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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后勤建设的成功秘诀

钟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后勤工作始终围绕军事战略目标制定后勤政策,确定保障重点,组织保障行动,从而为各阶段红军的作战行动,提供了有力的物资供应和各种保障。同时,红军的后勤建设在这一过程中,也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和加强。

1927年10月7日这一天,秋高气爽,艳阳高照。毛泽东等率工农革命军向茅坪进发。接近茅坪的马沅时,与一早就在那里迎接的袁文才汇合。毛泽东快步走上去,伸出双手,用力地握着袁文才的手说:“咱们工农革命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专门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队伍,一路上历尽千辛万苦,今天来到宁冈的茅坪,终于有了自己的落脚点了。这个地方很好,山高林密,地利人和,又有袁总指挥的帮助,我们一定要同袁总指挥和农民兄弟亲密合作,共创大业。”袁文才动情地说,有了革命军的支持,我们一定能沉重打击那些地主劣绅!

部队开进茅坪。接近村口,当地群众以最高的传统礼节——杀猪迎接。戏班子敲响锣鼓,吹起唢呐,点燃鞭炮,热烈欢迎工农革命军的到来。这一切,使工农革命军指战员颇受感动,不少同志高兴得流出了眼泪,好像真是回到家了。而此时的毛泽东却有着自己的打算。他知道,井冈山虽然可做一时的安身之所,却不是永久之地。最直接的问题就是部队的给养问题。井冈山地区方圆550里,人口不到两千,产谷不满万担,这种条件别说为部队提供给养,连保全群众自己的生存都十分拮據。

转眼,到了1928年1月,山区显得异常寒冷,可革命军指战员依然穿着单衣。寒冬威胁着这支工农军队的生存。此时,江西万安县委派王次淳送信,要求工农革命军支援“万安暴动”,派兵攻打南面的遂川县城。毛泽东也从报纸上看到“万安暴动”的情况,非常佩服万安县委组织农军三次攻城、锲而不舍的革命精神,于是决定去打遂川。

革命军行进到大坑时,遭遇肖家璧靖卫团,一举打垮,并趁势占领草木镇,没收了肖家璧全部财产,获两万多银洋、七百多担布匹。遂川县城守敌闻讯后,连夜弃城而逃。革命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分兵三路深入乡村,一路到雩田,一路到大坑,一路到草林圩,开展打土豪发动群众活动。革命军每到一处,立即开始打土豪,没收土豪的财产和粮食。并将一部分没收来的财产和粮食分给乡亲们,取得他们的信任。

毛泽东也亲自与工农革命军一道来到草林圩。其间,他经常找老表谈心,做些调查,从中了解到,草林圩最大的土豪叫黄礼瑞,他有9100多担谷子的田,好几千亩的山林,还开了鸦片烟馆、钱庄、油行、当铺,控制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命脉。可以说,黄礼瑞是一个亦绅亦官亦商的恶霸。于是,毛泽东决定派罗荣桓带队前去清剿。部队到达黄礼瑞的老巢时,他已逃之夭夭。战士们将他家库房里堆放的粮食、布匹、光洋,还有一缸缸的腊肉、腊鱼等年货都封存起来,将当铺中的衣服被褥、金银首饰等都一一查清退还原主。

接着,5月,革命军攻下永新县城,没收土豪劣绅财产,挑回井冈山三百多担布、两百多担盐和西药等物资。9月,再占遂川县城,获一万银洋与大量金银首饰、棉花,使井冈山“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不缺少布”,解决了部队的冬衣和给养问题。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

应当说,打土豪、筹款子是井冈山斗争时期,工农革命军在游击作战中取得供给的主要来源。此后,这一方法也成为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取得供给的重要途径。另外,红军还通过革命根据地的土地税(主要是粮食)和其他税收,以及包括人员补充在内的作战俘获,来获取经费和物资保障。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红军给养,米暂可从宁冈土地税取得,钱亦完全靠打土豪。”“为红军计,欲求扩大……利用正确的战术,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必有俘获,如此可以逐渐扩大红军。”

1928年3月,毛泽东在酃县的中村正式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运动,采取了“插牌分田”的方法,将没收的一切土地分给农民群众,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生产积极性,有力地支援了部队供给保障。宁冈县碧砻东源乡麻上村农民邱祖德,分田时得了十多亩山田,1928年秋迎来了分田后第一个大丰收,共收谷3500多斤。他翻身不忘红军,除上交700斤土地税外,还向政府捐献了300斤谷。永新县一位妇女马夏姬,把自己辛勤劳动挣来120个铜板全部献给了红军。这种群众自发的捐助形式也是当时红军获得补给的一种重要途径。

1928年4月,朱毛会师后,井冈山的红军已有3个师9个团近万人,每月销粮40多万斤,对于贫瘠的井冈山来讲,无疑是一个现实问题。红军官兵冬天没有棉衣穿,只穿两件单衣;每天吃的只有红米和南瓜,甚至两月没有一文零用钱。于是,在29日召开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解决红军的给养问题成为一项重要内容。有的人就在会上提出要“流动游击”,继续靠打土豪筹款子。毛泽东却坚定地表示:“我们要与敌人作斗争,必须要有根据地作为依托。现在我们有了‘家,就不要乱跑了,要在这里‘发家,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毛泽东的这一提议,得到了包括朱德在内的领导人的一致赞同。

于是,红四军开始在内部建立一些后勤机构:设立经理处(又称军需处),下设财政、会计、被服、粮秣四科;军械处,下设军械、辎重、管理等科队;军医处,下设军医科、医院、运输队、担架队;并设留守处。各团设经理处和辎重队、担架队、卫生队等。同时,组织各县地方武装在根据地的中心区域,逐步建立后勤设施,组织规模不等的后勤建设。

1928年12月,红军缴获了挨户团一处兵工厂的全套设备,军械处处长宋乔生如获至宝,向毛泽东、朱德建议,扩大军械处的规模。于是,在黄洋界山下的梅树下村成立了红军兵工厂,工人有30多人。兵工厂不仅可以生产五响枪和“马尾手榴弹”,并且还将此前缴获的一门损坏的迫击炮赶修好,使其在黄洋界保卫战中,给敌人以巨大震撼。此外,莲花县赤卫队在上西区沿江村办了一个修械所,永新县赤卫队在塘边村也办过一个修械所。

同样,依靠在遂川城打土豪时没收的7台缝纫机,工农红军建立了100多人的被服厂。当时,红军筹集到的都是本地生产的白土布。负责人余贲民发动在茅坪建立了一处染坊,用植物染料把布染成灰色。此后,灰色就成了红军军服的正式颜色。另外,红军还在井冈山建起了印刷厂(有两台石印机)、盐厂(熬硝盐)、粮库等,保证红军的日常生活供应。

为了解决行军打仗的伤病员问题,红四军前委决定在原茅坪医疗所的基础上,于井冈山中心地域成立红军医院,院部在中井,设有看护训练班、担架排、药房、手术室等。在大井和小井各设一个医疗所。同年冬,小井医疗所扩大为红光医院。这时的医院设备极为简陋,没有正规的手术器械,药材奇缺,医务人员极少,基本上靠中医中药和土法验方治疗。开始时甚至没有专门病房,伤病员都分散住在群众家里,后来才建起了一些简易的病房,被子不够用,经费、粮食经常接济不上,吃、住条件都很差。特别是伤病员增多时,这种困难就更为严重。毛泽东和朱德十分关心伤病员,教育部队和医院工作人员想方设法照顾好他们,经常把缴获的营养品派人送到医院。在供应困难时,毛泽东特别指示医院工作人员捞鱼虾、打野味给伤员改善伙食,毛泽东等领导同志还多次前往医院看望伤病员,同伤病员亲切谈心,鼓励他们克服困难,战胜疾病,并勉励大家利用养伤机会学习文化。此外,在部队医疗救护方面,通过团卫生队培训,营一级开始有了卫生员(当时称医兵),并且提出不丢掉一个伤病员的口号。

这些军事后勤建设虽然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并且经常受到敵人的威胁,但仍然对保障井冈山斗争起了重要作用。后来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红军取得毙伤俘敌约1.5万人、缴获各种武器1.2万余件,而自己仅伤亡360余人的战绩。这里面后勤保障工作功不可没。

“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这句话生动诠释了后勤工作与军事工作关系,也是人民军队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极其重要的后勤指导思想。新形势下,人民军队后勤建设,无论是组织模式、制度安排,还是运作方式,都要围绕实战,都要紧紧围绕实现党在新形势下强军目标,围绕打赢信息化战争来设计、制定并执行。我们可以预见,未来战争“投送型”后勤将取代“前沿存在型”后勤。保障主要的方式将不是逐级保障,而是越级直达保障,战略、战役后勤将直接保障到战术后勤,甚至前沿阵地。后勤保障体制必将进行深刻变革,减少后勤保障环节,增强战略后勤保障投送力量和战术后勤保障力量,变“橄榄型”后勤保障体制为“哑铃形”后勤保障体制,实现从工厂到“散兵坑”的直达式保障。

责任编辑 / 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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