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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之光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

叶介甫

钱之光,1900年11月27日生于浙江省诸暨县(今诸暨市)。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贸易总局局长。抗日战争时期,钱之光先后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兼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处长、十八集团军驻重慶办事处处长。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后,任军政组副组长。1944年11月中共南方局改为重庆工作委员会,任委员。1945年12月中共中央重庆局成立后,任委员。1946年5月重庆局改称南京局,任办公厅主任兼财经委员会副书记。在周恩来、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他为发展统一战线,团结进步力量,与国民党当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向解放区输送军需民用物资和革命干部,以及加强对海外侨胞联系,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新中国建立后,他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部长长达32年,是我国现代纺织工业的奠基人和化纤工业的开拓者。周恩来在1971年的一次国务院会议上表扬说:“我跟钱之光相处30多年了,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从来没有找我要求帮助他办一件私人的事情。”周恩来讲话后,全场震动。1994年2月5日,钱之光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94岁。

巧妙设计办公楼

1938年11月,钱之光经桂林、贵阳来到重庆。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于1939年初正式成立,钱之光以少将军衔担任处长。

重庆办事处对外仍然是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设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公开合法机关,对内则直接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是南方局机关的组成部分。

办事处从武汉迁到重庆后,人员增多,原来在机房街租用的房子不大,又租了棉花街30号的房子。但两处办公,诸多不便。南方局组成后,为了更好地开展党的工作,同时为预防日机轰炸有个退路,钱之光就决定在重庆近郊寻觅新的地址。经中共川东特委负责人廖志高介绍,他找到了红岩咀(村)大有农场的女主人刘太太(本名饶国模)。她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一个烈士的妹妹,儿女都是中共党员。这时她正准备在红岩咀农场盖房子。通过商量,由办事处给她3000元,将原计划建筑的两层楼房加为三层,由她负责兴建,建好后,办事处住用3年,以后付房租。她当即应允。为了早日建好办公楼,南方局、办事处的同志发扬延安挖窑洞的精神,积极参加劳动,在当地群众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1939年5月3日和4日,日本侵略军对重庆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轰炸。办事处所在的机房街70号、棉花街30号和《新华日报》在苍坪街、西三街的房屋,都被炸毁。红岩的房屋尚未建成,办事处就在其后面的嘉陵江畔,以几家民宅为依托,搭起竹棚作为临时办公之用。当年夏天红岩办公楼建成。

红岩办公楼经过钱之光改过的设计很巧妙,从外面看是两层楼,因为三层楼的窗子开在屋面上,具有掩蔽作用;还有一楼大门左侧传达室内设计安装了报警电铃和一个通向二楼的暗门。一楼至三楼层层设防,每个楼梯口都加了门。发现敌情,只需用脚踩动电铃开关,坐在传达室椅子上的值班人员,二楼、三楼全体人员和保卫人员可及时采取各种措施,包括销毁机密文件。暗门设在传达室门后墙上,像一个窗子,配有一个小扶梯,供传达室里边的人使用。右侧南面坡下有一幢两层白楼房,那是国民党新建的国民参政会办公大楼,里面住有监视中共人员活动的特务和侦听办事处电台讯号的侦察台。从红岩的东面山脚下沿着山路走上来,中途有一棵生长多年的黄桶树将路分成两条岔路,从其右侧向上走,通向八路军办事处这片“小解放区”;从其左侧向前走,则进入坡下国民参政会办公大楼。这棵黄桶树成了两种世界的“分水岭”。

广交朋友

1941年1月初,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3日晨,叶剑英同钱之光一起给顾祝同处打电话,要求停止这场血腥暴行,顾祝同本人没有接。18日凌晨,报馆、南方局、办事处的同志们冲破国民党封锁,把报纸送到山城人民群众和各界人士手中。钱之光把南方局军政组编印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的传单,用皮箱提到曾家岩周公馆,再派人散发,有一部分传单还巧妙地直接送到国民党高级官员手中。

不久,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南方局的领导下,办事处把在重庆工作的一些未公开身份但已暴露和半公开身份的中共党员撤回延安,或转移到较为安全的地方;把可能遭到国民党迫害的大批民主人士、进步人士、左翼文化人士,也从重庆、桂林转移到香港、南洋,由办事处资助旅费并安排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他们到香港、南洋后,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方方和南方局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廖承志领导下开展工作的。

有一天,钱之光为返延安的同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去办理“护照”,碰到国民党谈判联系代表张冲。张冲向钱之光试探性地问起对皖南事变的看法,钱之光说,现在我前方将士群情激愤,如当局不能妥善处理,事态必然会进一步扩大,有打起来的可能。张冲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在这段时间内,南方局、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撤退了不少同志,对留下的人员都进行了应变和气节教育。钱之光的夫人边爱莲,也将去延安,但由于一名地下党员已暴露,急需撤退,于是顶了边爱莲的名字去了延安。边爱莲这时已怀孕,便疏散到重庆的一家医院,想不到她住的那张床位曾住过一个患猩红热的病人,而医院条件差,消毒不彻底,因此她也传染上了猩红热,不幸逝世。钱之光至为悲痛,将她葬于小龙坎墓地。办事处的同志们对她留下的一岁多的女儿幼康,十分关心,后由李泽纯帮助带养。

长期以来,国共两党的关系就处于时紧时松的状态,实际上始终是外松内紧。皖南事变后,情况更加严重,曾家岩50号周公馆周围密布国民党的特务。红岩咀八路军办事处附近的国民参政会楼内,也有特务在活动。中共工作人员出入或与进步人士的往来,都受到严密监视。

南方局和办事处认真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以广泛开展交朋友的活动,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例如,1941年3月,支持重庆大学商学院师生,为马寅初60寿辰发起了“祝寿”活动,以后又为冯玉祥60寿辰举行有关活动。1944年1月3日为董必武60寿辰举行祝壽活动时,郭沫若和民主人士沈钧儒、黄炎培、陶行知、邓初民等都应邀参加,实际上是借此做统战工作。

细致安排毛泽东的安保工作

1944年元旦,红岩办事处为钱之光和刘昂举行婚礼。刘昂的母亲蔡庆熙是蔡畅和蔡和森的姐姐。大革命失败后,刘昂曾在上海、香港为党的机关作掩护,并在郭沫若、成仿吾开办的创造社当过校对。1937年12月到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抗大三大队女生队、马列学院二班学习和工作。1939年周恩来在延安摔伤右臂后,组织上调她到周恩来身边工作。此时,周恩来正在延安,特给他俩发来贺电。董必武为他俩结合写了贺诗:

春去夏来秋复冬,

几番筹备几番慵。

射潮日往江头去,

顾影时从镜里逢。

既已倾心应作合,

未能免俗故从容。

成双好事皆如愿,

岁首红岩喜气重。

1944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南方局代理书记董必武回延安期间,南方局改为重庆工作委员会,以王若飞、刘少文(张明)、徐冰、钱之光、熊瑾玎、潘梓年、童小鹏7人为委员,王若飞为书记,许涤新、张友渔、章汉夫等列席会议。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建立什么“国”的斗争摆在中国人民面前。

为了赢得舆论,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采纳政学系官僚、时任“文官长”的吴鼎昌的建议,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毛泽东到达重庆之前,周恩来从延安打电报给钱之光,要他把办事处二楼东部的房间腾出来,作为毛泽东及其随员的住房和办公之用,并要为毛泽东备好衣服、鞋子等,对生活上的细节,也都考虑得很周到,例如指定刘昂留在二楼照顾,李泽纯专为毛泽东做饭。

1945年8月28日下午3点多钟,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赫尔利(赫尔利是美国罗斯福总统于1944年9月6日派到重庆的私人代表。同年11月17日,美国政府任命他代替高思为驻华大使)的陪同下,乘飞机到达重庆。这天清早,南方局、办事处、《新华日报》的刘少文、王炳南、徐冰、钱之光、张晓梅、龚澎、陈家康、潘梓年、章汉夫、熊瑾玎等几十人到机场迎接。

毛泽东来到重庆,原来也曾计划住在张治中的寓所“桂园”。后来周恩来和钱之光考虑到那里有许多不便,就把那里只作为办公和接见中外来宾之用,还是住在红岩办事处。解特生的“特园”也给毛泽东备用。钱之光向由延安派来做保卫工作的陈龙和龙飞虎、蒋泽民、颜太隆、贺青华、舒光才、齐吉树等介绍了重庆的情况,并一起商量了安全保卫的具体措施,决定设置三层哨:外层是流动哨,设在黄桶树附近;第二层是大门门卫;第三层是住房外,实行通宵值班。流动哨和房门口值班由办事处干部轮流担任。

因为是在国民党政府的陪都,所以办事处和国民党当局双方在保卫工作上有个分工:内部由办事处负责,外面由国民党方面负责。所谓内部,在红岩,是指离办事处大门约20米距离的黄桶树以内;在“桂园”,是指院围墙以内。这些区域以外,安全就由国民党方面负责。毛泽东出门,办事处就通知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由他们负责沿途的保卫工作。在“桂园”,办事处派了几个同志,由朱友学负责警卫安全;伍全奎、宋福生、王东森负责招待来宾和为毛泽东做饭。国民党在“桂园”也派驻宪兵保卫。他们对所有来宾进行登记和监视,并不断调换负责人,每天要向上司报告。

毛泽东身上穿的蓝色中山服和布鞋都比较旧。钱之光虽然早就接到周恩来的电报,要他为毛泽东准备衣服、鞋子,但因尺寸不详,无法购置。毛泽东来后,指定由刘昂给毛泽东做衣服、买鞋等。她等毛泽东睡着时,悄悄取出衣服和鞋子,送到服装店量好尺寸做衣服,并在街上买了布鞋。接着又给买了皮鞋和拖鞋。给毛泽东做衣服的服装店师傅对刘昂说:“这是给毛泽东主席做的衣服吧!”由于加工细致,这套衣服很合身。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与各方面的接触和社交活动都很多。10月2日,柳亚子应约到红岩来见毛泽东,画家尹瘦石同来,表示愿意为毛泽东画像。毛泽东答应了,说另约时间。5日下午,周恩来、张友渔陪同尹瘦石来红岩办事处,钱之光将尹引进一间客厅。一会儿,毛泽东微笑走来,寒暄了几句后,便坐在一张藤椅上,尹开始作画。毛泽东神态安详地静坐着,过了几十分钟尹便画好了。毛泽东问钱之光:“画得像吗?”钱说:“画得像。”毛泽东同尹紧紧地握手致谢,并留吃饭,尹辞谢了。

10月8日下午,发生了“李少石事件”。办事处秘书李少石坐汽车陪柳亚子回寓所后,在返回的路上被国民党士兵枪击重伤。周恩来知道后,立即叫钱之光到医院看望。随后,周恩来来到医院,同钱之光一起听了医生的检查和抢救无效的情况报告。为了慎重起见,钱还参加了尸体解剖化验,看到取出的许多块弹片。事后又认真调查,弄清这次枪击事件,是由于李少石乘汽车的司机开快车,撞伤了路上一名国民党士兵。国民党部队的一个班长见车不停,便向汽车开枪,子弹从车后工具箱穿过,打中了李少石的肺部。子弹是汤姆式的,中弹即爆炸,流血过多,抢救无效死亡。为了这件事,《新华日报》发表了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钱之光处长澄清事实的声明。与此同时,周恩来、钱之光等还去慰问了国民党受伤士兵,并承担了他的医药费用。这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办事是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

在困境中做好工作

重庆谈判结束后,毛泽东由张治中、王若飞和钱之光于10月11日护送飞返延安。王若飞、钱之光于次日乘原机返回重庆。

周恩来在11月25日飞返延安,于12月5日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建议成立中共中央重庆局,由董必武任书记,王若飞任副书记,刘少文、徐冰、华岗、钱瑛、钱之光、潘梓年、熊瑾玎为委员,章汉夫、王世英、童小鹏、王炳南、许涤新、张友渔、夏衍为候补委员,共16人组成,以领导国统区工作。

重庆办事处的经常性工作,比在南京、武汉时期更为繁重。特别是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不久,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被停发军饷。至于军械、弹药和通讯、卫生器材等,办事处在南京、武汉期间,国民党政府还象征性地发过一些,到重庆后,也是直接拨到战区领取,皖南事变后就什么也不给了。办事处的经费来源,主要靠自己筹措。英国援华总会曾经过宋庆龄给予援助,其他国际上的援助,还有宋庆龄等民主人士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和华侨爱国人士捐募的款项与物资,这成为办事处重要经费来源。办事处自己也搞点贸易,用各种办法筹款。也通过一些关系,从香港购进一些器材和重要物资。所有这些物资,均由办事处转运到总部和延安。所有款项,大部分上缴中央,一部分留作地下党经费和南方局、办事处工作人员生活费用的开支。

此外,还要帮助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工作与生活,救济革命烈属和干部家属,在接送干部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还为许多同志和烈士寻找亲人,抚养家属子女,把他(她)们送到延安或其他安全的地方。这一切钱之光都亲自过问。这里面有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蔡和森的儿子蔡博,任弼时的女儿,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平,李硕勋的儿子李鹏,吴玉章的外孙女大兰、小兰、霞飞,李克农的父母和妻赵英、女儿李冰,陈毅的父母,刘伯承的弟弟,叶挺、罗瑞卿、罗炳辉、夏曦、郭亮、严朴等的儿女,徐特立的亲属,等等。寄钱接济的有林伯渠、谢觉哉、唐延杰等的家属。这项工作由刘一清(即刘昂)负责。被接济的家属无不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周恩来、董必武于1946年5月先后率领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重庆局、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单位的同志前往南京。重庆局改称南京局,周恩来任书记,董必武任副书记。钱之光随同到达南京后,开始了新的工作征程。?

责任编辑 / 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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