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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实创新:长征精神对井冈山精神的传承

王润芳

[摘要]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精神则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工农红军在20世纪30年代创造的一种举世闻名的革命精神,其源头正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对井冈山精神既有继承延续,又有超越发展,特别是在求实创新方面,长征精神重于求实和坦诚自纠的唯物主义创新胆略,正是对井冈山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关键词]井冈山精神 长征精神 求实创新 传承

1927年9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后,毛泽东带领起义军开往井冈山,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与敌人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而且铸造和培育了一种伟大的革命精神——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是无数革命先辈在井冈山血与火的斗争中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长征精神则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漫长而艰苦的路途中形成的,是继井冈山精神之后,中国共产党及其指挥的工农红军创造的又一伟大革命精神。长征精神源于井冈山精神,又是对井冈山精神的继承和发展,这在求实创新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

一、井岡山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

井冈山精神孕育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7月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在这个严峻的时刻,在生死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为了使革命走向复兴,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决定实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等武装两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影响了武装反动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建立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之后不久召开的八七会议,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但由于受到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思想和中共党内“左”倾情绪的影响,各地武装起义主要是在城市,盲目发动工人罢工和组织城市暴动,结果均告失败。1927年9月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中央和湖南省委开始计划也是攻打大城市长沙,但起义部队还未攻到长沙城就被反动军队打得七零八落,遭受重大损失。

毛泽东毅然决定率领工农革命军开往井冈山,保存革命力量以求发展,开始了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在井冈山领导军民打土豪、分田地,扩大红军,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使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在这个艰苦卓绝的历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克服了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将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逐步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新方向,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井冈山道路,由此培育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完备形态——井冈山精神。

江泽民同志将井冈山精神概括为“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习近平同志将井冈山精神凝练为“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井冈山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人文精神在井冈山革命斗争中的积淀与凝聚,是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思想作风、道德情操的集中体现。自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后,从中国革命精神孕育、成长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种“源”与“流”的大势:井冈山精神是“源”,而其后的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等,都是“流”,都是井冈山精神在民主革命时期不同阶段的深化与发展。井冈山精神这个“源头”,含括了后来中国革命精神的基本内容,是中国革命精神这个生命体的基因。因此,历史地看,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源头。

井冈山精神之所以能成为中国革命精神之源,我认为是由以下条件决定的。首先,井冈山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之实践的开端,当时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社会状况与以后民主革命不同具体阶段的社会状况虽有不同,但其基本面却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中国革命精神之河的源头生态与中下游的生态——国民党反动统治、敌强我弱,并无本质改变。同时革命的目标是一致的,社会状况基本面的一致性决定了中国革命的连续性、艰苦性,以及在农村坚持斗争的长期性;决定了这种诞生于井冈山时期的原创性革命精神,虽在以后革命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中,虽得到丰富和发展,形成波澜壮阔、蔚为壮观的中国革命精神之河,但其内核的性状却始终是稳定的。这符合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其次,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在实践中已经能自觉地初步地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此后正确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最根本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并相继形成了苏区精神、长征精神等等,筑起了中国革命精神的“红色基因”库,而其原始“基因”就是井冈山精神。

二、长征精神对井冈山精神求实创新的传承和弘扬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的讲话中,将伟大的长征精神概括为“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从习总书记的概括来看,长征精神与他本人和江泽民同志概括的井冈山精神核心内涵是一致的,可谓是一脉相承。

实事求是、敢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在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探索新路,要有“敢为天下先”的气概与胆识,要有勇往直前的勇气与毅力。长征精神重于求实和坦诚自纠的唯物主义创新胆略,就是对井冈山精神求是创新的传承和弘扬。

1.长征精神在军事路线上的求实创新。军事路线上的求实创新首先体现在遵义会议上。遵义会议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其最具特色的地方,就是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2]p125。

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集中表现为: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这条军事路线不仅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后湘江战役的失败,而且由于“左”倾领导人固执己见,硬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使得红军主力差点再一次陷入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挺身而出,实事求是分析具体情况,于1935年2月在扎西会议上提出西进黔北的计划。随后,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对毛泽东的主张予以采纳并进一步肯定,使得“左”倾教条主义愈来愈遭到怀疑,许多领导干部开始觉悟,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和“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有了较清楚的认识。

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以解决军事问题、改变军事路线为开端,从实际出发,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即企图用阵地战代替运动战、用“正规”战代替人民战争,纠正了错误的军事路线,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党中央的领导,使得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军事路线在党内军内得以确立并发展,成为党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方针。

遵义会议后,新的党中央从实际出发,改变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消极防御战略,代之以积极防御战略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避免一次次危机,保存了中国革命的有生力量。不断根据敌情变化,及时调整红军的行动,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勇于探索、求真务实的创新精神。

与井冈山时期有根据地的作战相比,长征这种没有根据地的流动作战更加艰苦。没有根据地作为依托,没有有组织的人民群众配合,红军边打边走,日夜作战[3]p3。在这种情况下,正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遵循实事求是原则,不断根据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灵活机动地改变红军的行动方针,使红军指战员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才使中国革命奇迹般地從失败走向了胜利。

2.长征精神在组织领导上的求实创新。在长征途中,遵义会议不仅实现了军事路线上的求实创新,它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实现了党的组织领导上的求实创新。外国著名学者I.G.埃德蒙兹在《毛泽东的长征:人类大无畏精神的史诗》一书中提到,长征胜利首要一点是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取得了原由俄国控制的党中央的领导权,抛弃了错误的方针和战术”。历史已经证明,在遵义会议上,正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以卓越的创新胆识,敢于违“上”,正确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才使中国共产党首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从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到遵义会议前,党的所有重要会议和重大决策,都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决议或共产国际代表的指令进行的。此间,共产国际给了中国革命很大帮助,但也有一些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

在中央苏区,由于“左”倾组织路线的干扰,毛泽东受到排挤和批判,许多优秀的党政干部和红军指挥员受到不公正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长征开始后,李德和博古继续坚持错误,几乎将党和红军带入万劫不复之地。此时,党内和军内要求改变错误的军事指挥和组织领导的呼声到达顶点,彻底解决组织路线问题以挽救中国革命已是呼之欲出。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利用“实事求是”这个锐利武器,对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成功的抵制。从遵义会议纠正“左”倾错误开始,加上1934年10月上海中央局遭到破坏,使得长征途中中央无法与共产国际联系这个客观条件,中国共产党逐渐走上了一条根据具体情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组织路线问题。

首先,中国共产党从实际情况出发,以超人的胆略,抛开长期以来禁锢人们头脑的束缚,公开批评和纠正共产国际代表的错误,对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进行点名批评,改变了过去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当“圣经”、把共产国际派来的人当成“太上皇”的错误做法,这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上走向成熟的表现。其次,遵义会议还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当时有决定意义的组织问题,取消原“三人团”,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负责军事指挥工作,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与此同时,在组织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无视和反对共产国际的权威和地位,而是继续尊重和服从它的领导,但同时也强调,对其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状况加以理解和运用,正确的加以肯定。这不能不说是对过去唯共产国际是从、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思想的一个历史性突破。

坚持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问题,坚持实事求是,对共产国际决议采取分析态度,正确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都是中国共产党吸取革命的经验与教训,在长征途中深刻总结、不断反思的结果。它体现了长征中中国共产党在组织领导上的求实创新,是中国共产党走出幼年的标志,为其进一步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实现在更多领域的求实创新和开创革命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带领井冈山军民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苏联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创造性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而长征中不论是军事路线还是组织路线的重新确立,都是对井冈山时期求实创新精神的传承,这种传承将会不断延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陈宇.长征精神论[M].北京:蓝天出版社,2006.

[3]郭淼.长征中后勤部队的保障工作[J].党史论坛,1996(5).

责任编辑/陈 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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