”[1]p263。

长征中,红军各部队按照总政治部指示,采取措施加强各级政治机关建设,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在红军中能够顺利贯彻执行,從而保证了党对红军的正确领导。

五、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红军中党的组织是部队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核心。因此只有加强红军中党的组织建设,才能有效地保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为了加强红军中党的组织建设,1934年10月29日,总政治部《关于对目前行动的政治工作训令》要求各部队“加强党的组织与教育,一切工作要依靠党团员的核心作用,应随时检查支部工作与党团员的配备及作用,严格纠正行军中放松党的工作的错误”[1]p162。1935年2月18日,总政治部发布《关于由川南回师东向对政治工作的指示》,要求各部队“以最大力量,在最短的时间,建立连队中支部工作,向支部工作最薄弱的连队进行突击,建立模范支部”[1]p262。红一方面军各部队执行总政治部上述指示,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

4月23日,红六军团政治部《关于改造支部突击工作运动的决定》指出:“创造红军中坚强的堡垒——健全支部——以保障红军争取决战的全部胜利,实为第一等重要任务。”在改造支部突击工作运动中,“必须加强党内与干部的共产主义教育,提高政治文化水平改善支部的会议生活”,“连队支部在执行实际战斗任务中的领导作用,应成为检查与改造支部工作的主要标准”[6]p86。红六军团各部队按照《决定》,开展了改造支部突击工作运动,加强连队党支部建设。

5月2日,总政治部发布《关于支部工作的训令》,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和党组织加强支部工作,“最高度提高支部在连队中的领导作用”,“要使支部在连队中起最高的领导作用”。强调要“健全支委的工作”,要“转变支部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式”,“要消灭支部由书记或指导员包办的现象”,“凡是要经过支委讨论的问题,须经过支委讨论”[1]p273-276。红一方面军各部队认真贯彻执行《训令》,加强了支部建设。6月20日,红一军团《战士》副刊第九期登载了《学习二团模范二连的支部工作》,总结了该连党支部工作的经验,指出由于该连党支部工作开展得好,政治气氛活跃,在战斗中发挥了巨大威力。还登载了《六团的党支部工作赶上去》,批评了六团组织松懈、干部责任心不强、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等缺点,大声疾呼:六团的党支部工作赶上去。8月中旬,红一军“加强对支部各委员的教育”,使“支部会议生活,在部分连队中有了改善,能够根据总支工作计划和本连实际情形,将各项重要工作提到支委会和支部大会讨论,讨论后督促党团员去做,每天有工作检查和支委会的汇报”[4]p167。

由于红军各部队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尤其是健全和加强了连队党支部的工作,使连队党支部在巩固部队、保障战斗任务的完成等方面起着战斗堡垒作用,有力地保证了党对红军的正确领导。例如,红二、红六军团“远征中党的支部一般的保障了政治机关命令的执行,在行军中常能召集会议动员党员团员完成行军计划,在巩固与扩大部队工作中,亦能进行讨论与动员党团员、红色战士进行工作”[4]p33。

六、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共产党员是组织群众和率领群众去实现党的政策的向导。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有巨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长征中,红军各部队的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领红军指战员为实现党的政治任务而英勇奋斗。

1935年2月18日,总政治部《关于由川南回师东向对政治工作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发展党团员,加强党团员教育,最高度地发扬好党团员的积极性与领导作用”[1]p262。红一方面军各部队执行总政治部指示,发展党员,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长征中,每当部队战斗任务艰巨时,总是共产党员挺身而出,冲锋陷阵。例如,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在“强渡大渡河”战斗中,熊尚林等17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奋勇队,利用小渡船,强渡大渡河。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在“飞夺泸定桥”战斗中,廖大珠等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英勇战斗,夺取泸定桥。长征中,红军各部队的党组织重视在行军作战中发展党员。例如,红二、红六军团“吸收那些在行军作战中表现艰苦、勇敢、积极的分子入党”,“发展党员一般是经过支部分配党员谈话填表后,在支部大会上通过,经总支批准”。每次战斗结束后,各部队都根据本单位的情况调剂党员,使连队中保持一定数量的党员,以保证部队的战斗力。“党团员差不多占全体军人百分之四十多,有的只有百分之三十,也有的占到百分之六十、七十的。一般的说来,战斗员中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杂务人员中要比较少些,班长以上干部大多数是党团员。”[4]p33长征中,红军各部队保持一定数量的共产党员,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有力地保证了党对红军的正确领导。

长征中,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制定了红军北上陕甘的正确方针,红军各部队健全和加强各级政治机关建设,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从而保证了红军战略转移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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