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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重视信访工作纪事

孟兰英

人民群众来信来访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和桥梁。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阶段,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这项工作,他常常是亲自办理人民来信来访,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重要思想和实践。

作为革命事业的大事来抓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在办公机关内挂上了“来访接待室”的牌子。之后,从中央政府到地方苏维埃政府都相继设立了人民信访的工作机构,人民信访工作由此产生并逐步发展。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这就告诉我们,重视不重视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既是密切与人民群众关系的问题,也是关系到革命事业的大问题。

当时,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到省、市及县的政府机构,都设有内务部(科)、工农检察部(科)等部门。人民信访除中央政府的秘书处、内务部同时受理外,大量的群众信访、控告主要由工农检察部受理。

在这期间,时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根据人民来信提供的线索,领导查处了瑞金县贪污案。瑞金县会计科长唐仁达侵吞公款、谷票及各种实物折合大洋2000余元,经法庭审理后判处唐达仁死刑,并没收其个人财产。

延安时期,毛泽东又告诫全党: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一大批热血青年从海内外奔赴延安投身革命,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此非常关心。其中大多被送到抗日军政大学深造,还有不少人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过《人民海军报》总编辑的柳夷就是其中之一。当年,他为此事写信给毛泽东,并得到毛泽东的亲笔回信。

柳夷同志:还是八月间的你的信,今天才复你,不知对于你的问题还有帮助否?不知你还在三大队否?我因忙,积累至今才复,对你不起!你的意思是恳切的,如果陕公抗大党的同志所说,你的表现够上入党资格,仅仅过去加入与脱离国民党一点无人证明,是确实的,而你在延又有九月之久,并无其他不能入党的问题存在,我认为是可以入党的。此事解决办法,可持此信于(与)三大队负责同志商酌,你的原信也随同交给他们看,要求他们最后考虑你的问题……最后告诉你的,马列学院必须党员并须学养较高者才能进去。此复,并致敬礼!

毛泽东 十月三十日

毛泽东的这封回信不是一般地应付了事,而是实实在在地回答问题。一个共产党的领袖在工作繁重的情况下,还抽时间给一个刚走入革命队伍的青年回信,使人感动。

及时处理人民来信,时刻关注群众诉求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在信访活动中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热情,数以万计的批评建议和揭发控告信投向各级党政部门,有揭发不法奸商坑民害民的,有检举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有反映干部官僚主义的,有批评挥霍浪费的,有对各方面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的,等等。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49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专门为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处理信访工作。1950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成立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由田家英任主任,负责处理群众写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信件。1951年3月,政务院秘书厅又成立了“群众信件组”,专门负责处理所有群众来信。

1951年,针对各级党政机关信访数量增加的情况,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关于处理人民来信情况的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与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并对处理群众来信做出具体安排: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或秘书能够处理的,则不要另设专人。

1951年8月31日,北京石景山发电厂有位工人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他们工厂工资不合理并提出调整建议。办信的同志将信件压了几天。毛泽东知道后,发了脾气并严厉地批评说:“共产党员不为工人阶级办事,还算什么共产党!”毛泽东立即回信说:“八月三十一日的信看到了,谢谢你使我知道了你们厂里的情况和问题。我认为你们的建议是有理由的,已令有关机关迅速并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此复。顺祝努力!”

1952年6月16日,有一位原国民党军官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他们中的一些下级军官失业后得不到救济,生活十分困难。毛泽东对此作出批示:“周总理:此信代表失业旧军官,值得注意。请交失业救济会议处理。”周恩来随即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研究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对策。这年冬天,举办了一次“失业军人就业”活动,使这些人得到了安置。

早在信访制度创設之初,毛泽东就强调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信访工作。毛泽东对群众来信中所反映的问题,只要意见合理,要求正当,他都认真阅批。他喜欢看来信的原件,重要的地方,还划上记号以示注意。对批转的信件,他要求有关部门及时处理并报结果,不允许走形式。

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所长吕澄同志曾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工作了17年,他回忆说:从1949年春在香山双清别墅起,毛主席每天都要看十多封(人民来信)。毛主席要求我们把人民来信逐一分类,他指示每一类都应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送给他。吕澄说:毛主席对人民来信上看得相当仔细,有的地方还要用毛笔圈圈点点作出重要批示。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来访信件数量的不断增加,有时毛主席一天要看几十封群众来信。刘少奇发现后对秘书室的同志说:“主席的工作量太大了,今后是不是可以选送一些:一般的来信可以搞内容摘要。”毛主席同意了,后来每天送五至十封信供他阅处。

对人民群众提出的正当、合理要求给予适当解决

作为人民领袖的毛泽东,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温饱挂在心上。每当通过人民来信看到他们的喜怒哀乐,看到他们的倾诉,看到他们的困难,毛泽东总是难以释怀。对于群众来信来访提出的关于工作、学习、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合理要求和建议,毛泽东都会给以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倾注心血,鼎力解决。

1962年2月12日,上海市一位普通工人金祥根写信给毛泽东,反映物价上涨,工人们节衣缩食多年的积蓄在不断贬值。他在信中还提出两项建议:第一,政府应努力稳定物价,使人民群众对币值有充分信心;第二,有关部门应每月公布物价总指数,存款采取保本保值措施等。让这位工人没想到的是,这封措辞激烈的信牵动了毛泽东和许多人的心。毛泽东于3月4日把信批转给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批语是:“先念同志,请您找几个内行同志在一起研究一下,看这个文内所提的两项办法是否可能做到,怎样做到,何时做到。如有结果,请告我。”除了批示给李先念同志去研究外,这封信又发至中央书记处各同志和财贸办公室的几位副主任阅,并被列为中央传阅文件1962年349号。

类似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凡是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毛泽东都是给以高度重视,毫不含糊地作出指示,提出要求,促使问题得到解决。

1950年,秘书田家英看到一封反映北京大学学生功课负担太重、营养不足、健康水平下降的来信,立即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给有关部门认真研究解决。后经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并提出了改进意见,提高了全国大专院校学生伙食费标准,改变了功课太多太重的状况。

1950年,江苏省无锡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教员吴启瑞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她有8个年幼的孩子,因经济上有困难,无力扶养。毛泽东看完来信后,提笔复信,建议有关部门准予将其中三个小孩安排在苏南干部子弟班学习,以减轻其困难。并告诉她,如有其他困难可去找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同志商量解决。同时毛泽东还给苏南区党委领导同志写了信,请帮助解决。

1951年10月,原北京师范大学一教授遗孀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其丈夫不幸突然逝世,遗有三女二子,最大的十五岁,最小的才八个月。本人无职业,而有关方面又停发了她丈夫薪水。毛泽东一边看信一边用铅笔在信上画了许多横道道,然后把信批给秘书田家英,请他去看望、慰问了这位母亲并妥善安置。

1975年8月5日,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她到延安、大寨、红旗渠等地参观学习时,发现那里的食盐价格高。她在信中说:食盐、布匹是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售价这样高,这是对待山区、老区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毛泽东于8月13日作出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各同志,并议一下。”根据毛泽东的批示,这封来信不仅在中央政治局成员中传阅、讨论,而且还作为中央当年9月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会议文件印发,从而引起了全国对这类问题的关注。

1975年10月19日,老作家姚雪垠向毛泽东写信,汇报他写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情况,表示要在有生之年写作完成这部历史小说。信中还谈了他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希望得到支持和帮助。此时,毛泽东已患病多日,尤其是眼疾很重。尽管这样,他还是认真地看了姚雪垠的信并作了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并指示有关部门帮助这位老作家解决困难。在毛泽东的关怀下,姚雪垠从武汉来到北京,专心于写作,陆续完成了《李自成》 2至5卷的创作。

从处理人民群众的来信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毛泽东关怀干部,注意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一些事例。1974年12月,一位受审查干部的家属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对犯错误的干部从宽处理。毛泽东在了解情况后批示:“免予追究。”1975年7月,毛泽东在看了一位受审查干部的来信后批示,此案“拟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

毛泽东对人民群众来信的高度重视和及时处理,充分展示了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

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指导信访工作、制定各项政策

1949年8月,北平市在中山公园召开第一届各界代表会议,毛泽东出席并作简短讲演,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念给大家听,大意是说国民党、共产党半斤八两,粮食不断涨(涨价)!毛泽东说:“请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如何制止‘粮食不断涨!”此后不久,打击“粮老虎”的运动开始了,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从根本上解决了粮食不断涨价的问题。

对于农民问题,尤其是因落实政策不到位造成农民负担加重、生活困难的问题,毛泽东更是关注并予以解决。1952年,河北省某县的3位农民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他们村遭受自然灾害后,县里为了争当“丰产模范县”,没有认真贯彻执行灾后减免政策,造成群众生活困难。毛泽东将信批给了华北局处理。华北局派干部协助当地政府调查后,根据其灾情程度,减免了公粮,并召开了受灾村的干部会议,检查了政策执行情况,纠正了工作中的偏差。

同年7、8月间,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一名学生利用暑假回家乡上海青浦县小蒸乡搞了个调研,给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写了一份调研报告,反映当地农民生活困难的情况,分析原因是人多地少,加之连年遭受病蟲害粮食歉收,公粮又征收过多,尽管政府发给了救济粮,但仍不能解决问题,使得很多农民对解放和土地改革产生了一些非议。陈云对此很重视,并致信毛泽东说:“上海青浦县小蒸乡征收公粮过多,占到粮食收成的60%以上。一波同志在上海时也看到了苏南、浙江超征太多的这一情况……”毛泽东随后责成华东局对农民公粮及其他负担情况作了更进一步的调查了解,要求当年征粮不得超过中央规定的比率,从而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按照毛泽东指示要求,华东局退还了多征收的粮食,加大救济力度,使农民的生活困难问题初步得到改善。

从毛泽东阅处人民来信我们还可以看到,他通过这一渠道及时发现工作中需要纠正的问题,并虚心地接受来信所提出的正确意见。

1951年10月27日,河北省委党校党委书记、副校长阴一刚,副秘书长罗云路给中共中央写信,对中央文件中有关“半无产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表示了不同意见,希望毛泽东给予答复和指示。

毛泽东对这个来信很重视。他将此信批转给刘少奇、胡乔木、安子文,并让安子文提出处理办法。经安子文同胡乔木等人研究后,由安子文在1951年11月28日向毛泽东报告说,与阴一刚同样意见的人尚有许多,许多地方在整党中都提出了这个问题,这种意见是有理由的,对“半无产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应予修改。随后他们还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的电文。

对此,毛泽东于1951年12月15日写信给在杭州的刘少奇征求意见。刘少奇复信同意。同时,毛泽东又向周恩来、朱德、陈云、杨尚昆征求了意见。他在发给全党的《修正指示》中坦率地说:“过去的这种提法,中央认为是不适当的,而河北省党校阴一刚、罗云路二同志的意见则是正确的。”

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河北省某县群众来信揭发县委书记和副书记大搞楼堂馆所、贪污公款、挥霍浪费,天津市某工厂工人来信揭发厂领导搞官僚主义、压制民主、不关心工人生活等问题。毛泽东将这两件来信批转给有关地方党委处理。经过调查,来信揭发的问题均属实,分别对有关领导干部给予党纪处分和法律制裁。由此可见,人民来信来访是克服官僚主义必不可少的武器。1953年1月5日,毛泽东在党内作出《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指示,号召对官僚主义进行批判,要求从处理人民来信工作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其展开坚决的斗争。

责任编辑 / 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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