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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毛泽东确立初心的三次关键选择及启示

周伟东

[摘 要] 初心来之不易。青年毛泽东确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初心经历了十年探索,三次关键选择。第一次是选择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和湘乡驻省中学,开启了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第二次是选择湖南一师,树立了教育救国的理想;第三次是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共产主义革命救国的道路。三次选择始终围绕一个核心,即救国救民。青年毛泽东确立初心的历程启示我们:共产主义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个人梦要与国家梦紧密结合;共产党人的初心和全国人民的初心统一于中国梦。

[关键词] 青年毛泽东 初心 选择 救国救民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在建党95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共产党人的初心主要是指选择共产主义信仰。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已近百年。也许是走得久了,人们容易忘记来时的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还将继续长期并存的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何处去成为一些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困惑。要知去向,必先弄清来路。因此,回顾青年毛泽东确立初心即选择共产主义信仰的历程,会对时人有所启发。青年毛泽东确立初心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其中有三次关键选择作用甚大,影响深远。

一、选择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和湘乡驻省中学:开启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

毛泽东1893年出生于湖南湘潭县韶山冲,小时候住在湘乡外婆家,8岁后回到韶山读私塾。1910年,17岁的毛泽东前后读过“六年孔夫子”,打下了坚实的传统文化基础,但科举已于1905年废除,走传统科考道路已无可能。当时他面临两条道路的选择:一是到湘潭米店当学徒,一是进新式“洋学堂”东山高等小学当学生。

父亲毛顺生的本意是让毛泽东去湘潭米店当学徒。因为毛家是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富农,毛顺生一面耕种,一面从事贩卖稻米的生意。通过勤劳耕作、精心经营,毛家慢慢发家致富。于是,毛顺生按自己的人生经验和见识规划了儿子们的未来,设计了毛家进一步发展的道路:长子泽东读书6年,能说会道,到湘潭米店当学徒,学成之后,开设毛家米店;二子泽民(时年14岁)勤快精明,在家里主持耕作、大米加工。长子主外,次子主内。从个人发家致富的角度看,毛顺生这个方案堪称完美。但是,青年毛泽东却执意要去东山高等小学堂念书。

为什么这样选择呢?因为他有一个伟大的梦想——救国救民。读者诸君可能会问,一个山沟的孩子的救国救民思想是怎么来的呢?它主要来源于毛泽东早年的劳动体验和读书思考。1907至1909年,毛泽东停学在家务农,白天劳动,晚上看古典小说。参加农业劳动使他体会了劳动的艰辛,对劳动人民深深同情;晚上看小说,他喜欢思考,发现小说中写的都是一班文官武将才子佳人,没有一本写农民的书,萌发了为农民写书的愿望。这是他救民思想的萌芽。其救国思想主要是受了1907至1910年所读的三本书的影响,即清末郑观应著《盛世危言》、冯桂芬著《校邠庐抗议》和日本人中岛端的《支那瓜分之命运》。受书中危机意识、改良兴国、中体西用等思想的影响,毛泽东开始树立救国的理想。他非常清楚,要实现救国救民的梦想,只有进新式学堂求知储能。因此,毛泽东十分想去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

但这个愿望遭到了父亲毛顺生的强烈反对。毛泽东动员了自己的老师和亲友轮番劝说父亲,最终得到了父亲的同意。临行前,带着感激与对未来的憧憬,毛泽东改写了一首诗送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1]p8这首诗充分反映了少年毛泽东志存高远、胸怀天下的伟大抱负。

东山小学堂,是湘乡士绅为培养湘乡子弟而建的一所贵族学校。清朝末年,在曾国藩的领导下,湘乡人为主的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为清朝重新打下半壁江山,朝廷论功行赏,很多湘乡人升了官发了财。为了培养他们的子弟,湘乡人比较重视教育,积极办学。毛泽东也算半个湘乡人,他外婆家是湘乡的。他表哥文运昌就在东山小学堂读书,因此他能获得东山小学堂的一些信息。毛泽东考入东山小学堂后,按照教员出题曾写《言志》《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多篇文章,因写得好而全校出名,深得校长和教员特别是国文教员的喜欢[1]p9。校长李元甫甚至惊呼他为“建国之材”[2]p9。

在东山小学堂,毛泽东收获了新知。譬如,第一次上物理课,第一次上地理课,第一次上英语课,第一次上音乐课,特别是第一次接触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非常崇拜康梁。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到东山小学真是“土包子进了洋学堂”,大开眼界。据说在东山小学堂的那帮贵族子弟看不起大龄穷学生毛泽东,但是毛泽东不以为然,充满自信,他改写了一首诗自勉,即《咏蛙》:“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3]p339-341此诗大气磅礴,彰显清修大志、敢为人先、成就大业的雄偉气魄。

由于毛泽东的基础好,学习勤奋,半年时间就学完了小学六年的所有课程。在期末时,毛泽东又面临新的选择。李元甫、贺岚岗与谭咏春三位先生坐在一起,谈起了毛泽东今后的学习与成长,认为东山这个小池塘已没办法容下毛泽东这条龙,他应该到省城中学去深造。恰好贺岚岗老师将赴长沙湘乡驻省中学任教,李元甫极力推荐毛泽东跟随他去报考湘乡驻省中学。

湘乡驻省中学,前身为湘乡试馆,是在曾国藩的倡导下创办的,为赴省城长沙考功名的湘乡子弟提供各种便利。1905年,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湘乡籍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禹之谟,筹资将湘乡试馆改建成湘乡驻省中学,旨在培养民主革命和工业技术方面的人才。

在湘乡驻省中学,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三次变化:一是转变政治立场。清朝末年,一些人以剪辫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反清立场,青年毛泽东受其影响,和同学相约剪辫以示反清。面对其他同学的退缩,他和同学胡崇诚不仅首先把自己的辫子剪掉了,而且把其他同学的辫子也强行剪掉了,表明其立场十分坚定。二是第一次发表政见。时值辛亥革命前夕,政局剧烈变动,革命思潮涌动,深刻影响着青年毛泽东。他第一次看到了同盟会办的《民立报》,接触到许多革命言论。当读到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新闻时,思想受到猛烈冲击。在革命思潮的鼓舞下,他写了一篇时政评论文章,贴在学校的宣传栏里。他在文章中提出:只有赶走列强,推翻清朝政府,中国才有出路,人民才能生存;应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4]p18。这是他第一次发表政见,可能观点有些不够成熟。因为他还没有搞清楚康、梁和孙中山的区别。但是,这至少表明他赞同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三是投笔从戎,参加辛亥革命。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当时,一个革命者到学校“作煽动的演讲”。受其鼓舞,毛泽东决定投笔从戎,参加辛亥革命。不久,毛泽东参加了湖南新军,新军发给他一支“汉阳造”步枪。这样,毛泽东由同情革命转变到实际行动。

二、选择一师:树立教育救国理想

辛亥革命很快就胜利了,建立了民国。毛泽东认为当兵的目的达到了。因此,他决定退出新军,回到学校继续求学。

这时,湘乡驻省中学已经停办,教室成为兵营。回到驻省中学是不可能了,选择什么样的学校读书成为青年毛泽东面临的一大难题。辛亥革命后的长沙,新式学校就像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招生广告铺天盖地。毛泽东看得眼花缭乱,莫衷一是,他先后报考警察学校、制肥皂的工业学校、法政学校、商业学校。受“实业救国”思潮影响,毛泽东最终考进湖南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希望能够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但是进去之后才发现,这所学校一大半课程都是用英文讲授的,这让英语基础不好的青年毛泽东感到吃不消,短短一个月就自动退学。

1912年3月,毛泽东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湖南省立一中。在省立一中学了一段时间,毛泽东发现省立一中的课程太浅显,感觉吃不饱,认为在校读书不如自学,于是在放暑假时就自动退学自修。

他的自修地点在长沙定王台湖南图书馆。在那里,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图,在地图上根本就看不到湘潭,才知道世界很大,要学的东西很多,要做的事情也很多。在那里,他就像“一头牛闯进了菜园子”,大量涉猎了各种中外书籍,特别是近代西方民主思想和科学读物,例如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这半年自学,对青年毛泽东的成长是非常有价值的,相当于接受了一次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启蒙。

然而,新的问题发生了。这年底,毛泽东回韶山过年。望子成龙的毛顺生,见儿子既没进学校读书,又没去谋职,认为是不走正道。责令毛泽东一定要再去报考正规学校,否则就断绝他的生活来源。因此,毛泽东决定重新回到学校读书。回长沙后,听说湖南省立第四师范不收学费、膳宿费很低、毕业后当教师,他产生了浓厚兴趣。当然,更主要的是当老师符合毛泽东当时的志愿。当年四师的招生广告上有这么一句:“国家之盛衰视人才,人才之消长视教育,教育之良窳视师范,师范者,教育之教育,固陶铸国民之模范,造就青年中国之渊泉也。”这句话打动了他。一年前,他报考省立一中的试题就是《民国肇造,百废待兴,教育、实业何者更为重要》,他的立意是“以教育为主腦”,对“教育救国”思想有深刻认识。经过再三权衡,觉得自己将来最适合当教师,为国家发展培养人才。选择师范意味着选择教育救国的道路。

一年后,湖南四师并入湖南一师,统称湖南一师。湖南一师前身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栻1161年创办的城南书院,培养了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黄兴、陈潜等杰出人才。从1913年到1918年,毛泽东在一师整整读了五年半。在此期间,毛泽东勤学苦读,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为后来从事革命工作、成为一代伟人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50年,毛泽东曾对一师老同学时任一师校长周世钊回忆说:“我没有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读书最久的地方是湖南第一师范,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好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

毛泽东在一师收获颇丰,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获得了比较系统的知识和学问。毛泽东的读书方法是“先博后约,先中后西,先普通后专门”。他首先关注的是传统典籍,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思想家的著作,从二十四史到《资治通鉴》,从《昭明文选》到《韩昌黎全集》,从《读史方舆纪要》到本省县志,他都认真研读。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开列了77种古代经、史、子、集的著作作为研究学问的必读书目。1916年后,他把学习的重点放在哲学、伦理学上,并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对于哲学和伦理学,他主张探索世界的大本大源,对人生、历史、社会、国家等问题都有深入的思考,希望从各种学说中找到世界的本源。通过哲学思维,毛泽东把各科知识融会贯通起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知识和学问。

第二,培养了信心和胆识。历史上,中国人习惯敬畏天地,讲究君臣父子那一套服从思想,唯独没有自主性和自信心。毛泽东一反传统,提出“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观点,极富革命性和斗争性,显示出毛泽东强大的自信心。毛泽东的自信应与他的唯我论有一定联系。1917至1918年,他在读《伦理学原理》时批注说:“盖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即成宇宙。”[5]p204他看到了个人对整个宇宙的重要性,充分肯定了个人的价值,有利于树立强大的自信心。通过学习《伦理学原理》,毛泽东甚至参透了生死。他说,人不过是自然界的一种物质,物质不灭,人也不灭。生即是物质和精神集合在一起,死即是精神和物质解散,不必畏惧。毛泽东原本有湖南人的霸蛮精神,经过唯物论的启发,他的胆识获得了一个飞跃。其胆识可以从他指挥的第一次军事行动中得到印证。1917年11月,护法战争期间,北洋军和粤桂联军作战失败,从湖南衡阳沿铁路向北溃退到长沙城南的猴子石一带,因不知城内虚实,在那里徘徊不前。湖南一师位于城南,是溃军必经之地,随时可能遭受劫掠。学校领导准备将师生疏散到城外暂避。担任学友会总务的毛泽东建议,让学生自愿军对付溃军。校方同意了他的建议。面对一支3000多人全副武装的溃军,毛泽东组织学生自愿军拿着木枪,联络警察,趁着夜幕把溃军包围起来,一面大放鞭炮,一面鸣枪喊话“缴枪不杀”。在这种突然袭击下,张皇失措的溃兵纷纷缴械投降。长沙免去了一场兵灾。事后,人们称赞毛泽东“浑身是胆”。

第三,坚定了救国救民的志向。1914年,一战爆发,日本为了扩张自己势力,对德宣战,并占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势力范围。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5月7日,日本下最后通牒,袁世凯答应了日本的大部分要求。消息传来,民情激愤。毛泽东在一师出的爱国文集上题写了四句话:“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5]p10表明了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救国志向。为了救国,毛泽东甚至愿意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他说:“齑其躬而有益于国与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5]p121915年秋,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征邀有志爱国、敢于牺牲的青年结为朋友,为救国而迈出了寻找同志的第一步。当然更主要的是在日常学习生活中集合追求进步、有共同语言的同学和朋友探讨国家大事。经常讨论这类问题的人有15个左右,讨论的次数有100多次。在此基础上,1918年4月14日,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发起成立了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表明了他们通过学术和教育救国的基本理念。

第四,积累了较广泛的人脉。老师圈中的著名人物有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易培基、孔昭绶等。杨昌济老师后来介绍毛泽东认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章士钊、蔡元培等著名人物。同学朋友圈中的著名人物有蔡和森、何叔衡、罗章龙、李立三、李维汉等等。毛泽东的亲友中,很多人后来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成为党的重要领导人。这批优质的人脉资源是毛泽东事业成功的重要基础。

第五,获得了初步的社会实践经验。毕业后,毛泽东回到一师附小当了两年校长,并利用这个平台从事革命工作。毛泽东办学的初步经验就是从一师获得的,为他后来办农运讲习所、办抗大、办中央党校奠定了基础。小学校长这个身份对毛泽东从事革命事业也有帮助,有利于宣传马列主义、创办党团、组织民主运动等等。陈独秀、孙中山看中毛泽东,可能或多或少与其小学校长的身份有一定关系。

三、选择马克思主义:踏上共产主义革命救国的道路

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范围很小。十月革命后,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在此背景下,青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不断加深,结合自己的政治实践和思考,逐步放弃了教育救国和改良主义思想,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对共产主义信仰的选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18年8月以前,初步接触各种社会主义。毛泽东最初接受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社会改良主义。1911年底到1912年初,毛泽东当兵期间,从报纸上读到了一篇谈论社会主义的文章,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尽管他当时看到的“社会主义”是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鼓吹的社会改良主义,但毛泽东对这个概念很感兴趣,充满热情。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思潮都被解释为社会主义。对于到底选择哪一种社会主义,1918年8月以前,毛泽东尚无明确主张。

第二个阶段,1918年8月至1920年夏天,初步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真正使青年毛泽东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两次北京之行起了关键作用。第一次北京之行是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目的是筹办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事宜,其主要收获是对科学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了解。在北京的半年中,毛泽东阅读了李大钊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旁听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北大知名教授的讲座,并加入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还在长辛店参加了邓中夏组织的“平民教育讲演团”。1919年4月,带着新思想,毛泽东经上海回到长沙。不久应聘到修业小学当老师。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在长沙组织学生运动积极响应。6月3日,组织湖南省学联发动长沙市22所学校的学生进行总罢课。7月14日,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并在《湘江评论》上发表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公开赞扬十月革命,明确提出民众的大联合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5]p312这是毛泽东思考中国出路的一次质的飞跃。

第二次北京之行是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目的是发动首都各界驱逐军阀张敬尧,其主要收获是初步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因为北洋军阀张敬尧在湖南当督军时胡作非为,不得民心,1919年11月至1920年6月湖南各界發起“驱张运动”。青年毛泽东是赴京请愿代表团的重要成员。他后来跟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说,他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认真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等共产主义文献,1920年夏基本上完成了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6]p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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