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眼看见日军投炸弹百姓无法抵抗

陈纲+王女馨++王诗云

庆祝停止内战

五岁登台演出

陈纲:我叫陈纲,我的祖籍是浙江省浙东绍兴下辖的新昌县。我父亲是第一代的留日学生,他是19世纪20年代去日本留学的。那时是军阀时期,军阀要支持教育,他作为浙江省农业学校的学生,靠官费考到日本,回国后一直在杭州,所以我出生在杭州。

我出生那年是1931年,那时刚刚发生九一八事变,全民愤慨,区区一个九一八事变,一下子就让日本人把东北占去了。1935年“一二·九”运动获得全国人民热烈的支持和声援,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国民党被动抗戰,共产党在陕北扎根,号召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以张学良、杨虎城两个人为主,一个东北军,一个西北军,在西安兵谏,把蒋介石抓起来了。那时共产党就参加了调停,周恩来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党非常震惊,组织了学校游行,要抗议张学良、杨虎城。小学生即使不懂事,也要参加游行,虽然我那时才5岁,还在上幼儿园,但我的哥哥们都参加游行了,因此我知道这件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被放了出来。由此而使国内战争向着抗日民族战争转变。此时游行的人就更多了。那时杭州有一个西湖博览会的博物馆,是一个新建的现代化大礼堂,为庆祝蒋介石被释放,全国可能走向停止内战,在大礼堂举办了晚会演出,我还上台表演了。那时,抗日的意识在全民中就开始形成了。

抗战中意识到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陈纲: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日本鬼子开始轰炸我们,那时候在杭州岳坟还举办了一个防空展,把岳坟的大厅布置起来,声光电的展示都有,目的是告诉人们,飞机来轰炸时,大家不要看轰炸,要赶快注意隐蔽,注意防空防毒,展厅里还有防毒面具,这个我印象很深。

1937年,我虚岁已经7岁了,上小学一年级。杭州在这年12月24日沦陷,那时我们就撤退出去,逃难到了浙东,所以我小学、初中都是在浙东念的。1937年11月12日、12月13日上海和南京先后沦陷,很多有民族气节的人都跑出去了,不愿意留下来做日本人的木偶。

我是在浙东的仙居县念的小学,中学时到了永康壶镇。壶镇是一个小乡村,非常闭塞,当地经济很不发达。那时,壶镇一共集中了四所中学,一个是现在的杭州七中,当时叫安定中学,是私立中学。一个是锦堂师范,也很有名,它是在抗战中从慈溪迁到壶镇的学校。金华中学那时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也迁到壶镇来了。还有一所浙江蚕学馆,是浙江理工大学的前身。

壶镇本来是相当闭塞的地方,当地人不吃螺蛳,也不吃猪肚子里的猪肝、猪心、猪腰,都要扔掉。后来沿海的人到了那里,把它们当成好东西了,当地人才逐渐吃起猪肝、猪心、猪腰。所以,受到抗战的影响,知识分子下乡,城乡文化融合,对于农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从小学到中学期间,老师经常会给我们讲惨痛的历史,比如外国人如何侵略我们,签订不平等条约等等。老师的思想都是比较进步的。抗战开始后,蒋介石把黄绍竑安排在浙江省做主席,黄绍竑比较开明。抗战初期,周恩来要到绍兴去视察,他当时是军政部的副部长,浙江省的政治工作队有大量的进步分子和共产党人。政工队的工作很辛苦,又没有油水,但是对老百姓的思想影响很大。

所以,在抗战期间,对于中国被强国欺凌这方面,我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相当强,总觉得自己也要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概念。整个抗战期间,我虽然没有到沦陷区去过,都是在游击区的山村里面念书,但是我已经明确地感觉到日本的侵略。我只见过一个日本兵俘虏,是被前方的将士俘虏来的,接到后方去,经过我们学校门口时我看到了。

1942年,美国航空兵轰炸东京,回去的时候,飞机没有油了,又找不到飞机场降落,只好迫降,航空兵被当地的农民救起来,集中送到云和的省政府。后来,这些美国航空兵还到我们学校里和我们进行了友谊比赛。

亲眼看见日军投炸弹

百姓无力抵抗

陈纲:抗战期间,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日军对我们的轰炸,它完全没有军事目的,完全是震慑性的,并且针对的是平民老百姓。我老伴对轰炸的印象最深,她比我小三岁,与我是大学同班同学。她念小学时,社会局势动荡,因为她的父亲在邮政局负责邮电工作,每三年就要调换工作地,所以她就跟着她父亲到处跑。

有一次他们逃难的时候,她爸爸到单位上班去了,她妈妈带着孩子,经过一片竹林,有些人往一边走,有些人往另一边走,结果就有好几个人被当场炸死了,腿都挂树上面了,这让人印象太深了。我还看过日军驾驶员把头从飞机里伸出来,这边投一个手榴弹,那边投一个炸弹,毫无目的地到处乱炸,平民百姓根本无法抵抗。

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时,真是全民沸腾。我那时刚刚放暑假,还在小山村里面,后来,我从新昌县的乡下,到城里的集市去,回来后告诉大家,日本投降了,日本鬼子都跪在地上哭了出来。大家不太明白这件事的重大意义,但我父亲说这是个大事情。

王女馨:我这一生中,由于父亲的工作原因,基本上是日本人到哪里之前,我们就逃走了,所以我的经历跟他们都不太一样。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桂林、长沙、贵阳这三个地方。在桂林的时候,我10岁还不到,日军一来轰炸,我们就要躲警报,警报一来,我们全家就躲进七星岩洞这些防空洞里。洞里面有很多很多人,警报结束以后,我们才能出来,就这样每天躲警报,那种情况下也没有办法念书。每次警报一响,我妈妈吓得两腿都发抖了。

我们到长沙后,情况惨得不得了,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大家还是要躲警报。有一次,我妈妈带我们躲进树林里去,结果回来之后,发现我们家里的玻璃都被震破了,桌子也被震翻了,震得一塌糊涂。躲进另外一片林子的一些人,他们的腿也被炸得一塌糊涂,我们算运气好,一个人都没有受伤。

所以,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日本鬼子,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躲警报。我没有系统地在学校里读过书,都是在一个地方学两三年,又换到另一个地方去了。抗战胜利以后,我父亲就从贵阳直接到了天津。我在贵阳念完小学,到天津念了初一、初二。?

题图 陈纲夫妇

责任编辑 / 梁发明

标签:

发表评论 (已有条评论)

  •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