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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女特工文媛

胡遵远

文媛,安徽省金寨县人,1911年生。1926年入团,1931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32年到上海中央分局做地下工作,后赴江西苏区,在中央局机要科任译电员。1938年到延安,任边区银行机要秘书。

宝剑锋从磨砺出

1929年11月,六霍起义爆发后,文媛转移到了安庆。稍后,组织上即派人同她取得了联系,并指示她继续留在安庆,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点。工作不到两个月,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从霍山来了一批土豪劣绅,说文媛她们都是共产党员,要求国民党省党部把她们捉拿归案。文媛无法在安庆容身了,组织上决定叫她立即转移到上海,并且派一个姓张的交通员护送。离开安庆那天,正好下着雨,交通员为文媛雇了一辆黄包车,并且把布帘放下来。他们顺利地到了码头,上了船,顺流东下。此时已是1930年的7、8月间了。

船行三天,到达上海。文媛拿着介绍信,找到王日叟同志,接上了头。1931年底,文媛又转到江苏省委,担任内部交通工作。在这里,文媛由團转党,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当时,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是为了推翻旧社会的黑暗统治,使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文媛她们早已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为了打掩护,文媛的穿着打扮完全是学生样,上身穿白洋布褂,下面穿一条黑裙子,这是当时女学生的流行服装。

有一次,文媛送文件,在半路上突然遇到紧急情况:一时警笛长鸣,租界上外国巡捕拿着警棍,疯狂地驱赶着马路上的行人。文媛被隔在马路一边,而要把文件送出去,必须穿过这条马路。怎么办?文媛的心虽然咚咚直跳,但她还是提着小皮箱,壮着胆子走到“红头阿三”(指巡捕)面前,镇定地和他说话:“啥事情?能走吗?”巡捕上下一瞄,就用警棍把文媛扒拉向马路的另一边。她赶紧穿过人群,顺利地把文件送到目的地。

又一次,文媛送文件时,在电车上遇到了停车搜查。文件装在小皮箱里,销毁已经来不及了,又下不了车,情况十分危急。文媛想,只有沉着冷静、面不改色,才不会惹人注意。她装着要看热闹的样子,主动靠近上车搜查的警察。警察看她是个学生,便不放在眼里,还把她赶下车。下车后,她便立即钻进人流中去。

文媛还干过“交通报警”,哪里出了问题,就马上发出报警通知。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为了安全起见,组织上通知文媛她们马上转移。组织上派一个小报童,趁给文媛她们送报纸时,把写着“家父病重,快回南京”的纸条夹在里面送给她。文媛一看,知道情况危急,怎么办?这时,组织上又派了一位女交通员与她们联络。上级要文媛她们搬到俭德公寓,等候安排。为了不引起邻居的怀疑,文媛告诉二房东,说外出走亲戚,过几天就回来。到俭德公寓安顿下来后,文媛的爱人陈一新等一部分同志被派到江西苏区去工作。文媛因为身怀有孕、行动不便,便留在上海,继续从事地下工作。有时,她们为了刺探敌人的重要情报,还精心装扮成上层人士出席有国民党要员参加的宴会。

秘密战线创佳绩

1932年下半年,组织上派文媛到江西苏区工作。这次去江西,要从广东、福建绕道,组织上安排了一位广东籍的交通员护送她。他们在吴淞口坐上了一艘外国商船,从海上航行了几天到了广东汕头,然后再到潮州、大埔。他们白天不敢行动,怕被敌人发觉,全靠晚上摸黑走小路,一走就是100多里。沿途爬山越岭、风餐露宿,有时还要冒险穿过敌人埋下的竹签、铁蒺藜……最后,终于从广东到了福建,又从福建来到江西。到江西后,与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们另派了一位交通员,护送文媛到沙洲坝。

沙洲坝离瑞金城很近,是中共中央机关的所在地。文媛的丈夫陈一新任中央机要科长,文媛任机要员,负责译电,与在白区工作的同志进行电讯联系。

当时,中央苏区是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对外联络十分困难,因此无线电就成了中央苏区同上海党组织及其他根据地进行联系的唯一通信工具。靠着它,党中央才能及时了解敌人的动态;靠着它,党中央的声音才能及时传到各个红色根据地,领导各地的反“围剿”斗争。可以说,电台和密码对于中央苏区十分重要。正因为如此,敌人也在千方百计地设法破坏我们的通讯设备。那时敌人经常派飞机来轰炸瑞金,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的电台,妄图截断我们的红色电波。文媛非常重视电台和机要科的工作,时刻做好通讯联系工作。为了防止敌人的飞机轰炸,文媛常常带上密码本和纸笔躲到山上办公。到隐蔽的地点,得爬山越岭,还要穿过荆棘树林,衣服常常被挂烂,腿脚被划伤,弄得全身血迹斑斑。但不管多么困难,就是牺牲自己,也要绝对保证电码本的安全,因为它是党中央的耳朵和眼睛啊!每到出发时,文媛总是检查着装,看有没有什么漏洞,直到没有发现什么疏忽的地方为止。虽然环境异常艰苦,但是文媛他们总能顺利地完成任务。

虎口脱险得安宁

长征开始时,文媛因为身怀有孕,不能跟随大部队行动。组织上指示她们回到上海继续搞地下工作。文媛她们只好同留下来打游击的小部队一起与敌人周旋,一直随军打到了赣东。这时,战士伤亡很大,张鼎丞指示文媛她们五个女同志原地留下来隐蔽。部队负责人还告诉文媛她们,如果被捕,就说是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日的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时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派到江西来参观的。

文媛她们五个女同志离开部队辗转到了会昌,躲在山上,没有吃的,就到附近地里挖红薯来充饥;没有房子住,就住在露天野地。这时,国民党部队在会昌有一个铲共团,和当地民团一起,常常搜山。一天,他们狂呼乱叫,蜂拥而上,文媛她们虽然四下藏匿,到底还是被抓住,并被带到会昌县城,关在牢里。在此之前,被捕的还有一个在苏区办报的编辑,叫谢然之。敌人审问文媛她们五人时,她们异口同声地都说是福建人民政府参观团。敌人不信,就把谢然之拉出来指供。他只认识文媛,说文媛是中央译电员。敌人便进一步逼问文媛的身份,文媛回答:“家庭妇女,没有翻过电报。”敌人又说:“你是陈xx(王x)的弟媳吧?”

文媛回答:“婚姻是父母包办的,当然嫁夫随夫走。”敌人看问不出什么名堂,又去问其他几个女的。她们也一口咬定文媛是家庭妇女。就这样,敌人一无所获,对她们也不再追问了。

后来,敌人把其他四个女同志押到南昌,关进了国民党的感化院。文媛因为临近产期,被押到了宁都,转交红十字会,并同意出保释放,否则就遣送回安徽原籍。文媛想,如果回安徽就是重犯了,只好说家里人已不在安徽,在上海。当时,文媛也确有一个伯父在上海光华火油公司任职,她就给伯父写了封信。不久,伯父来了信,还寄来了钱,文媛才被放了出来。在宁都红十字会医务所时,有一个安徽籍医生,为人忠厚,他听说文媛被保释,便告诉她去上海的路径。这时,文媛生大儿子刚满月,只好一手提着篮子、一手抱着孩子,只身到南昌,又转九江,乘船到上海。

1938年5月,按照党组织的安排,文媛来到了日夜思念的延安,先进陕北公学学习,后进中央党校学习。此后,文媛和陈一新一起跟随部队转战东北、南下中南,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工作。

责任编辑 / 彭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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