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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生态伦理思想的哲学意蕴和当代价值

[摘 要] 习近平的生态伦理思想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本质特征,超越了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生态治理中的合理运用,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的创新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习近平 生态伦理 理论意蕴 实践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站在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围绕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这些论述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理念新颖,梳理和总结习近平生态伦理思想,对于新形势下用新的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习近平生态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有关生态伦理的思想,是在长期理论思考和实践中形成的真知灼见,深刻体现了尊重自然、以人为本、绿色发展的价值理念和治理经验。

1.“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辩证统一。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指出:“中国明确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这是习近平对中国当今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论述,深刻阐明了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本质上是不同的,前者指的是物质财富,强调的是发展;后者指的是生态环境,强调的是自然。但两者绝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也可以相互转化的。“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当两者出现对立时,我们更应该选择绿水青山,突出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两山论”生动形象地反映了习近平生态伦理的主要思想,也表达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2.建设生态文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2014年3月14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从改变自然、征服自然转向调整人的行为、纠正人的错误行为。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不要试图征服老天爷。”

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从“有神论”到“天定胜人”再到“征服自然”“人定胜天”的发展。在过去的三四百年间,人定胜天的思想发挥到极致,人类把自身定位于完全独立于自然之外的统治者和主宰者,“这种统治、征服、控制、支配自然的欲望是现代精神的中心特征之一”[1]p5。在这种观念的制约和影响下,人类追求的目标永远是自然如何符合人类的需要和目的,完全忽视了人的行为是否适合自然的特性和规律,不顾及自然界的承受能力和范围,导致自然界报复了人类每一次的“胜利”。习近平正是在反思当代经济发展模式的缺陷而提出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强调敬畏自然,善待地球上的所有生命。

3.划定生态红线,坚持绿色低碳发展之路。2013年5月24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同时又指出:“生态红线的观念一定要牢固树立起来。我们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非采取最严厉的措施不可,不然不仅生态环境恶化的总态势很难从根本上得到扭转,而且我们设想的其他生态环境发展目标也难以实现。要精心研究和论证,究竟哪些要列入生态红线,如何从制度上保障生态红线,把良好生态系统尽可能保护起来。”

习近平这些论述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划定生态红线,坚持走绿色发展的道路。绿色发展的内涵就是追求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模式,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以效率、和谐、持续为目标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式。具体来说,首先,绿色发展是绿色经济发展理念。一方面,经济行为都必须以保护生态环境作为基本前提;另一方面,从环境保护的活动中获取经济效益,并将维系健康生态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从绿掘金”。其次,绿色发展是绿色环境发展理念。通过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自然环境,维持生态平衡,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保证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最后,绿色发展是绿色社会发展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体现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共进共荣共发展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念。让绿色发展的价值观深入人心,对于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促进绿色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习近平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意蕴

习近平的生态伦理思想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本质特征,超越了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生态治理中的合理运用,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的创新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1.体现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本质特征。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统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自然和历史——这是我们在其中生存、活动并表现自己的那个环境的两个组成部分”[2]p64。这两个组成部分是相互关联和统一的。人离不开自然环境,“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3]p167;同时人又创造环境,在天然自然上打上人的烙印。“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3]p96。人类正是在改造自然界的生产劳动中创造出人化的自然,这种自然的统一才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习近平要求我们在生态保护上要算好账,不能急功近利、因小失大;强调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必须同步协调发展,不能片面追求经济的增长而忽视了社会环境的稳定和发展。

人的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马克思说:“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3]p167人是能动的存在物,具有能动性,但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的活动不可能完全摆脱外部自然的制约,人的能动性的发挥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的。我们应该认识到能动和受动的辩证关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能从人的感性意愿出发,滥加发挥人的能動性去实现活动的目的。人在自然界获得多大的自由,并不单纯取决于人的能动性的发挥程度,而是取决于对人的受动性的认识程度和控制能力。习近平曾指出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自然的惩罚,正是警醒人类不能恣意妄为,不能忽视了人的受动性,人类的行为要受到自然界的制约,否则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会报复我们。

人的内在尺度和自然的外在尺度的统一。马克思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3]p97对象尺度即自然的外在尺度,就是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属性和规律,人的内在尺度是将事物的属性和规律内化为自己的需要、本质力量,然后再以此作为尺度去认识和改造对象世界。人类的活动必须遵从自然界的外在尺度,人的内在尺度的形成要以对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为基础。同时,由于人具有创造性的本质力量,人的内在尺度又不仅仅局限于对客观世界的規律的反映,可以通过改变外部对象的形式来符合自己的需要,使人的活动既符合人的内在尺度的主体需要,又符合作为外在尺度的客观规律。习近平曾指出,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从改变自然、征服自然转向调整人的行为、纠正人的错误行为。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不要试图征服老天爷,正是体现人类的活动遵循自然的外在尺度,人类的内在尺度不是彻底征服自然,这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在新的高度上的辩证统一。

2.超越了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往往把人所具有的某些特殊属性如理性、自我意识、符号交流能力等,视为人类高于其他动物的依据,片面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把人看做是自然的绝对中心和主宰,强调人对自然的支配权,人唯一地具有道德地位,反对自然界的内在价值,把人与自然完全对立起来。习近平的生态伦理思想抛弃了狭隘的、强势的以人类感性偏好出发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主张建立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型关系,坚持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主体性原则、生态原则、公平原则[4]p191-195。即突出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强调人类利益的整体性、共同性、长远性。

第一,主体性原则。习近平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保护生态环境是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突出了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目的和作用。从实践维度看,人与自然是对象性关系,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人类作为一种“能动的自然存在物”,不像一般动物那样消极地适应自然界,而是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主动地去改造外部自然条件,满足自己的需要,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从认识维度看,人具有特殊的文化、知识、创造能力,具有理性、道德自律能力,掌握科学技术。只有人类才能认识到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可能带来的后果,也只有人类才有能力去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从价值维度看,人的价值是本位价值,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如果完全离开了人的利益谈自然界的价值,只不过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因此,人类不仅是实践主体、认识主体,也是价值主体。

第二,生态原则。习近平指出,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界,自然界是人类价值的承载。人类对自身需要和利益的追求不得以损害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其他生物类种的存在为前提,必须树立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新观念。因为人如何对待自然界,实质上就是人如何对待自己的问题,保护自然是为了保护人类自己,保护环境实质上是为了人类能更好、更持久地利用环境,为了人类利益必须保护生态环境。

第三,公平原则。2015年11月30日,习近平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三个未来”的倡议:创造一个各尽所能、合作共赢的未来,摈弃“零和博弈”狭隘思维,推动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多一点共享、多一点担当,实现互惠共赢;创造一个奉行法治、公平正义的未来,确保国际规则有效遵守和实施,坚持民主、平等、正义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创造一个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未来,各国应该加强对话,取长补短,相互借鉴,也要倡导和而不同,允许各国寻找最适合本国国情的应对之策。

公平原则就是要体现在环境问题上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地球作为一个整体、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无论由谁、哪个地区、哪个环节引起的生态平衡的破坏,都会殃及整个地球生命系统,具有“蝴蝶效应”。因此在生态危机面前,谁都无法独善其身,城门失火会殃及池鱼。因此必须维护人类的整体利益。不同国家、民族、信仰、肤色的人都应该具有平等享受自然资源和发展经济的权利,没有理由为了自身的局部利益而去损害其他地区人的利益。而且,贫富差距愈扩大,环境的破坏愈发加剧。国际关系中只有体现公平、公正,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危机。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相对无限性构成一对矛盾,当代人如果为了暂时的局部利益,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和无节制消耗,势必会牺牲后代人的利益,剥夺他们发展的权利,产生不可挽回的后果。因此,反对群体中心主义和个体中心主义,倡导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观、生态观、发展观。

3.唯物辩证法在生态治理中的合理运用。坚持了系统论思维。系统在于“系”,即系统的要素之间以及要素和整体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特定的结构。系统在于“统”,即要素之间联系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自然界本质上是系统。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拉普拉斯的《宇宙体系论》均提出了宇宙是一个整体的观念。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说道:“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而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物体,是指所有的物质存在……这些物体是互相联系的,这就是说,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并且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运动。只要认识到宇宙是一个体系,是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那就不能不得出这个结论来。”[5]p54习近平的生态伦理思想蕴涵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层次性特点,以此对中国的社会发展进行系统的设计,多种因素相互促进,齐头并进,不偏颇,不顾此失彼。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统一,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的统一,物质财富创造与人类精神价值获得的统一。而且,习近平指出环境治理也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标本兼治和专项治理相结合,常态治理和应急减排相协调,本地治理和区域协调相促进,多措并举,多地联动,全社会共同努力,充分体现了以系统论思想来抓好环境治理的工作的思路。

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两点论是指我们在研究事物过程中,既要研究主要矛盾,又要研究次要矛盾;既要研究矛盾的主要方面,又要研究矛盾的次要方面。重点论是指着重地把握主要矛盾或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辩证统一,在看问题和办事情时,既要全面和统筹兼顾,又要善于抓住重点和主流。在“两山”论中,习近平提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这是坚持两点论,表明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都重要;同时又指出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这是重点论的体现,当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一味追求物质利益而损害到我们居住的环境时,我们应该有所取舍,保护环境更为重要。在谈到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环境的关系时,习近平说,“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坚持发展生产力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齐头并进;但“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也就是说,在环境和经济增长两者之间,即坚持两点,同时又强调保护环境是重点。上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在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上,一定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坚持保护优先”。这也充分体现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辩证统一。

习近平的相关论述还体现出了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渐进性和飞跃性、前进性和曲折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要求我们既要求真务实、稳扎稳打,又要与时俱进、敢闯敢拼,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贯彻落实创新理念,改变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工作方式,推动平衡发展,改善生态环境。

三、习近平生态伦理思想的实践价值

近代西方工业文明时代,人类依赖科技的进步战天斗地,把自然界看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宝藏,人类的活动破坏和干预了自然环境的正常运行,超出了地球可能的承载阈值,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一个重要的根源是不合理的生态伦理观,过于看重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了人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本质上是一种唯经济的发展观。经济决定一切,经济增长是最高目的,所有活动都应当服从经济活动,其是否合理只能用经济效益来评价,是唯经济决定论,或称为经济万能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即把社会发展简单地归结为经济的增长过程,归结为人类不断地征服自然、获取物质财富的过程。现代发展经济学和早期的现代化理论,都把社会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将社会的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以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评判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可以用“发展=经济”这个公式概括这种发展模式[6]p33-35。这种发展观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社会发展中,一直占据支配地位。

习近平的生态伦理思想是在思考西方工业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破解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难题,探索人类文明演化规律的过程中提出的,是对当代生态领域人类实践活动的反思和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继承和发展。其核心思想就是树立正确的科技观、生态观、发展观,确立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努力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倡导创新、协调、绿色、开发、共享的经济发展理念,谋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有机协调发展。当今中国社会也面临环境污染严重、环境风险高、生态损失大等环境问题。习近平的生态伦理思想的确立和传播,让我们在思想层面认识到社会的发展需要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坚持绿色发展和生态红线的理念,正确看待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和理论武器。同时,在实践层面为我们制定法律法规、建立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切实加强宣传教育、确定各类主体的责任等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从而使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有切实可行的措施和方法。因此,习近平的生态伦理思想已经成为我们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和科学发展的思想武器与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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