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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与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

刘亚芬

[摘 要] 二战后,美国“扶蒋反共”对华政策发生演变,具体表现在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政治活动之中,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人对美国大使的态度。司徒雷登由最初作为“驻华大使的最佳人选”,发展到“对华政策的执行者”,最后成为“无奈的离别者”。从人们对司徒雷登态度的转变中,可以窥出美国对华政策的微妙演变。

[关键词] 司徒雷登 对华政策 中美关系

二战后,美国将中美关系与美苏关系紧紧联系在一起,从美苏关系出发制定对华政策。正如资中筠所言:“1944年10月史迪威事件可以算是序幕。那时以扶蒋为主,客观上起了压制中共的作用;1945年4、5月间,欧战结束时,扶蒋反共作为一项政策确定下来,并且在实践中逐步升级;1948年之后,对扶蒋日益不情愿,但是为了反共,不得不扶蒋;1949年至1950年上半年,考虑从这一政策中撤退,终未果。”[1]p346而司徒雷登从最初作为驻华大使的最佳人选,到担任大使期间积极执行“调停国共内战”、“敦促国民党政府进行全面改革”的美国政策,再到最后被召回,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过程。

一、“驻华大使的最佳人选”

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偶然。政治的需要以及他的个人经历使他成为该时期美国驻华大使的最佳人选。

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自1945年12月来中国接替赫尔利担任驻华大使以来,经历过多番努力,调处国共两党纷争,但是以调停失败而告终,国共内战濒临爆发的边缘。此时马歇尔希望选任一位驻华大使,赢得调停转机。美国政府此时正试图修补自身立场,考虑到如果任命魏德迈出任大使,可能会加深中共对美国立场和意图的疑虑,损害美国作为调停者的影响力,因此放弃对魏德迈的选择,目标转向在此前后与蒋介石、马歇尔会面的司徒雷登。

而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宏观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都需要司徒雷登成为美国驻华大使。因为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又是来华传教士夫妇的后代,在中国生活若干年。在此期间,他虽然没有走进中国政治,但为了争取各界对他办学的支持,在传教和教育事业中,广泛结识了各界要人,并与他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为同一宗教信仰的缘故,司徒雷登与蒋介石夫妇建立了较为融洽的关系,而且国民政府的多名高官都与他是好友,比如孔祥熙、孙科、宋子文等。在共产党方面,20世纪30年代,司徒雷登就曾与周恩来、王明、博古等人有联系,特别是抗战期间,司徒雷登为了了解内地局势进展,多次接触共产党。1940年,他与周恩来、董必武进行过长谈。1945年9月,他在重庆的一次招待会上认识了毛泽东,并且通过燕京大学的学生龚维航(即龚澎)的安排与毛泽东和周恩来共进午餐。1946年,叶剑英为司徒雷登七十大寿送来祝贺。特别是司徒雷登为了抗日而身陷囹圄三年零八个月,使他在华赢得很高声望。

正是由于司徒雷登这种难得的经历和优越的条件,外加1944年底被美国派到中国人驻华大使的赫尔利在中共心目中留下美国偏袒国民党的印象,司徒雷登被马歇尔在调停濒临失败时选为帮手,以进行最后的努力。1946年7月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初期,各界人士看到调停的希望,纷纷表示欢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叶剑英等人先后发表讲话,对这项任命表示欢迎。在司徒雷登到江西庐山递交国书时,蒋介石也对他表示欢迎。

二、“美国对华政策的执行者”

司徒雷登自上任到1949年8月离开中国,作为驻华大使的他进行了很多政治活动,促使他从一个校长转变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执行者”。

司徒雷登出任大使正是马歇尔调停失败之时,此时的美国想保持雅尔塔协定中关于中国问题“既相互防范,又相互制约”的格局,避免给苏联创造不从东北撤军和支持中共的机会,所以希望尽量避免中国内战,在中国建立一个和平统一的政权,蒋介石政府自然是最佳选择。同时美国又不希望中共倒向苏联,所以希望司徒雷登大使能够凭借在中国的声望阻止内战,致力于国共和谈。因此,司徒雷登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协助马歇尔调停国共内战。他从庐山回到南京后,直接介入停战谈判,但多次周旋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张家口战役爆发后,司徒雷登向国民党谈判代表表示,如果目前的局势继续下去,他和马歇尔将军“将有可能退出调停,并继而撤销美国对中国的其他支援”[2]p293。然而,在杜鲁门总统没有明令中止调停工作之前,他们不得不日复一日地周旋于国共两党之间,然而效果甚微,甚至适得其反,其角色和地位日益尴尬。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今天不啻是一个纷扰的日子。马歇尔将军很坚决地要求杜鲁门总统把他召回。蒋介石进军张家口,同时又利用马歇尔将军和我继续和平谈判,这会连累美国方面的信誉。我向共产党提出若干条建议,其中四点总算得到他们的同意……”[3]p18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久拖无果的停战谈判的深深倦意和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美国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另一方面又想避免卷入中国内战的自相矛盾的对華政策,导致司徒雷登致力于国共和谈的工作必然走向失败。随着蒋介石一意孤行要把战火烧向全国,司徒雷登劝和促谈的工作最终不得不黯淡收场,转而奉美国政府的旨意全力支持国民党政府。

从1947年初到1948年底这段时间里,美国都在努力抢救国民党政权这艘千疮百孔的沉船。经过司徒雷登的政治调停,在1947年上半年美国基本上还是持观望态度。在2月7日国务院远东司提出的对华政策中提到:“继续鼓励中国通过谈判和协议的民主方式达成统一”,而且期待出现“中间力量”。马歇尔当时请司徒雷登出任大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让司徒雷登凭借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影响,扶植“中间派”。马歇尔曾说:“唯一解决中国目前困难的办法,就是把中央政府中的反动派赶走,而代之以国共两党中的自由派。”[1]p125所以如何能够在国民政府现有的基础上实现这一目标,只有在改造国民党和吸纳共产党的基础上,并通过对政府改组施加影响,建立起一个多党联合政府,使其在人事变动上尽量符合美国意图。实现这一意图的途径就是通过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国共两党之间的沟通与游说。

帮助国民政府进行改革,是司徒雷登出任大使期间的另一项主要活动。1946年7月,在与蒋介石会面时,他便提出国民党需要通过内部改革来消除弊端,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虽然政府已经改组,但这只是从表面上对国民政府进行了改进,并未使其执政基础发生根本性改变。司徒雷登对局势表达了悲观的估计:“政府处境继续恶化,行政上仍旧无能,这仍属基本趋势。现在中央政府犹如病入膏肓的病人,衰弱不堪。”[4]p130于是,在美国国会批准了《1948年援华法案》后,司徒雷登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特意提醒:“对这笔美援要使用得当。如果美国援助能以数量和合乎胃口的方式求实现,便可能迅速把局势转为有利于我。反之,如果我们的计划被认为不足或令人不悦,或者似乎不够有效,那么现在政府中的某些分子的不满将随时发生,这不只是可能而已。”[5]p852司徒雷登在给马歇尔的报告中说:我们常被询问,为何采取保全这样一个好像已在自取灭亡的政府地位,而其实反是在替共产主义的传播铺平道路的政策。我们虽以蒋委员长反共的坚决立场来回答这种询问,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立场也仅仅是徒有虚名而已。蒋政权如果再继续下去,将使整个国家陷于混乱的深渊,而共产党也将因此取得权力,或者使急于要保卫自己的地方领袖们取得权力[5]p886。由此可见,司徒雷登大使对自己一直以来寄予希望的国民政府改革逐渐失望,因为在敦促改革过程中,他既希望美国给予中国大量援助,以物资和技术的支持,为国民政府改革提供条件,同时他又担心失去“美援”这一砝码,无法使国民党听从美国政府意见,他就是在这种矛盾的心理下督促政府改革的,而上述现实情况逐渐让他走向无奈。

三、“无奈的离别者”

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并未随其他外交使团与国民政府南迁广州,而是试探性地与共产党接触,欲访问北平,但未成行,最终无奈离华。司徒雷登与北平的这一次失之交臂,不仅是他个人生涯和政治生命中的一桩憾事,更是中美关系走向敌对和隔绝的一个征兆和标志,是历史的一大不幸。

1949年5月到6月期间,凭借黄华(中共派到南京任军管会外事处处长)曾经是燕京大学学生的这层关系,司徒雷登以及秘书傅泾波与黄华进行会晤,探讨中美关系。6月8日,傅泾波向黄华试探,司徒雷登能否像往年一样回燕京大学过生日,并与中共高层会面,获知中央方面意见,以便他返美后对美政府进行活动更有力量。黄华将此事报告给北平后,中共中央考虑,通过非官方联系较好,遂授意燕京大学校务长陆志伟致函司徒雷登,邀请他访问燕京大学。司徒雷登接信后又要求黄华问明中共中央意图。6月28日,黄华告知司徒雷登,得到周恩来答复表示允许他燕大一行,并有可能满足他与中共领导人会晤的愿望。次日,“司徒雷登向国务院请示是否同意北平之行,7月2日,国务院回复训示勿去北平”[3]p149-150。7月20日,司徒雷登再次致电美国国务院,要求允许他去北平会见毛泽东和周恩来,25日国务院来电催促必须离开中国。8月2日,司徒雷登离开南京,返回美国。

司徒雷登大使被美国国务院召回,北平之行未果,而且8月5日司徒雷登刚抵达美国夏威夷岛时,美国国务院就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意图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南京解放后,美国当时的决策是暂不承认新中国,并设法劝阻英国等国这样做。与此同时,亲蒋反共势力在美国逐渐增强,鼓吹在军事方面援助蒋介石及其在华的一切反共势力,因此对华政策成为国内党派斗争的一个议题,问题更加复杂化。而美国政府政策的制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舆论、公众心理的制约。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75%的美国人知道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反对与支持“派一位大使与中共政权交涉”的比率大概为2:1。所以美国政府训示司徒雷登“勿去北平”,并将其召回。美国对华政策与政府的其他对外政策是纠缠在一起的,如果杜鲁门对中共不采取强硬措施,就会受到国内扶蒋派和共和党等反对。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美国战后的冷战政策和当时国际关系中“零和博弈”的局面,使得“扶蒋”与“容共”成了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美国政府出于当时的根本利益考虑,只能扶蒋而弃共。美国决策集团也正是在这个时段形成了把台湾和大陆分割开来,扶助台湾蒋介石集团以为实现自身利益之工具的政策思想,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海峡两岸长期无法统一的局面。

客观来讲,在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期间,无论是调停中国内战,还是在美国所能影响的范围之内敦促蒋介石政府进行改革,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作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却不得不执行美国的对华政策,虽然他也保留自己的个性,有时候未完全按照美国政府去做事,会采取一些变通式的处理方式来协调中美关系,但都不可能离开美国对华政策这个轨道太远。

对于司徒雷登,在任驻华大使之前办了一些教育,这点应该给予肯定。但在任驻华大使后,他作为美国的政治官员,必然要考虑美国政府利益,成为美国政府在华政策的代表,他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国利益。由于美国对华政策本身的矛盾性以及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他本身也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牺牲品与替罪羊。国共之间争持的“残局”本来就很难破解,外加美國政府内部对华政策的不一致性,因此不管是司徒雷登还是其他大使,都不可能实现美国想要的符合美国利益的局面。中国的现实政治问题要靠中国人自己才能解决,美国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对中国施加影响,不可能替中国人解决实质问题。再则,司徒雷登一个人的力量何以影响历史?所以我们要客观地看待司徒雷登任驻华大使那几年的所作所为。

参考文献:

[1]资中筠.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M].陈礼颂译.合肥:黄山书社,2009.

[4]肯尼斯·霍·约翰·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M].尤存与牛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

[5]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责任编辑/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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