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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后勤建设的艰难历程

白钢

编者按:古往今来,任何军队和战争都要有一定的物质技术作为保障,否则,就无法建军和打仗,更谈不上强大和胜利。人民军队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后勤保障建设,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证。红军后勤工作的巨大成就,从根本上说,得益于党的坚强领导,得益于紧紧围绕战略目标改进方式方法,得益于人民群众的强大支持。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90周年之际,本刊特邀请三位军队学者就红军的后勤保障建设撰文解读。

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了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此时的起义部队,官兵士气低落,缺少给养,而且疟疾流行,一路上总有病人掉队或因缺医少药死在路旁的事发生;一些长官还存在打骂士兵的旧军队习气;军队中党的组织很不健全,队伍中的党员也没能发挥足够的作用,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投机分子公开逃跑。部队由原有的5000多人锐减到不足千人。

作为起义部队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意识到,物质条件的艰苦,是导致部队士气低落的最基本原因之一,如果不妥善解决这一问题,部队很难持久。在与前委委员们研究后,决定将起义部队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同时,借鉴叶挺独立团党组织建设的成功经验,在部队各级都设立了党的组织,连以上设立了党代表,担任党的支部书记。在后勤建设上,前委提出了官兵一律平等的正确主张,改薪饷制为供给制,废除了官长小灶,要求官兵生活待遇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让士兵参与部队管理,并且实行伙食管理公开、经费管理公开,规定由士兵代表监督部队财经收支,每月公布一次账目,平分伙食结余。另外,为了加强部队的后勤保障,设立了经理处,负责筹措经费,经办伙食、被服等后勤工作;设立了卫生队,将原随各连行动不便的伤病员集中到卫生队,由卫生队负责治疗管理。

三湾改编提出的供给制和经济民主原则,以及一系列后勤保障模式的完善,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被证明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在当时官兵生活极为艰苦条件下,部队保持了团结一致,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段时期官兵的生活状况时,作了具体的描述:“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

1927年11月18日,工农革命军第一营攻下茶陵县城。部队进城后,只成立了一个县人民委员会,一切仍按旧政府的样子,升堂审案,收税完粮,什么群众工作也不做。部隊的给养也像旧军队一样,通过商会向各商铺摊派。部队住了好些天,也没有筹上多少款,给养依然很困难。在茅坪的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随即写信指示部队领导人,要求成立工农兵政府,并发动群众开展斗争。11月28日,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了。学徒出身的印刷工人、县总工会主席谭震林,担任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工农兵政府成立后,立即发布了布告,号召广大工农群众起来革命,建立工农武装,惩治土豪劣绅,茶陵各地扬起了红色的狂飙,部队的行动得到群众的协助和支持。不久,部队发了灰色的新军装,戴上了八角帽,还发了一套白布衬衣,连子弹带、干粮袋也换了新的。部队精神焕发,群众欢欣鼓舞,一扫秋收起义失败以来的沉闷空气。

毛泽东后来总结道:我们的官、兵、夫,如果离开群众,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要想方设法接近群众,同他们拉家常,问他们家里几口人,几个人劳动,种多少田,收多少谷子,交多少租子,够不够吃,等等。群众了解了我们,就会帮助我们。有了群众的支持,我们的革命胜利才能有把握。毛泽东特别强调,我们工农革命军不仅要打仗消灭敌人,做群众工作,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还要做经济工作,打土豪、筹款子。

1929年12月28日,在古田镇溪背村的廖氏宗祠里,百余名代表三五成群地围坐一旁,听着台上的毛泽东侃侃而谈。他身边有两张长木凳,他没有就凳而坐,而是习惯性地站立着,还把左手撑在腰间,不时用右手有力地向前挥动着:“同志们,我们从年初到现在,艰难转战赣南闽西,相继取得大柏地战斗,攻克长汀城,三打龙岩城的胜利。我们的广大指战员表现的都很勇敢、很顽强!”接着,毛泽东语气一转,“但是,我们的一些革命同志也犯了单纯军事观点的错误,出现了只顾打仗,不愿意做发动群众和打土豪筹款工作的问题。出现了搞绝对平均主义,分物品嘛,要求极端平均,背米也不问年龄大小、体质强弱都要一样。分房子也要一样均,司令部住了一间大点房子,有的人就骂起来。甚至在一副担架两个伤兵的情况下,宁愿大家抬不成,也不愿把一个抬了去;对待伤兵不负责任,甚至讨嫌他们等一些不正确的倾向。”稍停了停,毛泽东环视着四周,说:“这些错误思想、错误行为,归根到底,就是单纯的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思想,还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以及盲动主义残余在作祟。”

“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完全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我们必须认识到,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必须同时担负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大任务。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一切旧军队的根本标志之一。在内部关系上,要坚持官兵平等,实行民主主义制度。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不同,没有阶级的分别;在军民关系上,红军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毛泽东洋洋洒洒,一口气讲了大半天。他的报告生动活泼,又有很强的针对性,代表们听了心里亮堂堂的,一点儿都不累。

在这次著名的古田会议上,专门对做好后勤工作做出了决定,明确了党的委员会负责计划筹款与全军预算分配支取的问题。同时,加强后勤机构建设,设立军需处、副官处两个后勤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系统;军部为军需处、副官处,各团为轴重队,营连为经委会。卫生系统各团有卫生队,军部设一个直属卫生队。强调官长要关心、照顾伤病员,尽一切可能解决伤病员的物质待遇。行军中对落伍的士兵应从精神上给予安慰、鼓励,对其中的伤病者给予热情关怀照顾;发给伤病员的零用钱和调养费,以伤病的轻重区别多少,而不应分官兵夫的身份来发给。

这次会议扫除了旧式军队的思想遗毒,确立了红军后勤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一系列原则制度,从而在政治上、组织上确保了党对红军后勤工作的绝对领导。古田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后,士兵和群众斗争的情绪都非常高涨,全军士气振奋,纷纷都要求去进攻敌军,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土地革命。

事实证明,党的领导是红军后勤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

责任编辑 / 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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