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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后勤建设的力量源泉

戎生

1930年11月到1931年9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队约6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连续发动了3次大规模“围剿”。在强敌进攻面前,红一方面军在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领导下,依靠苏区人民的支援,取得了3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共歼敌7.6万余人,缴枪4.7万余支。

反“围剿”期间,根据地遭受到国民党军队的经济封锁和摧残破坏,有的地区遭受了严重自然灾害,不同程度出现缺乏粮食、食盐等困难。但是,动员和组织起来的根据地人民,在困难面前不低头、不动摇,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宁愿自己忍饥挨饿,也要保证红军不断粮,倾其所有,支援红军,热情高涨地支前、参战,使工农红军得到了广泛而充足的后勤保障。毛泽东在后来总结这一时期的斗争时,不无感慨地讲道:“根据地虽小却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威力,屹然和庞大的国民党政权相对立,军事上给国民党的进攻以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有农民的援助。”显而易见的,来自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是红军战胜强敌的优势之一。

1930年深秋的夜晚,皓月当空,树影婆娑。在吉安县苏维埃政府里,正在召开赣西各县负责同志会议。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向大家传达罗坊会议决定。曾山讲到,这次国民党军队集结重兵,由“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率10万兵力进入江西境内,妄图“围剿”中央苏区、剿灭红一方面军主力。这次我们与一方面军前委召开联席会议,一同研究对策。最终,大家同意前委毛泽东书记提出的“诱敌深入”作战方针。前委同时也要求我们要积极配合,给予一定的支援。

与会各县负责人的革命热情一下子被点燃了。经过土地革命摆脱了豪绅地主残酷压迫剥削,获得土地,政治上翻了身的广大农民,在各级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劳动热情和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知道:是共产党领导贫苦农民获得了解放,苏维埃政权就是贫苦工农自己的政权。只有保卫革命、保卫苏维埃政权,才能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保卫自己的翻身解放和自由幸福!

很快,各处宁静的山村一下子忙碌起来,往常塍头、村口到处都是乘凉的人,此时却换了另一种景象:干部们跑来跑去,张罗着招呼群众;赤卫队员在山口要道站岗放哨,派出游动小组来回巡逻;少先队员手执大刀长矛,警惕地看押着反动地主;向导队已打好了草鞋,砍好了竹杖;担架队员们在捆绑和检查担架;运输队员们的身边摆着一挑挑粮米、菜蔬……整个苏区变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呈现出“扁担弯弯一行行,千军万马送军粮”的壮观场景。

据统计,赣南苏区当时仅有人口约200万,其中参加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的人数就达32万余人,参加赤卫队、担架队、洗衣队等支前作战的达60余万人。兴国县长冈乡每10个青壮年中有8个当红军和外出工作。瑞金有一户8兄弟都争着报名当红军。兴国第十区的雷汉香3兄弟,加上母亲和大嫂共5人吃饭,革命后分了田,3兄弟都参加了赤卫队,后来又当了红军。仅兴国县就成立了5024人的担架队,2519人的救护队,3254人的洗衣队,1564人的向导队,2474人的破坏队,6790人的运输队,2754人的慰劳队,共计24370人。支前参战人数占全县当时总人口的1/10。此外,还成立了地方武装:5792人的模范师,9172人的少年先锋队,2435人的模范少先队,14364人的赤卫军,9379人的随军运输担架队,共计41502人。这些都是支前参战的组织和队伍,总数占全县总人口的1/6。全县捐献军粮71000余担、军费38万余元,以及草鞋、毛巾、雨笠等大量军需物品。

此外,地方党政组织还加强了军事交通管制,设立岗哨、交通站,组成9条交通干线,负责侦察敌情、传递情报;建立兵站,办理红军给养和负责伤员运送,“做到红军一到就要有饭吃”。组织群众配合地方武装牵制和疲劳敌人;设立地方兵工厂,赶制土枪、土炮、土炸弹;组织互济会,实行战时慰劳募捐和救濟等。红军每到一地,如同回到自己家里一样,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村村都有“红色饭店”“红色兵站”“红色慰劳站”“军粮站”。部队驻下后,后勤人员通过当地县、区政府,即可就近从粮食库、站领到粮食。姑娘、嫂子们成群地把战士换下来的衣服洗净补好送回来。行军途中,早有群众等候村头、路边,把准备好的茶水、稀饭、米酒、饭团送到红军战士手里。1932年10月23日的《红色中华》曾报道:我们红军到兴国时,那里的群众真是好,对红军的认识特别深刻。我们红军一到驻地,那些工农劳苦群众都欢天喜地,替红军打扫房子呀!搬门板呀!烧开水啊!煮稀饭呀!开欢迎大会呀!真是好极了,真是模范中的模范。

为了多打粮食支援红军,苏区群众努力发展生产。他们克服因大量青壮年离乡外出当红军而导致的劳力不足,以及耕牛缺乏等困难,依靠自己的力量,组织起互助合作社、帮工组、耕田队,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并且办起犁牛站、犁牛合作社,齐心协力发展农业;他们兴修水利,开垦荒田荒山,不断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使苏区农业连年获得丰收,整个苏区粮食产量逐年增产10%以上。兴国早稻产量1931年比1930年增产15%。于都县未分田前粮食亩产不满200斤,1931年上升到300斤至400斤。农业的丰收,不仅满足了军需民食,而且每年还将苏区生产出的谷米、豆子、菜油、木头、烟叶、纸张及一切农副产品运到白区贩卖,换回食盐、煤油、火柴、棉花、线布、医药品、钢铁、兵工厂材料、手电筒、电池、汽油等苏区急需的物资。

同时,为了解决红军军衣军被、枪支弹药、食物药品缺乏的军需供应问题,苏区各级地方苏维埃政府也兴办一些小型的公营工厂,例如兴国县的被服厂、锅炉厂、斗笠厂,宁都县的夏布厂、纺织厂、草鞋厂,于都县的铁矿、煤矿、铁厂、造船厂、碗厂,闽西长汀县的造纸厂、弹棉厂、樟脑厂,等等。这些工业有效缓解了苏区军需工业品的奇缺状况,为支援革命战争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毛泽东在“二苏大会”报告中赞扬这些工厂“收到了成效”。

为了采购到更多的物资,苏区政府组织党员和革命群众成立商品采购队承办秘密采购任务。他们通过各种办法,例如假装进城挑粪,将物资放在粪桶的夹层里;或将物资装进棺材里,假装出殡将棺材抬出城外;或趁黑夜躲过封锁线上的检查哨;或将物资用密封的容器装好吊在船底下偷运过关;等等。每一次采购运输,外贸人员都要冒极大的风险,有不少群众为此而英勇牺牲。中华钨矿公司增招1.5万名钨矿工人,扩大钨矿的开采量。3年间共产钨砂4193吨,为临时中央政府挣了430多万元,换回了大量苏区急需的盐、布、药品等紧缺物资,有力地支援了红军作战。

随着军事“围剿”的接连失利,国民党军队加紧了对苏区的经济封锁,阻断根据地的对外交通,禁止一切物资运入根据地。同时,还使用极端狠毒的手段大肆抢粮、毁坏禾苗、屠杀耕牛,给苏区红军和群众生存造成了严重威胁。

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积极支援红军,苏区内开展了群众性节省运动,开源节流,节省每一个铜板,节省每一寸布、每一粒粮食,支援反“围剿”战争。中央政府发出《通令》,要求各级政府的办公费“至少须照原有预算减少四分之一”,开展了每天每人节约一个铜板、节约2两至4两粮食的运动。并在各级政府中成立节省委员会,具体领导这项工作。随后,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发出“为四个月节省80万元而斗争”的号召,得到全体军民的热烈响应。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局决定号召工会组织节省经费20%;减少中央政府对执行局的津款1000元;裁减秘书处工作人员15个,每月费用不超过700元;家在苏区的工作人员自带伙食上班,工作人员不发夏季衣服。政府机关过去晚上每个办公室一盏灯,为节约油,改为晚上集中办公,许多人共用一盏灯或两盏灯,甚至开会不点灯,到月光下去开。火柴,过去每人每月发一盒,后改为按房间发一盒,最后干脆不发了,“利用线香代替洋火”。由于节省运动的深入开展,群众甚至把即将到期的公债捐献给政府。到当年7月中旬,共节省经费130万元以上,远远超过原来提出的80万元的指标。

另外,各地群众也掀起了“节省三升米给红军”“节省每个铜板捐助红军”的运动。当年夏收后,仅瑞金、博生(宁都)、会昌、石城四县苏区统计,群众节约稻谷5万担。在随后借谷征粮运动中,中央苏区共征集提供军粮近209万担。长汀县一位妇女干部家里拿不出谷子,卖了猪买回14担米借给红军。在苏区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他们克服困难,节衣缩食,尽量为红军提供更优裕的物质条件,确保了红军的物资需求。

新形势下,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需要我们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推进,将军队的后勤建设融入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之中。党的十八大紧紧抓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机遇,提出了军民融合这一重大战略部署,为人民军队的后勤建设开辟了崭新境界。这一战略部署,将经济建设的“棋局”与军队后勤建设“格局”科学统筹在一个大局里,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為背景,绘就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军队后勤建设新蓝图。

责任编辑 / 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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