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河洛文化开放包容精神助推“一带一路”建设

陈景娜

[摘 要] 河洛文化是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与洛河交汇地区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是中原文化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华夏文化的源头和主干,是中华民族远古文明之曙光。河洛文化具有传承性、厚重性、开放性、包容性等特点,河洛文化的开放包容精神有利于助推“一带一路”建设。

[关键词] 河洛文化 开放性 包容性 “一带一路”

河洛文化是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与洛河交汇地区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是以我国古代农耕文化为核心的地域文化,形成于夏商,成熟于周,鼎盛于汉、魏、唐、宋。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华夏文化的源头和主干、中华民族远古文明之曙光,在我国5000多年文明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河洛文化以“河图”“洛书”为标志,对其他地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之根。它以夏、商、周三代文化为主干,延续为儒家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性。它以洛阳古都凝聚的文化精华为核心,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厚重性。它以河洛人口南迁和丝绸之路为途径,把这一优秀文化传播到海内外,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开放性。它广泛吸纳其他文明,使其成为自己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其他文明和睦相处,体现了它的包容性。

一、河洛文化的开放包容精神

(一)河洛文化的开放性

河洛文化自产生以来,没有故步自封,而是向域外传播,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周武王选择伊洛一带,特别强调“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逸周书·度邑篇)。洛汭是洛水入黄河处,在今巩义市市区北;伊汭是伊水入洛水处,在今偃师市域西南。以此为中心的河洛地区,地势平坦开阔,没有明显的障塞险阻,适合古人建都的要求。这是因为都邑是“都国诸侯所聚会”,是四方交往的中心,政治、经济的枢纽。周公在确定成周位置后说:“此天下之中,诸侯四方入贡职,道里均矣。”(史记·刘敬传)这表明周朝重视新都应当便于四方的往来相聚。后来建都洛阳的王朝也常有类似的考虑。韩国磐认为,东汉都于洛阳,“除客观上长安残破的原因外,主要是洛阳有其主观上的优势”。他引述班固《东都赋》对洛阳的描写:“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辏。”[1]p7“土中”即天下之中,“平夷洞达”即“居易无固”,其思想是一脉相承。在这里形成的文化传统,自然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

河洛文化向外传播,“丝绸之路”是重要途径。“丝绸之路”分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丝绸之路”是指西汉时期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广义的“丝绸之路”,不但包括张骞开辟的经过今甘肃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通往亚洲大陆、欧洲以及非洲的陆上“丝绸之路”,同时包括中国与日本、朝鲜以及印度、非洲联系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亚洲、欧洲、非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通过“丝绸之路”,中原地区乃至中国的优质商品被输送到亚洲、欧洲、非洲多国,当地民众对来自中国的商品推崇有加,争相购买,有的商品成为上层社会人士的奢侈品,成为他们社会地位的象征。特别是中国的“四大发明”,通过“丝绸之路”传到其他地区,对人类的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例如,东汉时期造纸术曾为中国古代科技领先于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纸制品开始在西域以及更远的地方出现;中国古代印刷术是沿着“丝绸之路”西传的技术之一,唐朝时期印刷术已经传到西域。

(二)河洛文化的包容性

包容性通常是指某些社会个体或社会主体能够包容客体的特性。在思想文化领域,包容性是海纳百川、吸纳其他文明成果,成为自己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包容性是河洛文化的本质特征之一。河洛文化所吸收的外来文化,从内容来看,有原本不属于中原民族的异质文化;从文化生成的地域看,有原本不属于中原民族的异域文化。例如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带入的北方鲜卑等民族的文化,以及南亚传来的佛教文化等,既是异质文化,又是异域文化,在传入河洛地区并同中原文化融合之后发生了变异,成为河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河洛文化以及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兼收并蓄;二是求同存异。这是河洛文化乃至中华文化不断具有新鲜活力和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丝绸之路”不仅是河洛文化向外传播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途径。“丝绸之路”开通后,河洛地区成为华夏文化传播中心,而且成为中外文化交汇中心。河洛文化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并推动了河洛文化向前发展。在历史上,洛阳曾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国际大都市,“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河洛文化伴随着中原地区的物产到达“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当地民众通过中国商品认识河洛文化,继而认同中国。先进的河洛文化像磁石一样,吸引着西域以及世界各国不断派出使者,经过“丝绸之路”到洛阳开展贸易,学习中国文化。隋唐时期,洛阳既是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又是文化传播中心,其文明程度远远超出当时世界其他地区。因此,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来到洛阳,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仰慕中华文明,长期定居下来。在洛阳发现的外国钱币,有东罗马金币、波斯萨珊朝银币、日本和同开尔银币、尼泊尔银币等就是有力的例证。

外来文化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佛教。东汉初年,佛教正式传入洛阳。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汉明帝刘庄派遣中郎将蔡喑、秦景、博士王尊等18人去西域访求佛法。蔡喑等人于大月氏遇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人与之东归。永平十年(公元67年)回到洛阳,并将所得佛教经卷用白马驮回,汉明帝建精舍供他们居住,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寺院洛阳白马寺。迦叶摩腾、竺法兰在白马寺翻译的《四十二章经》,是中国最早的佛教经典。在洛阳东郊的福先寺,既有女皇武则天御书浮图碑文、画家吴道子的“地狱变相”壁画,还有印度僧人阿弥真那、善无畏、菩提仙那和日本僧人荣睿、普照禅居修法的场所。佛教源于印度,来中国后,扎根于洛土,并在河洛发扬光大,河洛人对外来的思想和艺术体现出包容的接纳心胸,以至北魏时洛陽一度被称为“佛国”。

二、“一带一路”是对外开放大战略

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有关国家积极响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2013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时强调,铺就面向东盟的海上“丝绸之路”,打造带动腹地发展的战略支点。2014年,国务院将“一带一路”战略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3月,为推进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我国政府又制订并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愿景与行动意见》。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根据国际和地区形势的深刻变化,以及中国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经济体系,促进沿线各国加强合作、共克时艰、共谋发展提出的战略构想。

经过39年的对外开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和有利条件下,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今天,我们的对外开放已经由引进外资为主,转变到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新阶段。这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我国经济渐深融入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大战略,需要秉持开放的精神,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推动区域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当今中国经济文化和世界经济文化高度关联,要实现中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一以贯之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提升沿海地区开放水平,深化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开放,实施向西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有利于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一带一路”符合中国和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历史上,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同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东非、欧洲经贸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共建“一带一路”,有利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国家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项目将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发掘区域内市场的潜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增加就业,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

三、河洛文化开放包容精神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建设的空间范围广阔,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东连亚太经济圈,西接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将成为“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以连接中外海上贸易交通线为平台和载体,由此促进中外经济贸易和人文交流关系。它涉及同中国相邻的东南亚,延伸到广阔的印度洋海域,即大约几十个陆上和海上邻国及周边国家,与我国经济结构有较强互补性。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不只是由中国人开拓出来的,也是“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当前的“一带一路”建设也不应只是中国努力、中国“独唱”,应该充分调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积极性,共同参与进来,形成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国情千差万别,社会制度、文化、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不能“一刀切”,更不能搞一个模式。应弘扬河洛文化的包容精神,充分利用沿线国家的经济、区位、文化等多方面优势,努力形成深度交融的互利合作网络;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体现各方智慧和创意,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各方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倡导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可以将自己的规划和项目与沿线各国的规划和项目结合起来。例如,哈萨克斯坦正在實施的“西欧·中国西部”国际公路运输走廊项目,契合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

古代陆上、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及当前我国的友好邻国均可参与。中亚、俄罗斯、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是优先方向,中东和东非国家是“一带一路”交汇地,欧洲、独联体和非洲部分国家也可融入合作。未来“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的很多项目,涉及国家和实体可能更多,开放性更强。未来“一带一路”建设应当形成基于多条经济带的纺锤形经济网络,与俄罗斯、中亚国家推动的欧亚发展带相互衔接,覆盖整个欧亚大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一带一路”将会形成许多交汇点。

“一带一路”建设是基于各国文化认同、平等框架下推动的经济合作,底蕴是“丝绸之路”文化。作为合作发展的新理念和新倡议,体现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精神,秉持开放包容精神,依靠我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合作性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陆续推出基建、交通的互联互通及贸易投资的便利化等措施;依赖“丝绸之路”经济、人文、贸易的千年传承,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建设“一带一路”,这不是追求建立经济区域一体化组织,不刻意追求强制性制度安排,不会与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10+1)等既有合作机制产生恶性竞争,还会为这些机制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

“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内涵是致力于实现“五通”,包括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这是一个复杂、包容、开放的系统工程。有关国家可以由易到难、以点带面、由线到片,逐步形成更大范围的区域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是平等参与者和建设者,共同商议、共同建设、共同受益。“一带一路”优先领域和早期收获项目可以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也可以是贸易投资便利化、产业合作、金融合作、人文交流、人员往来。在“一带一路”平台上,相关国家将政治互信、地缘毗邻、经济互补的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优势,目标是政通人和、互利互惠、共同发展。“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虽然是中国倡议,但这是一个多元、开放、需要区域内各国共同推进的合作进程,通过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把各国紧密联系起来。

参考文献:

[1]洛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张荣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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