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经验及其现实启示

布晓青

[摘要]没有党在农村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没有对农民的政治动员,是不会有革命的最后胜利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党在农村工作的生命线,在农村改革和发展中起着保驾护航的作用。彭湃在做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做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农民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结合,在中国共产党内堪称第一人。彭湃从事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和经验,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对我党如何做好新时期的农民思想教育工作,有着现实启示作用。

[关键词]彭湃 农民 思想政治教育 现实启示

“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和解决农民问题的历史。”[1]p1“彭湃是党从事农民运动的先驱者,也是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开拓者。”[2]p28彭湃曾被毛泽东誉为“农民运动大王”[3],可见彭湃在做农民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有其独到之处。虽然时代在变迁,环境在改变,但是彭湃对于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系列做法和经验,仍然对我们有着启发作用。

一、彭湃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

彭湃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是在复杂的斗争中,在寻求救国道路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并确立起来的。早年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接触了共产主义小组,只是那时学术自由的日本社会思想比较复杂,尤其是当时的主流思想无政府主义对彭湃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最终克服无政府主义思想,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这表现在1923年他写给施复亮施存统的信:“我从前是很深信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两年前才对马氏发生信仰,几年来的经验,马氏我益深信。”[4]p42彭湃在向农民宣传时说道:“马克思先生当时带着一个望远镜,看的加倍清楚,组织一个共产党,领导全世界的工人和农民,去和有钱人斗争,没有分别什么国界的,唤醒全世界的工人、农民,再不要受有钱人欺骗。”[4]p284谈到列宁时,他说:“列宁是马克思的高足弟子……到了列宁先生的手里,全世界的共产党,就像蜘蛛网一样,俄国就是一个网心,列宁先生就是一个蜘蛛,指挥全世界的工人和农民。”[4]p285“全世界最大力量就是我们工人农民兵士,最后的胜利也是我们的!”[4]p281

彭湃深入农村教育农民团结起来反对封建统治者,首先通过调查研究对农民的现实生活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向农民说明“痛苦的原因及其救济的方法,并举出地主压迫农民之证据及农民应有团结之必要”[4]p114。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农民贫困的根源,海丰地主阶级依靠封建土地所有制压榨农民,还采取“三下盖”“火头鸡”“火头鸭”“升租加佃”等各种方式剥夺农民仅有的劳动收入,加上各种繁重的苛捐杂税,农民不得不变卖祖宗遗产,典当衣物,甚至质妻鬻子,最后连自身“也不得不逃出农村,卖身过洋当猪仔,或跑到都市为苦力,或上山为匪为兵,总之是向着‘死的一条路去”[4]p108。彭湃还针对农民的思想实际,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算“耕田亏本”的细账,揭露地主剥削农民的秘密。“我们相信资本家和田主的财富的增加,是榨取工人和农民的剩余价值而来的。社会的财富,一面渐次无限制的集中在资本家和田主的手里;反面,贫困的问题亦无限制地逐渐扩大。资本家日趋恣肆淫奢的生活,而工人和农民则日陷于饥寒压迫无智的地位。”[4]p28这些都启发引导农民认识地主剥削农民的凶狠手段和罪恶事实,使农民受到生动具体的阶级教育,唤起他们团结起来反抗封建剥削阶级,进行社会改造和社會主义革命的决心。

除了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外,彭湃认为教育农民还得注意农民的思想动态,针对农民客观存在的思想问题进行教育。比如,当时农民参加农会,所抱的态度是等别人全部加入了自己才加入,彭湃就用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来提高农民的认知水平。他说,入农会就像过河,从痛苦的此岸到幸福的彼岸,如果人人怕淹死都不敢下水,所有人都过不了河。加入农会就是大家手牵手,互相帮扶,一起过河。经他这么一说,很多农民加入了农会。这其实就是彭湃对于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艺术。还有些年纪较大的农民受千百年封建思想影响,认为租田就应该交租,对“减租”表现出犹豫。彭湃就耐心地对农民解说:农民虽终日劳苦,还是缺吃少穿;地主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这些都是剥削你们得来的呀,这公道吗?彭湃就是通过这样的教育,来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统一农民的思想。

“海丰总农会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产生的,是马克思主义开始与中国农民革命斗争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5]p76。它的成立使彭湃从事农民教育工作有了自己的组织和奋斗目标。彭湃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他在对1922年到1924年从事农民运动的回顾和思考中,总结了对农民教育的经验,于1926年写成《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一书。该书“充满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精神,是我党关于领导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的第一部重要的专著。”[5]p107它指导着当时全国蓬勃开展的农民运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彭湃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获得了巨大的成绩,同时也体现出彭湃自始至终坚持以民为本、为民着想、为民服务的思想。

二、彭湃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经验

1.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认清农民的革命性。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中国人在政治上毫无地位可言,经济上更不能独立。历史证明,旧民主主义革命无法取得成功,于是革命的重任落在了无产阶级身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通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主要是农民)才能取得成功。施复亮曾在他的文章《和彭湃的一次谈话》说到,“彭湃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回国之前(约三、四月间),我代表留日中国共产党小组和他作过一次长谈。他的主张是:中国农民占多数,中国的革命要依靠农民。他强调农民运动,对工人运动似乎重视不够。据我所知,他对农民运动的重视比我们任何人都早”[6]p22。彭湃之所以能够做好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认识到了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中国的革命就是农民革命的基本国情。同时他还认识到做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是无产阶级思想占主导地位和领导地位,即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早期党内对农民的认识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张国焘认为农民没有政治兴趣,陈独秀则认为中国的农民文化低、趋于保守,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他们没有看到农民的革命性。李大钊、瞿秋白、彭湃等同志则看到了农民的革命性,认为中国的农民不仅受帝国主义欺负,而且更直接受到地主、豪绅、军阀等恶势力的压迫和剥削,从而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彭湃通过对农村各阶级的分析,指出富农革命性最低,是农村资产阶级,而中农和贫农革命性最高,是农村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彭湃还指出:“农民就是占全国最大多数人口的国民,如果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没有参加中国国民革命,则革命断不能成功。”[7]“他们生活日益艰难,时时都有暴动的心理,反的心理。”[8]彭湃正是看到了蕴藏在中国农民当中的巨大革命潜力,才历经千辛万苦深入到农村中做农民工作。毛泽东同志于1925年写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其中对农民的论述,在相当程度上也受到了彭湃对于农民问题的思想影响。

马克思很早就考虑到农民能够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后备军问题。他在1885年曾指出:“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9]p334彭湃对农民革命性的科学认识就是马克思主义农民观点在中国的具体体现,是一种经验的延续,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彭湃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在一起,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指导中国的农民运动,理应取得成功。

2.培养宣传教育骨干队伍,注重言传身教的科学理念。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是靠一个人或者某部分人就能完成的事,它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和宣传领导机构的支持,更需要建立专业的宣传教育骨干队伍。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它是通过其先锋队组织(共产党)去完成革命任务的,而共产党这一组织又是由一部分优秀的具有很高素质的共产党员联合在一起的,共产党担负着对革命的领导,是中国革命能够取得成功的核心力量。对于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党的领导之下,必须建立一支宣传教育骨干队伍,而这支骨干队伍的成员绝大多数要从当地农民中挑选。当地觉悟比较高的农民更能了解本地的实际情况,而且最容易受到当地农民的支持和拥戴,开展工作也顺利很多。彭湃能够在海丰很快把农民运动发动起来,很大的原因是他积极发掘农村有觉悟的青年农民,并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逐步形成一支能够做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骨干队伍。彭湃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期间,以及后来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期间,仍然强调培养宣传教育骨干队伍的重要性,这为后来的中国农民革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经验。

彭湃关于农民运动的经历,还给我们留下了一条重要经验:做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注重言传身教。言传与身教要有机结合起来,缺一不可。言传是必要的,但是不要空洞化、教条化,也要避免语言的不合时宜,尽量做到语言的通俗化和简单化。身教是必须的,离开身教,言传就没有实际意义,农民不会真正地支持和拥护。彭湃经常在农民中演讲,把深奥的道理用贴近农民的语言表达出来,农民既感到亲切,又受到了教育。彭湃重视言传,也注重身教。彭湃为了使农民相信自己和支持自己,主动把自己家里的田契拿出来当众烧掉,其诚意使农民深受感动。彭湃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和农民一起与地主豪绅作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其身教的效果就是使农民信任了自己,由此而使他发动农民运动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

3.灵活科学地采取多种多样的教育形式,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一个前提就是要认清主体和客体,特别要明了客体存在的相对环境和本身特点。如果不了解这些,思想政治教育就会是盲目的,自然结果就会事与愿违。

彭湃在海陆丰农民运动初期,由于没有客观科学地分析农村农民的实际情况,其工作施展不开,还引起农民的反感。在吸取这一教训基础上,彭湃深入农村,认真了解农民的想法和他们生活的现状,弄明了一个客观的真实情况:“在广东恶政治压迫之下的农民有百分之八十,只有一二成才有政治自由的。”[4]p96经济上,广大的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分离,农民只得租地维持生存,深受地主豪绅的剥削压榨。此外,还要受灾荒、军阀战争、苛捐雜税等的祸害,生活极其贫困和凄苦。文化上,“农民阶级对于现在教育,早无丝毫享受的机会了。”[4]p1农民子弟根本没有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只有地主豪绅等权势者子弟才享有受教育的机会,教育资源基本上被这些权贵势力所占有。海丰县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口会写自己的名字,绝大多数农民目不识丁,更别提读书看报了。

彭湃通过对海丰农村农民生活情况的调查,认识到了农民政治地位低下、经济不能独立、基本上没有文化的现状。农民虽然革命性强,但由于他们文化水平低,思想觉悟不高,理解不了晦涩难懂的理论知识,也不可能对农民革命理论产生共鸣。基于这种实际,彭湃放弃了起初纯粹的理论灌输,开始发明一些贴近农民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例如歌谣、演讲等容易让人理解的形式。这些形式能够很自然地被农民所接受,时间久了,农民兴趣大增,主动要求开展一些活动,其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大大提高。由此可见,喜闻乐见的东西才是贴近农民的。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做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要认真研究客体的特点和其存在的环境特征,要贴近农民的实际,同时要注意工作的科学性和艺术性。

三、彭湃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启示

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彭湃在长期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针对当前对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状况,以及农民现实思想问题,从彭湃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经验中可以获得若干启示。

1.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彭湃在广东农民运动中所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能够成功,很大的原因是他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彭湃认识到中国要进行社会革命,不发动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群众是不会成功的。他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中国农民的思想实际出发,发动了海陆丰农民运动,创办了农民自己的组织即农民协会,培养了教育农民的干部,开办了农民学校,等等。这一切都是彭湃长期深入农村从事农民教育、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正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揭露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才使广大农民认识到自己长期贫苦的根源,认识到社会主义才是他们期盼和追求的目标,从而提高了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团结起来,通过社会革命实现自身的解放。彭湃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能取得成效,正是由于他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诚如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就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0]p9

当今,农民的思想也呈现多元化趋势。一方面,农民积极、健康、科学的思想意识正在形成;另一方面,消极、腐朽、愚昧的思想意识在农民中也广泛存在。中国共产党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农民、教育农民,使农民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当然我们不要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教条简单地去说教,不要脱离农民生活的实际进行纯理论的灌输,而是要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和战斗力,体现与时俱进的强大生命力。只有把理论教育与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农民才会乐于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才会自觉抵制消极的、落后的、腐朽的思想意识的影响和侵蚀,才会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农民思想中的主导地位,才能让农民自觉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2.必须培养一批高素质的政工队伍。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联系农民的纽带和桥梁,政工队伍是上传下达的关键, 提高政工人员的素质是基层组织建设的当务之急。政工人员是农民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窗口,同时也是党的上级组织倾听农民呼声的主渠道。政工人员的素质高低直接影响到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效的好坏。斯大林说:“在国家和党的工作的任何一个部门中,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程度愈高,工作本身的效率也愈高,工作也就愈有成效。”[11]p284所以说必须培养一批高素质的政工队伍。

政工人员的不足,尤其专职政工队伍的缺乏,是党对农民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障碍。彭湃在农会建立之初就时时感到同志的缺乏(同志就是做农民运动,做农民教育工作的人),“天下无难事,只怕少同志!”[4]p54农会的声势可谓是一日千里,彭湃感叹:“我的最憾事,即是少同志。”[4]p32培养大量的农运干部到农村去开展农民运动是当务之急,于是彭湃创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专门培养农运干部以适应革命的需要。眼下村委会缺少政工人员是一个客观事实,加上农村生活条件差、待遇差,专业的政工人员根本没人来或来了也留不住。因此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重任就落在那些身兼数职的基层干部肩上,加上他们受时间和水平限制,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是流于形式,没法落到实处,所以村委会强烈呼吁党的上级组织能配备一批专门的政工干部到农村。

当然拥有一批稳定的政工队伍到农村并不能必然保证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政工人员的素质也极为重要。教育者要首先受教育,彭湃在倡办农讲所时就明确培养农运干部的目标、原则和任务。为了把学员培养成“坚忍卓绝之农民运动的战斗员”[5]p101,彭湃从革命的需要出发,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安排农讲所的教学计划和教材。他聘请了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和其他进步人士为学生讲课,彭湃还用自己从事农民运动的切身体会和经验教育学员。农讲所不仅重视国民革命理论和军事知识的传授,而且注重军事训练和安排学员到农村实习。学员毕业后回自己的乡村去从事农民运动,指挥武装斗争。因为熟悉农村农民实际情况,所以从农讲所毕业的学员基本上后来成了各个乡村从事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农讲所把大批的革命种子撒向全国,极大地推动了党对农民的思想教育和组织农民协会的工作。”[12]p46彭湃创办的广州农讲所在广州共办6期,彭湃任第一期和第五期主任,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先后为第二、第三、第四期主任,毛泽东为第六期农讲所所长。他们不仅为国民革命培养了近千名农民运动干部,他们的实践也为新时期农村政工人员的培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要加强政工人员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以提高政工队伍的素质。同时要广集社会力量,例如农村党员队伍、中小学教师、农民中的先进分子等,他们更熟悉农民的日常生活,可以辅助专职政工人员的农民教育工作。另外,也可以鼓励大学生下农村,用他们的先进观念,新鲜知识等来提高农民的素质,帮助政工人员顺利开展工作。

标签:

发表评论 (已有条评论)

  •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