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陕苏维埃政府《优待专门人才暂行条例》的颁布

杨宁


[摘要]红四方面军自1932年底进入川陕建立根据地,到1935年5月撤离根据地的近三年的时间里,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领导根据地军民与国民党四川军阀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其中,《优待专门人才暂行条例》的颁布与执行,对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推动川陕苏区政治、军事的不断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川陕苏区 优待人才 颁布条例

川陕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一个重要根据地,它地处川、陕两省交界的大巴山和米仓山脉。这里山势陡峭,深谷延绵,林深草茂,交通极为不便。从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到1935年5月撤离根据地的近三年时间里,川陕根据地军民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与国民党四川军阀刘湘、田颂尧等部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使得根据地逐渐由小变大,辖区内社会各项事业不断发展,从而牵制了四川军阀的兵力,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这过程中,川陕苏维埃政府《优待专门人才暂行条例》的制定与颁布,在苏区革命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优待专门人才暂行条例》颁布的背景

川陕地区在红军进入之前,由于国民党军阀的残酷压迫,农村经济已经是凋敝不堪。红军进入川陕建立根据地后,又遭到敌人的严重经济封锁,甚至根据地军民连吃盐都发生了困难。1933年夏,红军发起的仪(陇)南(部)战役主要是为控制嘉陵江两岸与夺取南部产盐区而进行的。当时的情况正如徐向前元帅在回忆录中所说,川陕根据地初期经过战争的破坏,“加上‘左的政策的影响,弄得经济困难,兵员枯竭,叫民穷财尽”[1]p407。

川陕苏区原本就是一个偏僻的山区,农村中农民大多不识字,城镇民众的文化水平也不高,故而苏维埃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的专门人才奇缺,这给川陕苏区各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地方上的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

1934年10月28日,红四方面军发布《红四方面军政治与党务工作决议(草案)》。《决议》在谈到“政治教育工作不深入”时指出:“各部没有建立宣传科的经常工作,无扼要的教育计划,宣传鼓动工作方式死板。不会抓紧各种时机与战士情绪来鼓动宣传,不会进行游戏娱乐与俱乐部工作。党政苏维埃基本训练之不够未能发动党员战士去较深的学习,上级文件多半未能讨论,有的成为废纸。宣传品之不简要活泼,各种报纸尚少能深入到下层。识字运动还差,许多干部战士还不识字,有的党员的学习精神落在群众之后。”[2]p317

《决议》在谈到“地方工作”时特别指出:“首先是政治工作干部对地方工作无充分的研究,对苏维埃文件没有深刻讨论,与地方党苏机关未取好联系,与形成帮助地方工作中之集体分工,最不会学习探求群众中的现象、要求、斗争,不会自下而上的动员,不会培养地方工农干部,健全的领导机关与经常工作,命令机械方式,脱离群众的危险。尤其是不会组织地方武装、工会、贫民团,从这些基干上来推动地方工作。”[2]p319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1934年中共川陕省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提纲》,才把“对夺取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问题”作为“环绕川陕赤区的形势与我们急迫的任务”[2]p315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提了出来。

同时,川陕苏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形势严峻。中共川陕省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财政经济问题决议(草案)》指出:“反革命的进攻不单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而且采取经济封锁的毒策,想来增加我们的困难,敌人时常说:‘苏区物质缺乏不能持久作战。因此解决物质的困难,冲破敌人经济封锁,在长期的残酷的战争中,绝对保证工农红军的给养与供给,改善工农的生活,这是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2]p332因此,苏区必须发展工人合作社、农民合作社、粮食合作社、布匹种子合作社等等。要用“最大的力量来发展”苏区的特产,例如南部盐井,广元的煤炭,南江、万源的煤铁,巴中、万源的茶叶,仪陇、恩阳的棉花,巴中的白蜡等,“以及全苏区的桐油、猪毛、药材、木材这些苏区的特产”;要“宣传群众到处成立纺织工厂,打盐井、挖矿,开铁厂、锅厂、铧厂、纸厂、糖厂、油坊、药行、排耳山” 等等;还要大力发展农村副业。同时,苏区还要开办银行,调节物价,对外贸易,举办交通与水利事业等等[2]p333。而这一切更是急迫地需要各种专门人才。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尽快适应苏区全面发展的需要,各级苏维埃对急需的专门人才也采取了一些优待政策,但由于各地执行情况不一,具体政策也不明确,故而许多人仍然有所顾虑。鉴于此,川陕苏维埃政府于1934年初发布了《优待专门人才暂行条例》(以下简称《优待条例》)十四条[2]p415。

二、《优待专门人才暂行条例》的重点内容

《优待条例》首先指出政府优待专门人才的重要性。它强调: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之下,广大劳苦群众,只供军阀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奴役,没有受教育的可能;学习一切专门技术之机会,只为统治阶级子弟专有。因此,在革命战争与进行赤区各种建设的目前,需要招致一批专门人才,给予优待,供苏维埃政府使用,俾一切为统治阶级所秘守的专门技能得以转移于劳苦工农手中,使各种工作能更迅速的前进。

《优待条例》第一条指出,苏维埃政府“特制优待专门人才暂行条例”的目的是:川陕苏维埃政府为了进行赤区建设,开展赤区富源,改善农业,发展工商业,提高工农生活与文化水准,冲破国民党军阀的封锁,使统治阶级所秘有的技术转移于劳苦工农,必须招致一批专门人才,供苏维埃政府使用。

为了使更多的专门人才为苏维埃政府服务,苏维埃政府在他们的薪金上给予了特别优待。《优待条例》规定,他们可以“不受苏维埃薪资条例之限制。每月薪额由六十串至两千串,有特别技能其薪资超过两千串者临时规定之”(第三条)。而当时,按《各级苏维埃工作人员与工资的暂行条例》的规定,县苏维埃脱离生产的常委每人每月工资包括伙食费在内为6元,各部工作人员工资每月“不得超过5元”;乡苏维埃脱离生产的常委每人每月工资包括伙食费在内为4元,其工作人员工资每人每月“不得超过4元”[2]p39。川陕苏区当时的货币兑换比价是:“银圆一元等于铜圆三十吊(即合二百文铜币一百五十枚) 或相当于此数的布币与纸币”[3]p122,這里的“吊”即“串”。《优待条例》规定的专门人员的薪金如仅按200串计算,就已经高出当时在县级苏维埃政府中脱离生产的常委职干部的6元工资。根据《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统计,1933年前后川陕苏区的农产品物价[4]p486一般为:

川陕苏维埃政府在《优待条例》中鼓励专门人才在工作中进行著述与发明,并规定给予其方便和奖励:“凡有关于学术上的著述,由国家出版审查委员会察查后交国家印刷所付印,并斟酌其价值予著述人以相当报酬”(第四条);“关于学术上之新发明,经苏维埃文化机关审查后,从优给以奖励”(第五条)。

对于在苏区服务一定年限的各种专家,苏区政府还特给予其一定政治上的优待和生活上的保障:如属犯罪之人,“在苏维埃政府服务之专门家,忠实工作三年以上者,得享有公民权或减免其本身犯罪之刑法”(第六条);如属年老多病者,“在苏区服务之专门家,忠实工作五年以上,因年老或病患请求解职者,苏维埃政府每年予以退职金”(第七条);如属“各种专门人才在苏维埃政权下服务有相当劳绩者,其残废或死亡,苏维埃政府予以抚恤金,其金额与年限,由苏维埃政府酌定”(第十一条)。

苏区政府为了解除专门人才的后顾之忧,对于他们的家属与子女也作出了专门的优待规定:“专门人才之家属来苏区居住者,苏维埃政府当予以生活上一切之优待”(第九条);“其子女得入苏维埃学校肄业,并享受免费优待”(第十条)。

当然,川陕苏区政府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在《条例》中也专门规定,愿意在苏区服务的专门家必须“遵守苏维埃政府的法令,不得与反革命勾结或参加其行动,并须忠实其本身工作”(第二条) 。

苏维埃政府为了规范专门人才与政府双方的行为,并履行各自的承诺和义务,《优待条例》还特别规定,“专家在苏区服务与苏维埃政府相互间之条件,须预先经双方同意载入契约,共同履行”(第八条)。

此外,苏维埃政府为了发挥辖区内有专门技能的地主、富农的积极作用,《优待条例》在“第十二条”中专门规定:“赤区内地主富农有专门技能愿意在苏维埃政权下忠实服务者,同样享受本条例之优待;过去虽参加反革命行动,有贫苦工农担保其悔过自新者,得减轻其刑罚”。

三、《优待专门人才暂行条例》颁布的影响

《优待专门人才暂行条例》是川陕苏维埃政府动员一切力量进行根据地建设的一项重要法制措施,它的颁布使得许多人尤其是曾经在国民党政府中干过事或者出生在地主、富农家庭的知识分子、专门技艺人才打消了顾虑,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参与苏区各方面建设的积极性。《优待条例》颁布的影响是巨大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条例》以法规的形式将苏区对专门人才的优待政策公布于世,彻底揭穿了当时国民党对红军的恶意宣传,打消了苏区知识分子与具有某种专门技艺之人的顾虑。红军未进入川陕苏区之前,国民党对红军进行了大量的恶意宣传,说红军来了要对有钱人家共产共妻,使得一些知识分子、小手工业者、小商贩等心存顾虑。据营山县一位老裁缝的后人回忆,他祖父曾对他讲,红军刚进入营山县城时,祖父吓得把裁缝铺子关了几天门,因看着没事才打开铺子照样忙他的营生,后来他还为红军赶制了上千套军装[5]p138-139。《优待条例》颁布后,许多教师、医生以及各种技艺人才更是毫无顾虑地积极投入到了苏区的各项工作之中。

二是激励知识分子、专门技艺人才积极投身苏区的文卫工作,从而推动了苏区文教卫生工作的发展。川陕苏区所处地区文化极为落后,当时各级苏维埃都急需文化人才。据四川南部县三合乡王选章老人回忆:“红军解放了三合,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府,要在全乡找一个笔书也找不到,我们家是划的富裕中农,红军代表找我去三合乡作笔书,席自成家是中农,在三合第六区苏维埃作笔书”[6]p85。同时,红军医院由于条件差,特别是西药缺乏,也急需当地老中医加入,据记载,当时驻扎在南部县长坪、五灵、楠木、碑院、三合等地的红军医院里,“大部分都是聘请的当地老中医”,他们除为红军治伤外,还给当地居民治病[6]p89。此外,苏区的许多私塾先生也参与到苏维埃政府主办的列宁小学、工农学校的教学工作,为苏区的教育事业出力。有的民间艺人还帮助苏维埃政府成立剧团,开展宣传文娱活动。据南充市的老文化人王化同志讲,当时阆中鹤峰区新剧团就是“由灯戏艺人徐玉山原班人马改建,有20人,他们以自编自演为主,如《打倒刘湘》《妻劝夫参加红军》等节目,深受群众喜爱”[5]p202。雕刻艺人还在川陕苏区留下了许多红军当时宣传的石刻标语。

三是促进了苏区的工商业发展,保障了红军的供给和苏区人民的生活需要。由于苏区重视人才,当时不少有管理能力的人办起了各种工厂,例如“在当时的仪陇、长胜(巴中县鼎山场)两县,基本上实现了乡有纺织厂,区有织布厂”[5]p214。尤其是食盐,它是川陕苏区最为紧要的急需物资,四川南部县被徐向前同志称为盐乡,由于当地熟练盐工及民众的积极参与,故而保证了苏区红军及群众食盐的供应。刘文震的《在川陕苏区南部盐乡的日子里》记载,他因具有较好的熬盐技术与管理能力,当时被指定为南部县碑院食盐厂三合分社长,其管理下的盐场除分经理部供给粮食与猪肉之外,每个工人每月还有“三至四元工钱,多的六元,我的月薪是十六七元”[5]p40。此外,区内的木耳、茶叶、棉花、桐油、白蜡、药材、木料等特产得到了进一步开发,糖坊、油坊、盐井、采矿以及锅厂、纸厂等各种手工作坊和厂矿也不断出现,经营粮食、盐油、布匹等各种合作社亦迅速增加,它不仅保障了红军的后勤供给,而且使得苏区日常生活物价也迅速下降并趋于平稳,苏区的社会更为安定。

总之,《优待专门人才暂行条例》的颁布与执行,对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推动川陕苏区的政治、军事的不断发展无疑都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

[2]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上)[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

[3]四川大学历史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简史[M].成都:解放军出版社,1979.

[4]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5]南充市文史資料第二十辑(红军在南充)[M].南充:政协南充市委员会自印本,2011.

[6]南部县委党史办.红军在盐乡[M].自印本,2007.

责任编辑/彭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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