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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南方局的文化统战工作及其意义探析

熊维娜

[摘要]广泛开展国统区的统一战线工作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主要任务之一,团结爱国知识分子又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方面。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领导人运用多种策略开展文化统战工作:以报刊为阵地,积极宣传党的理论方针政策;以公演为平台,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妥协与倒退;以交友为依托,最大限度团结知识分子;以学术为抓手,鼓励进步思想文化的创作与交流。南方局文化统战工作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国内和平民主的实现贡献了力量;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为新中国建设准备了人才;发展和丰富了中共统战思想和统战实践,为当今党的知识分子工作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南方局 周恩来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文化统战工作

20世纪30年代后期,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着日本诱降、国内反动派破坏的危险。在此形势下,1939年1月正式成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以重庆为中心,贯彻“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和“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以“勤业、勤学、勤交友”为主要任务,创造性地展开了长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文化工作方面,南方局充分利用公开文化机构,例如《新华日报》《群众》等报刊广泛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以学术研究、艺术创作等冲破顽固派的文化封锁。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工作人员克服重重困难,使党在国统区的文化统战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不仅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爱国知识分子的凝聚力,造就了一支为民族解放而呐喊战斗的文化大军,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执政准备了广泛的民意基础和建设人才,而且丰富了党的统战思想和统战理论,为当今党的知识分子工作积累了经验、提供了启示。

一、南方局文化统战工作的背景

南方局文化统战工作是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而逐渐形成和完善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1937年8月22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的方针,虽然此时中共中央尚未将文化统战工作单独列为一个工作方面,但广大爱国知识分子被认为是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力量,是中共团结的重要对象。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国人对时局日益感到悲观。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增强国人抗战信心,中共中央逐渐将开展文化统战工作提上日程。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指出:“在長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p6181940年9月10日,《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明确提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党(敌占大城市亦然)应对发展文化运动问题特别提起注意,应把对文化运动的推动、发展及其策略与方式等问题经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2]p198-199

具体来讲,南方局在渝开展文化统战工作还基于如下考虑。一是地理因素。重庆作为战时陪都,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渝开展文化统战工作可以辐射全国,使统战效用最大化。抗战期间,随着政府机关、党派团体、各类学校等西迁的文化人汇聚重庆,仅北碚一地,就聚集了老舍、梁漱溟、晏阳初、顾颉刚、翦伯赞、洪深等资深文人。因此,在重庆开展文化统战有着广泛的人才基础,并对引导全国其他地方的文化工作有着积极的带动作用。二是人的因素。抗战爆发后,广大知识分子有着迫切的抗战愿望,但一时陷入了抗敌无路、报国无门的境地,十分苦闷。而此时,中共中央也认识到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抗战愿望,认识到在统战工作中,“文化人及知识分子是非常重要的”,要“帮助各种赞成抗战和民主的人们,形成有组织的力量”[3]p121。从推动各阶层抗战出发,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工作人员积极展开了文化统战工作。

南方局下设10多个部门,包括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等等。其中文化工作委员会内设文化组(书店组)、社科组、宣传组、新闻组、发行组等。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都曾参与了对文化工作的领导[4]p23-31。在周恩来等同志的领导下,南方局积极“争取一切进步的知识分子于我们党的影响之下”,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取得抗战胜利贡献了力量。

二、南方局文化统战工作的策略

由于国民党的阻挠和干扰,在陪都国民党政府眼皮底下开展文化统战工作困难重重,但南方局在党的正确方针政策指导下,创新统战策略,使文化统战工作取得良好成绩。概而言之,南方局文化工作的策略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1.以报刊为阵地,积极宣传党的理论方针政策。抗战期间,中共公开活动的文化机构十分有限,《新华日报》是国统区人民了解延安、了解中共的重要渠道。因此,宣传党的理论方针政策是《新华日报》的主要任务之一。董必武曾指出:“《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中共的决议和宣言,要在《新华日报》上登载,《新华日报》的政治主张一般的是反映中共的政治主张,这是公开的天天和读者见面的。”[5]p50-52因此,南方局十分重视运用《新华日报》开展文化统战工作。

《新华日报》对党的理论方针、政治主张的宣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登载中共领导人对时局的主张。例如1939年10月19日的《新华日报》刊登了《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同志与中央社等记者谈话》一文,介绍毛泽东对于抗战相持阶段是否到来、民主政治如何实现等问题的看法。二是介绍进步书籍。例如,1938年2月12日的《新华日报》介绍了《周恩来论抗战诸问题》《左派幼稚病》等书籍,1938年2月16日的《新华日报》介绍了《关于团结救国问题》《马恩论中国》《英勇奋斗的十五年》等书籍。三是刊登共产党人对战争形势、作战经验的分析和介绍。例如,1938年2月3日的《新华日报》刊登了项英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对于当前抗战的教训》,1939年10月7日的《新华日报》刊登了叶剑英的《论长沙的胜利》等等。此外,为加强对国统区文艺界的指导和影响,《新华日报》还创办了富有特色的副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文艺理论和政策,发表延安和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学作品,报道文艺运动的情况等。

《新华日报》对中共理论方针政策的宣传常常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反动统治扼杀《新华日报》的阴谋一方面是在发行上打主意,另一方面还在稿件上多方为难,订出一套蛮横透顶的新闻检查制度,其蛮横程度愈来愈恶劣”[6]p443。但是,《新华日报》坚持发行(直到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政府封闭,工作人员或疏散,或从重庆向延安撤退),成为国统区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的桥梁。

2.以公演为平台,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妥协与倒退。抗战时期,戏剧在重庆获得极大发展,其中“雾季公演”开创了中国话剧史上的黄金时代。“雾季公演”的形成有三大因素:一是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后,大量戏剧团体和戏剧人士转移到重庆,不仅聚集了中华剧艺社、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等10多个戏剧团体,还汇集了一大批话剧人才,包括曹禺、老舍、郭沫若、陈白尘等资深剧作家,张瑞芳、金山、白杨等著名演员。二是每年10月至次年5月是重庆的雾季,日机无法进行轰炸。从1941年至1945年,重庆的进步戏剧工作者有意识地将雾季作为话剧公演的季节,以此激励国人抗日意志。三是皖南事变后,进步文化活动遭到查禁,进步知识分子处境危险,在南方局的安排下,大批文人转移到延安、香港等地,而戏剧界的留渝人士相对较多。在此情形下,周恩来同郭沫若、阳翰笙等进行商讨,决定把分散在“中电”“中青”“中万”等处的进步编剧、导演、演员组织起来,以戏剧演出为突破口,贯彻“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

“雾季公演”盛况非凡,剧目多以抗日救亡和揭露国统区黑暗腐败现象为主题。以中华剧艺社为例,从1941年起,先后演出了陈白尘的《大地回春》、郭沫若的《屈原》、夏衍的《法西斯细菌》、于伶的《长夜行》、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等众多优秀话剧,为抗战戏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阳翰笙的历史剧《天国春秋》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痛斥反动派“大敌当前,我们不应当自相残杀”。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借古讽今,以聂嫈之口道出现实的黑暗:“这目前的世界成为了乌鸦与乱草底世界”。这些剧目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与抗战意志。周恩来等南方局的领导同志对抗战戏剧极为重视,“在每次上演之前,周恩来总是同郭沫若一起研究修改剧本,并在上演之后又及时组織南方局文委的有关干部撰写剧本”[7]。南方局文委工作人员张颖回忆,周恩来曾多次指导她撰写戏剧评论,并在一次南方局文委扩大会议上,特别强调文艺评论的重要意义,并指示《新华日报》文艺副刊尽量做到每戏必评[8]。在南方局的引导和支持下,公演取得了良好的斗争效果。

3.以交友为依托,最大限度团结知识分子。“勤交友”是南方局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途径,且贯穿南方局统战工作的始末。在渝期间,周恩来多次指导青年工作者广交朋友。例如,1941年春,周恩来会见龚普生,就劝导其去美国,多交朋友,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和同情。

与知识分子交朋友,体现在南方局文化工作的方方面面,此处仅列举二三例。一是关心知识分子生活。抗战期间,大后方文艺工作者的生活极为困难。为保障文艺作家的生存,文协发起了“保障作家生活运动”,这一活动得到南方局的大力支持。1940年2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了《给文艺作家以实际帮助》的社论,认为“必须给文艺作家以生活上的保障和改善”;1940年4月26日,南方局在《新华日报》上发布了《文化运动的总任务》,指出:“应在生活上和工作上帮助文化工作者,使他们有尽可能的优良的工作条件,使他们能更好地进行自己的工作。”[9]p47-481941年2月5日,戏剧理论家、剧作家洪深在遭遇家国两难的痛苦后,偕同妻女服毒自杀。幸得郭沫若闻讯搭救,才得以脱险。周恩来知悉此事后,派人前往慰问,并给予资助,将其送往桂林疗养[10]p225。二是支持知识分子的爱国行动。1939年春,陶行知到重庆,决定着手创办一所难童学校,南方局对办校给予了全力支持。1940年9月22日,周恩来偕同夫人邓颖超到北碚会见陶行知,并去育才学校看望师生。三是引导知识分子争取民主与自由。抗战期间,马寅初因公开抨击国民党的战时经济政策和官僚资本而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期间逢马寅初六十寿辰。在南方局的支持下,重庆大学商学院师生举行了“马寅初六十寿辰大会”。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人联名书写寿联相赠,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坚持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的赞扬、关心和爱护。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南方局工作人员和其他爱国人士一起设法营救马寅初,国民党政府迫于各方面压力,不得不在1942年8月释放马寅初。

4.以学术为抓手,鼓励进步思想文化的创作与交流。除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外,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工作人员还积极鼓励知识分子进行学术交流和学术创作。一方面,南方局鼓励和支持各界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和著述。皖南事变后,政治空气十分沉闷,进步文化工作者的公开活动大幅减少。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鼓励进步学者“形势不利于大规模地搞公开活动,但这也是一个机会。有研究能力的人,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坐下来搞点研究,抓紧时间深造自己,深入研究几个问题,想写点什么书赶快把它写出来”[11]p106-107。在这一引导和鼓励下,不少进步学者潜心学术,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和《甲申三百年祭》,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杜国痒的《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都是这一时期开始酝酿或最终完成的。另一方面,南方局推动各界知识分子成立进步学术团体。1942年,在南方局的推动下,杜国痒、侯外庐等在重庆发起成立新史学会,该会以新史学为旗帜,批判反动倒退的史学观,在政治上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在自然科学领域,1939年春,周恩来和潘汉年在重庆领导成立了“自然科学座谈会”;1944年,竺可桢、李四光等发起组织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筹备会”,并于1945年7月1日正式成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从而推动了进步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三、南方局文化统战工作的意义

南方局的文化统战工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内和平民主的实现贡献了力量,为新中国准备了民意基础和建设人才,对当今党的知识分子工作具有启示意义。

1.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国内和平民主的实现贡献了力量。抗战时期,文化统战工作是配合抗日军事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中国共产党将进步文化运动作为一项重要战略。“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很可能广泛发展与极应该广泛发展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抗日文化运动。这项工作的意义在目前有头等重要性,因为它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2]p198-199。为完成这一任务,南方局团结国统区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将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作用最大化。在南方局的多方努力下,国统区知识分子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忧思中解脱出来,开辟新战线,在报刊、戏剧、美术等领域展开斗争,积极为团结抗战、争取民主而奋斗,取得了良好的斗争效果。毛泽东曾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在过去半世纪的人民解放斗争,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斗争中,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今后的斗争中,他们将起更大的作用。”[12]p1082

2.推动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为新中国建设准备了人才。通过长期的文化统战工作,南方局在进行反帝反封建文化思想斗争的同时,极大地发展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立了一支革命文化大军,推动文化朝着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方向发展。正如李泽厚指出:“到了抗日战争……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真正大规模地走进了农村,走近了农民,不只是在撤退逃难中,而且更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战斗生活中。”[13]p250抗战胜利后,这支文化队伍继续为争取国内和平与民主而奋斗。新中国成立后,这支队伍在新闻、外交、历史、文艺等多个领域贡献自己的力量。迪克·威尔逊在其所著《周恩来传》中写道:“在重庆的那些年中,周创立了一个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以及1949年后成为北京传播工具的编辑机构的核心”;“他同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建立了联系,这些人后来都投向1949年成立的人民共和国,填补了共产党在管理界、教育界和商业界的许多空白”[14]p1429、1445。这段话生动地说明南方局文化统战工作的巨大成效以及对新中国建设的巨大作用。

3.发展和丰富了中共统战思想和统战实践,为当今党的知识分子工作提供了借鉴。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知识分子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知识分子统战工作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方局在周恩来等同志的领导下,以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为使命,始终贯彻执行党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广泛开展知识分子统战工作,从而团结和聚集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新时期,党外知识分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15年底,我国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知识分子有1.7亿人,其中党外知识分子超过1.3亿人,约占知识分子总体队伍的75%。南方局的文化统战工作为当前解答“如何与知识分子交朋友”,“如何处理知识分子工作中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抗日战争时期,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胡大牛.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中央南方局史[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

[5]董必武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6]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选编.潘梓年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8]张颖.在南方局文委工作的日子[J].红岩之光,2005(1).

[9]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10]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11]侯外庐.韧的追求[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3]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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