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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早期农民问题的政治主张与海陆丰农民运动

郑向东

[摘要]党的一大至三大期间,彭湃在海陆丰地区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党的早期农村政策对海陆丰地区农民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党的一大期间,彭湃开始在海丰县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党的二大重视农民强大的革命力量,大会结束几天,彭湃就组织了“六人农会”,后发展为赤山约农会、海丰县总农会,再到惠州农民联合会,会员近20万人。党的三大通过《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海陆丰农民运动也发展成为广东省的农运中心,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典范。

[关键词]海陆丰农民运动 彭湃 党的早期农村政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彭湃组织和领导海陆丰农民运动,建立农民武装,成立全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进行土地革命,创建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海陆丰农民运动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22年初到“七五农潮”后,1924年3月海丰县长王作新再次取缔农会,这一阶段运动任务主要是组织农会和联合减租。第二阶段,从1925年3月国民党东征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运动中心是组织农民武装,支援东征军打败旧军阀。第三阶段,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1929年8月彭湃被国民党逮捕为止,创建工农赤卫队进行武装斗争,向国民党反动派宣战,建立全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革命性质和领导权问题非常明确,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第一阶段海陆丰农民运动的领导力量和性质模糊不清,似乎是彭湃独自领导了海陆丰农民运动,出现了多种观点:有的观点认为早期海陆丰农民运动是社会改良运动,并且得到当时广东省长、督军陈炯明的支持,又受其牵制;有的观点认为,早期海陆丰农民运动是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展开;有的观点认为,海陆丰农民运动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合作、共同领导。

鉴于这些观点和论述似是而非,本文通过中国共产党的中央会议决议等中共早期文獻以及中共领导人的早期活动经历,还原中国共产党对海陆丰农民运动第一阶段的领导这一事实,分析早期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性质。

彭湃在中共一大前即是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关于彭湃入党时间有多种说法,笔者倾向于1921年5月入党说,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展开论证),他在海陆丰领导农民运动,是在执行党交给他的工作,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在1929年为纪念彭湃写的文章中说:“彭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加入了党,是广州支部的组织者之一。他在广州的无产者中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不久,他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海丰,从此便将自己的一切完全贡献给了农民运动。”“只有彭湃,既是党的组织者,同时又是农民运动的组织者。他在得不到省委任何指示的情况下一直坚持在海丰工作,直到一九二四年。”[1]p61这里清楚地表明,彭湃在开展和领导1924年之前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时的身份就是中共党员,并且是党组织的活跃的领导人,执行党中央关于农民运动工作的政治主张。在领导早期海陆丰农民运动期间,彭湃与党的负责人陈独秀有书信往来,贯彻和执行党的决议和农民运动的工作方法。在彭湃的领导下,海陆丰农民运动各阶段的发展都体现了党在不同时期的政治主张。从早期海陆丰农民运动发展进程与中共一大、二大、三大关于农民问题的政治主张可以分析它们之间的关联性。

一、党的一大与海陆丰农民运动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李达、董必武、毛泽东等13人出席会议,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俄国人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李大钊、陈独秀均因事务繁忙,没有出席大会。会议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共一大没有考虑农民问题,其实是不准确的,党的一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纲领》,在短短的十五条里面就有两条提到“农民”[2]p197:

三、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以及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

......

十、工人、农民、兵士和学生等地方组织的人数很多时,可以派他们到其他地区来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当地执行委员会的最严格的监督。

可见,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第一天起,就把农民作为建立苏维埃的主要依靠力量之一,是与工人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谁都清楚,传统中国社会的主要人口是农民,农民对于任何政治家和政治运动来说,都是不可忽视和回避的对象。中国共产党同样重视农民阶级。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1920年11月,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作为当时接纳临时党员的标准,也是全国建党的纲领性文件。宣言的正文分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和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三部分,其中就讲到共产党的任务是组织和集中包括农民在内的阶级争斗势力,实现工人和农民掌握政权,建立像苏联一样的“劳农专政”:“这一定要向工人、农人、兵士、水手和学生宣传,才成功的……并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人的手里,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3]p549

中国共产党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做出自己的判断,强调“中国经过了几千年的封建政治,人民生活基础自来都建设在农业经济上面”[4]p61,因而重视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农民确定为革命的主力军和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同盟者。在向民众发出号召时,甚至经常把农民放在第一位,1922年6月16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讲道:农民工人学生兵警商人诸君呵!军阀不打倒,废督裁兵是不可能的……

全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报告也没有忽视农民阶级的革命地位。陈公博写给中共中央的《广州共产党的报告》把对农民宣传工作列为一项主要任务:“对农民的宣传工作。马克思主义小组组员褚诺晨同志,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思想,创办了《新村》,我们要千方百计地帮助他扩大影响,扩大宣传。”[5]p18

1922年6月16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指出当前的奋斗目标之一是“肃清军阀,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所以,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各地便出现一些共产党员投身农村开展农民运动、组建农民协会的活动。

在党的一大召开的同一时间,1921年7月,彭湃在广东省海丰县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社,宣传苏联十月革命,探讨社会问题和社会变革。同时组织成立“劳动者同情会”,目的是“欲与劳动者协力工作,互相扶助,交换知识,以促成教育和贫民相接近”[6]p1-2,向劳动者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1922年春,彭湃任海丰县劝学所所长,与杨嗣震、李春涛等人组织成立“赤心小组”,出版《赤心周刊》,彭湃在《赤心周刊》第四期上发表《谁应当出来提倡社会主义?》。这时,彭湃开展农民运动,是用宣传马克思主义去帮助农民提高认识:农民在政治上毫无权力可言,被地主、绅士和官府压迫。经济上,高额地租、高利盘剥、苛捐杂税层出不穷,使农民生活极其困苦。彭湃虽然出身大地主家庭,但经常穿粗布衣,赤脚板戴斗笠,走到广大农民当中。他在城郊溪西社灵爷庙前番薯市,向赶集农民讲演《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农民生活与地租问题》,向农民讲田主剥削农民的无理。彭湃指出,农民苦痛的根源于旧的社会制度,农民应该团结起来维护权益,反抗地主剥削。

二、党的二大与海陆丰农民运动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等12人出席大会,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大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等,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对象、任务和目标、动力和策略,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

党的二大提出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变革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定关于农民问题的纲领,体现了党对当时中国农民运动的政治领导。

一是充分肯定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決定性地位,《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认为,中国农民是革命运动中的强大力量,是中国工业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农民因为土地缺乏、人口稠密、天灾流行、战争和土匪的扰乱、军阀的额外征税和剥削、外国商品的压迫、生活程度的增高等原因,以致日趋穷困和痛苦。……而且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

二是强调保护农民利益,党的二大宣布的革命目标中有保护农民利益,包括“废除丁漕等重税,规定全国城市乡村土地税则”,以及“规定限制田租率的法律”两项针对农村封建剥削的内容。

三是提出建立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民主联合战线的策略方针。党的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倡导共产党应该联合各革新团体组成包括农民在内“民主的联合战线”:“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工会、农民团体、商人团体、职教员联合会、学生会、妇女参政同盟团体、律师公会、新闻记者团体等,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7]p6。

四是提出组织苏维埃政权。集合工、农、教、学的“民主联合战线”,通过阶级斗争,建立工人与农民联合组成的苏维埃,成立“劳农专政”,最终达到无产阶级完全解放的目的,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所以工人们时常要记得他们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训练自己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预备与贫农联合组织苏维埃,达到完全解放的目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7]p34

党的二大提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关于农民问题的纲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当时中国农民运动的政治领导。党的二大重视农民强大的革命力量,所以会后不久,彭湃就开始组织农会。1922年7月29日,彭湃与张妈安、李老四、林沛、林焕、李思贤组织成立了一个只有六个人的农会。“六人农会”成立后,用实际行动帮助农民解决困难,组织农会会员抵制地主加租易耕和农民彼此夺耕,打击城镇土豪对农民的敲诈勒索,保护农会会员的权益。经过努力,1922年10月25日,赤山约①农会成立,推选黄凤麟任会长。11月,彭湃当众烧毁自家田契,并宣布这些田产即日归耕种的农民所有,把海陆丰农民运动推向高峰,农民争先恐后加入农会。到1922年底,海丰全县12个约98个乡有农会,会员2760户,共有会员16560人[6]p22-24。陆丰方面,1922年11月,余创之、林甦在陆丰县潭涌、东山、浮头等乡发展了林佛助、林水其、庄妈夏等加入农会。

农会发展迅速,贯彻了党的二大发展农民同盟军,建立包括工人和农民在内的民主联合战线的政治主张。1923年元旦,海丰县各乡代表60人在县城集会,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第一个县级农会——海丰县总农会。大会选举彭湃为会长,杨其珊为副会长,林沛、兰镜清等为委员。农会还用两块等边三角形的红布和黑布合成一面农会会旗,象征海丰农民消除过往乌旗、红旗的派系争斗,团结在农会的旗帜之下。至这年春夏间,海丰县总农会有会员12000户,约10万人。1923年春,陆丰县的附城、新田、河口等区部分乡村成立了农会。4月,彭湃到陆丰筹备组织县总农会。6月23日,陆丰县总农会成立,入会农户7000户,35000余人。

党的二大宣言强调保护农民利益,“废除丁漕等重税”和“规定限制田租率”两项针对农村封建剥削的内容。“六人农会”成立后,用实际行动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农会筹办了一个“父母会”,济办农民李毓父亲的丧事,成功处理童养媳溺死导致的“打人命案”,组织农会会员抵制地主加租易耕和农民彼此夺耕,取缔豪绅地主的“码头捐”和“粪船捐”勒索,调解农民之间的纠纷,打击城镇土豪对农民的敲诈勒索,保护了农会会员的权益。1923年元旦海丰县诞生的中国第一个县级总农会,通过彭湃起草的《海丰总农会临时简章》,宣布海丰总农会纲领是“图农民生活之改造,图农业之发展,图农民之自治,图农民教育之普及”[8]p442;对外的口号是改良农业、增加农民知识、作慈善事业。这表明这时候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是社会改良性质。农会确立的根本宗旨是为农民谋利益,领导农民逐步改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地位。这一时期,海陆丰农民运动是围绕民主革命纲领开展,提出农民运动的主要任务是改善农民生活、发展生产,重点放在减租,不提抗租,通过和平手段推进农民运动发展,没有采取过激行为。

1923年3月中旬,海丰县公平区黃坭乡余坤等6个佃户因拒绝田主朱墨加租,退还租田。朱墨将余坤等告上法庭,法庭收监余坤等人。海丰县农会全力以赴,组织6000多名农民前往法庭请愿,法庭不得已,放出余坤等6人,显示了农会的力量,提高了农会的影响力[9]p131-139。这次加租事件,农会组织农民到法庭请愿,只据理要求法庭放人,不搞劫狱、不砸衙门。这些农民运动的要求和方式基本上与党的二大关于农民问题的政治主张一致。192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海丰、陆丰、归善(惠阳)三县农会会员8000余人与附城1000多名学生、汕尾造船厂工人在海丰城外菜圩埔联合举行纪念活动,发表了《海陆归三县农会“五一”宣言》。5月间,海丰县总农会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海丰、陆丰、惠阳三县500多个乡建立了农会,有会员近20万人。在彭湃领导下,农会颁布了一系列文件,包括《海丰总农会临时简章》《赤山约农会章程》《海丰总农会对时局宣言》等,这些文件也与党的二大关于农民问题的主要思想基本一致。

三、党的三大与海陆丰农民运动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等30余人出席大会,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大会分析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社会矛盾以及中国革命的性质,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关于劳动运动的议决案》《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等。

党的三大指出,中国革命目前的任务是进行国民革命,领导集团是国民党,工人阶级队伍的不发达决定了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只能处于国民革命的配角地位,必须与国民党合作。同时,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指出:“农民当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因此,中国无产阶级有责任“应当最先竭力参加促进国民革命,并唤醒农民,与之联合而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以引导革命到底”[8]p51-57。工人阶级的力量薄弱和不成熟决定了农民和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党的三大重视农民问题,大会通过的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分析了农民贫困的原因在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以及国内各反动势力压迫,指出由于这些压迫,农民自然有革命要求:“故我党第三次大会决议认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牵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7]p63

党的三大举行期间,在彭湃的领导下,海陆丰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大会宣言指出:“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是我们的中心工作。”加大对农民的组织和宣传力度,有利于促进各地党团组织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根据这一要求,彭湃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结合农村实际,算农民一年的收入账和支出账,揭穿地主剥削的秘密,启发农民认识到受压迫与剥削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这提高了农民自我解放意识,使广大农民认识到只有建立和壮大农民协会,才能在农村形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强大力量。经过努力,很多农民都踊跃报名参加农会。海丰、陆丰、归善(惠阳)三县农会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后,农会发展至紫金、普宁、惠来、潮阳、潮安等县。7月,惠州农民联合会改为广东省农会,制定了由彭湃起草的《广东农会章程》,选举彭湃任省农会执行委员长,会址设海丰县城林祖祠,形成了以海陆丰为中心的广东农民运动,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获得极大提高,各地的农民协会培养出大批农民运动积极分子。

党的三大宣言进一步提出建立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民主的联合战线”,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农民运动的最大胜利。大会通过了《农民问题决议案》,制订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1923年)》,构成党关于农民问题的纲领性文件,反映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性,为此后中国共产党研究农民问题和开展农民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农民阶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败的关键力量,要重视农民运动,把领导农民进行革命斗争作为党的中心工作之一。这一阶段,海陆丰农民运动坚持非暴力手段。1923年7月26日和8月5日,海陆丰两县连续两次遭受台风袭击,造成了人民的财产严重损失,农作物几无收成。海陆丰两县农会召开农民代表会,通过“至多三成交租”的决议,并发表《为减租而告农民》的公开信。8月15日,海丰县农会借北笏仔乡戴阿扶3人被捕事件,在海城举行减租誓师集会,到会农民2万余人,声威震撼。陆丰总农会也派200多名代表参加。第二天(农历七月初五)凌晨,海丰县长王作新派出警察,联合钟锦棠军队300余人,围攻海丰县总农会,逮捕农会干部杨其珊、洪廷惠、黄凤麟等25人,宣布解散农会,并通缉彭湃、林甦等。“七五农潮”发生后,农会没有采取暴力手段,彭湃与林甦、李劳工等奔走于老隆、汕头、香港等地,向陈炯明据理陈情,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 迫使当局在年底先后释放“七五农潮”中被捕的农会会员[6]p14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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