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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初探

孟新超

[摘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借力对象性活动原则,阐述了内含有珍贵生态意蕴的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的思想。对象性关系理论为探索人与自然关系开启新视角,成为探寻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的新武器;积极扬弃异化的对象性关系,指明了人与自然和解以及人的本质实现的方向和路径;须以对象性关系为指导,立足当今社会,推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普遍发展”,建立人与人的“普遍交往”。

[关键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对象性关系 人与自然 生态

对象性及对象性关系是马克思早期著作所讨论的重要范畴之一,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基础理论,这一范畴主要用于探讨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实际上它是马克思转向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辩证法的逻辑起点。它所内含的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人与自然的异化以及对异化的扬弃等珍贵思想财富充分彰显了生态意蕴,为人们正确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获得正当性身份,解决困扰当今世界生态环境难题拨开了迷雾。

一、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意蕴

“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1]p559一个“简单”“利用”,一个“改变”“支配”,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本质差别,因此,在自然环境承载力范围内,世界历史的巨轮载着响亮胜利的凯歌一路前行。然而,1970年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把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胜利的人类拉回了残酷的现实。自此,拯救日益残破和满目疮痍的地球成为人们的一场全球性挑战。

一时之间,迄今为止的全部思想、学说和社会制度都为避免成为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的元凶而争前恐后地站在“环境法庭”上抢夺发声权,他们不仅要为自身的正当性做积极有力的辩护,为了彰显自身的正义和价值,他们更要对其他思想及学说进行批判。马克思主义曾一度被误解为内含有强烈反生态色彩的纯粹的经济决定论与开发主义,在谈“生”色变的敏感时期,马克思主义承受了来自四面八方各种学说理论的共同讨伐,更有甚者提出面对全球的生态挑战,到底还需不需要马克思主义的质疑。

其实不然,马克思主义与生态主义有着天然的联系,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是指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保护生态环境的有力精神武器。

我们经常谈及的生态学一般是将其理解为较为简单层面上的生态学,即生态学是对生物存在与其环境之间关系态样进行研究的学科。这样一来,为我们所熟知和固化的生态学不仅与自然、环境、物种、环保等概念紧密相关,而且这些概念之间还可以简单混用甚至直接等同。其实,只要稍加研究就会发现其中的不妥之处。Ecology[生态学]一词在英国牛津字典的释义为:The branch of biology that deals with the relations of organisms to one another and to their physical surroundings.如此不难看出,英国牛津字典所阐释的生态学是生物学支派,不仅强调有机体间相互关系[the relations of organisms to one another],还强调与其他物理环境间关系[the relations of organisms to their physical surroundings]。因此,生态学与环保思想等概念不同,它不是单独直白地将“自然是什么”“人是什么”的问题割裂开来进行研究,而是将两者紧密融合,着重强调和探究自然与人之间关系。也就是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才是生态学的研究主题,关系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扬弃“抽象的自然界”,确立对象性活动原则,深刻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这与生态学关注的“关系哲学”不谋而合。

二、对象性理论: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视角

既然认为生态学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主题在于强调关系哲学——在于阐释人与自然关系,那么我们就来进一步细细品读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是如何认识自然、谈论人类,更为重要的是怎样阐发人与自然关系?

从哲学史的角度来看,一切旧唯物主义都采取一刀切的割裂式方式研究和阐发人与自然关系,人与自然分属于两个相互孤立的半球,人与自然是相分离的。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厦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伟大发现基石之上,而鲜有人知晓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思想火花已萌芽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稿》)并逐步走向成熟。因此,学界认为《手稿》是马克思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在《手稿》中,马克思借力对象性活动,冲破了黑格尔“抽象的自然界”以及费尔巴哈“感性确定性的东西”的人与自然相分离的思想藩篱,铺平了“人是自然存在物”的坦途,搭建了“自然是人的本质存在”的桥梁,阐发了自然和社会的历史生成性,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

伟大的历史创造都要站在前人苦心积淀的“肩膀”上才得以成就,马克思的对象性理论也不例外。它渊源于德国古典哲学,尤其受益于黑格尔哲学自我意识活动原则和费尔巴哈感性直观原则。但这一理论绝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绝不是将两者机械式的粗暴杂糅相加,而是马克思在批判吸收他们合理内核基础上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论的要求所进行的真正的哲学创新。

黑格尔在探讨人与自然关系时,最早提出、使用“对象化”范畴。但黑格尔的对象化过程始终没有离开精神世界,他以“纯粹的思辨的思想”开始,而以“绝对知识”,以“自我意识的”抽象精神结束。在黑格尔看来,“人的本质,人=(等同于)自我意识”,物的对象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对象化”,即是被设定出来的自我意识的“外化”,它对自我意识来说只是纯粹的创造物,只是在一瞬间似乎具有独立的、现实的本质的作用。也就是说,在黑格尔那里主体和对象都始终停留在思维的层面,只不过主体是意识或自我意识,而对象则仅是主体(意识或自我意识)抽象出来的抽象的意识。那么,人同自然界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是外化的,从自然界和现实的人抽象出来的思维,即抽象思维,是纯思想的辩证法,是精神自己在表演。對此,马克思在《手稿》中一针见血地批判指出,黑格尔把人“看成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2]p206当然,须指出的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并不是完全性的否定,而是保留了其辩证法否定性创造原则的非完全性的否定。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正是凭借否定性的辩证法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是一个过程,对象性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创造出对象,同时还创造了人本身——抓住了劳动对于人本质确证的极端重要性,即黑格尔在这个过程中把握到了劳动的本质,这是否定性辩证法的首要伟大之处。但让人感到非常遗憾的是,黑格尔所讲的“对象性活动”、“劳动”还不是真正的全面的“劳动”,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看到的“劳动”——他只看到劳动“积极的方面”(思维中的劳动),而没有看到劳动的“消极的方面”(现实中的劳动)。因此,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是颠倒了主语与谓语之间关系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不过是成为这个隐蔽的非现实的人和这个非现实的自然界的谓语、象征。”[2]p216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仅仅是黑格尔为实现自我意识对人的本质的占有、向自身复归而设定的环节,至多是在绝对精神自身范围内的纯粹、不停息的“圆圈”式运动中的抽象的统一,而绝不是现实的、真正的辩证统一。

在《手稿》中马克思毫不吝啬地高度肯定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认为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的窠臼,是唯一用唯物主义观点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费尔巴哈从“肯定的感觉确定的东西出发”,用唯物主义的伟大武器批判否定了黑格尔“绝对的不变的抽象”,从而使主体由“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转变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个人”,消除了自然界的“抽象性”“设定性”,从而化解了人与自然的外在的对立。但十分可惜的是,费尔巴哈“重新扬弃了肯定的东西,恢复了抽象、无限的东西”[2]p200,即他把否定的否定看作同自身相对立而肯定神学的哲学。他对整个世界的认识仅仅禁锢于单纯的直观感觉,人成为了与动物直接同一的自然人,费尔巴哈眼中的“人”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现实的“人”,而只是类似于动物的自然活动的“人”。那么,在费尔巴哈那里,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只是建立在感觉直观基础上的人与自然,也就是自然与自然本身的关系,伟大的创造与费尔巴哈擦肩而过。人与自然关系的真正的、辩证统一的任务在费尔巴哈那里同样没有完成。

“费尔巴哈没有走的一步,必定会有人走的。”[5]p295这个人就是马克思。马克思在积极汲取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否定性的辩证法,同时在修正费尔巴哈的对象性直观的基础上引入“对象性活动”,上升到“对象性理论”,揭开了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神秘的面纱。

三、对象性关系:探寻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的新武器

任何存在物都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存在物在它自身之外没有对象,或者说它不是第三者的对象,它并不具有对象性关系。那么,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存在,等于它不存在。换句话说,“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2]p210。对象性关系具有自然性质的对象性关系和社会性质的对象性关系两个层面的双重含义。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这是第一个层面的自然性质的对象性关系。作为直接存在的自然存在物——人同时具有能动性和受动性:与生俱来的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需要)存在于人身上使人具有了天赋的能动性,而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逐步具备了人所特有的“类存在”的生成的能动性;人作为“自然的、也是感性的以及对象性的”存在物又是受制约和被制约的受动性存在。但不管人是能动性的存在或受动性的存在,人的本质的确证只能通过自然界得以实现——人本身不能够确证自身的本质,自然界是确证人本质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而人在通过自然界确证自身本质的同一过程中,自然界也通过人确证了自然界本身。也就是说,人与自然互为确证对方本质的存在,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一方面,这一过程是人把作为不依赖于他而存在于他之外的“对象”(自然界)作为表征自己生命本质存在的过程;另一方面,这一过程也是人成为存在于他之外的其他自然存在物的现实对象,是其他自然存在物的自然本质得以展开和确证的过程。人与自然相互确证的一般形式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对象性关系就是自然性质的对象性关系,它不仅存在于人和自然界之间,而且普遍存在于任何存在物都会具有的对象性关系之中。

自然性质的对象性关系具体表现为:一方面,人是自然的一部分。(1)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来源于自然界,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和结果。恩格斯具体阐述了人从自然界进化而来的一般过程。人作为自然的产物,首先是一种自然存在物。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1]p106例如,人和其他所有动物一样具有食欲、性欲、自我保护等生物本能。再如,儿童离开母体,开始现实生活门户之际,是毫无感情和思想地生活的,而饥饿——对食物的需要是他唯一的欲望。(2)人属于自然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作为动物,“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存在物”[2]p209。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我们人类绝不是站在自然界之上去“支配”自然界,而恰恰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1]p560。

另一方面,自然界又是人的一部分。人是自然界中除他之外的其他存在物表征其存在的现实的对象,是其他自然存在物自然本质展开的对象。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體”。在人为了不致死亡而与自然界不断交互的过程中,人通过劳动实践在自然界留下自己的烙印,自然成为人化自然,人的活动对自然界产生影响,并且随着科技进步和人的发展这种影响会越来越深刻。

马克思所阐发的人与自然之间所具有自然性质的对象关系思想,不但表明人是自然界中具有能动性的特殊存在物种,而且也表明了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与其他自然存在物一样也是受动性的存在,而人的受动性存在这一思想在全球性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当今更具鲜明的时代价值。

当然,人作为具有能动性的特殊的自然存在物,是在经历了漫长的演化和发展后逐渐从纯粹的动物界提升出来。人与自然之间生成了不同于其他自然存在物的独特性关系——社会性质的对象性关系——这是人与自然关系第二层次的第二重含义。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属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己本身而存在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2]p211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的人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

社会性质的对象性关系建立的基础是人的劳动实践。首先,作为激情的“类存在物”的人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总是寻求借力于意识的能动作用强烈追求自身的本质力量。(1)人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人源于自然界,具有生物本能,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的“意识”代替了“本能”。即人的本能(意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驾驭本能,摆脱本能的盲目控制)与动物的本能(完全受制于固有的生物本能)具有根本的差别。(2)人的本能具有属人的社会性的表现形式。人属于自然界,但人的肉体组织是物质发展的最高形式,人脑不仅在重量、比重以及结构上要远远超越动物,更是结出了“地球上最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这就使得人在道德及法规的指导下,表现出高尚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属人性质。其次,劳动这一实践活动使得人能够把自身和自身之外的存在物作为本身劳动的要素和对象。通过劳动实践,人与自然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通过劳动实践与自然物发生相互关系,在这一过程中结出“人化的自然”以及“人的自然化”的果实,人和自然的本质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展现和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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