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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过三次日军投降

史定坤++朱长振

我叫史定坤,1925年出生。自打记事儿起,我家里就很穷,不满一岁的弟弟饿得脖子像手腕一样粗,头一直歪在肩膀上“哭都不会哭”。后来跟着母亲一起外出逃荒要饭,途中遇到会唱戏的讨饭人,我就拜了师。本想学些技艺能多要些饭,可母亲和弟弟没能等到我学艺成功就饿死了。

成了孤儿后,我18岁那年选择去当兵。不仅在国内打过很多仗,还去过缅甸、印度,跟随大部队辗转拼杀,并成为营里的神枪手,小有名气。

下面我讲讲自己三次受降经历:

第一次湖南芷江受降

1945年春,我们的部队从昆明飞到湖南,一下飞机就坐上了美国的大卡车,盘山路走到头,下车就开打,边走边打一直打到了雪峰山。

当时我们出去一个连,本来是负责侦察的,没想到却遭遇了日本兵的大“扫荡”。日本兵看我方人少,比较轻敌,他们可不知道我们是王牌部队,一开打,日本兵感觉不对,就要跑。我们班长孙启先的意思是不追了,我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养咱们不就是为了打仗吗?咋能放他们走!我这么一说,俺俩又开始配合着继续打,他负责给机枪装子弹,我负责瞄准打人,专门打跑得快的,跑在前头的,一枪一个,一打一个准,把后面的日本兵吓得都不敢跑了。

开打的时候,敌我双方都会散发传单,因为语言不通,双方都画的是漫画,漫画下边配有文字,主要是投降办法,标注上万人怎么投降,一个人怎么投降。

后来打到芷江机场附近,听说日本投降了,当时剩余的60多名日本兵,也就没心事再打了,我们在这边喊话,他们在那边商量,刚开始用枪顶个白旗出来,后来又用一个更长的木杆顶个白旗出来,我们这边的干部说不打了,投降了,看那些日本兵都用右手把枪举过头顶,军帽朝后戴着,裤子扣子解开,皮带也抽出来,左手提着裤子,聚成一堆儿,算是投降了。后来听说这些投降的日本兵都要送到重庆,说是为了交换战俘。

当史定坤讲到这一部分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负责人解释说,这就是芷江受降,时间为1945年8月21日下午4时。因受降地点位于湖南省芷江县城东的七里桥村磨溪口,史称“芷江受降”。选在此受降主要原因是芷江建有大型军用机场。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在此地与中国陆军领导人洽降,并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

第二次参加受降仪式冈村宁次已哭不出声了

1945年秋,因听无线电说日本宣布投降了,上级指示我们新六军,提前两天捆行李从芷江飞往南京做准备,到了南京,就开始白天睡觉,晚上看守日本人营房、布置战壕的生活,并且在会讲日本话的南京老乡的帮助下,完成一批批鬼子的投降缴枪仪式。就算此时,日本兵还是坚持每天出操打拳,没枪了,就拿玉米秆练。直到被安排送走,他们才彻底泄了气。

看起来也很惨,每天都有一些日本兵寻死,上吊的、投井的、跳江的、服毒的、剖腹的,咋死的都有……我当时从日本营房里拿回去两瓶酒,还没来得及喝,被营长发现了,让我倒出来半碗,用火柴一点,就着火了,还一股子毒药味,营长说,这肯定是日本兵下的毒,有意要害我们的,但查了半天,也没查出来。

1945年9月8日,日本正式向世界宣布对中国无条件投降并签订相关协议。当天我们连早早把会场警戒起来,我就站在大台子前边,先是有飞机在会场上空飞,有空降兵往下降,多国代表到场,日本代表岡村宁次都已经哭不出声了,嘴一直都张得大大的,脸上沾满了鼻涕和泪水,颤巍巍的双腿站都站不稳,一直由两名日本兵扶着,很艰难地完成了签字仪式。

第三次参加受降仪式我拿着没子弹的枪站在何应钦的身后

第二天(1945年9月9日),何应钦出席受降仪式,我作为赵营长的通信兵,带着没有子弹的枪就站在何应钦的后边,主要负责他的警卫。不让枪里装子弹,说是怕我们太恨日本兵,到时候红了眼开枪打他们,所以领导下令都不让装子弹,但是我知道其实赵营长那手枪里是装满子弹的。受降仪式上,有百姓高喊:“日本人完蛋了……”又是涕泪交加的冈村宁次,上台后拒绝两个日本兵的搀扶,在会场中仅有的桌子上签了投降文件,会场一片沸腾,场面差点失控。

后来,我在空地上看守日本兵整理上缴的500架飞机,因部分飞机被日本兵蓄意破坏,我们监督日本的机械师修飞机。当时好奇心重,我溜上刚修好的一架飞机,阴差阳错发动了飞机,剧烈抖动的飞机吓住我了。很快上来两个日本兵试图控制我。回过神的我,拿枪指着日本兵,一边下飞机一边大吼:“八格牙路!”?

责任编辑 / 梁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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